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又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由于段政府的包庇，曹锟并没有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而受到制裁。

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后来，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军不得不撤出了北京。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他通电各省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映。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在观望吴佩孚的态度。于是曹赶忙派心腹人去汉口征求吴的意见。吴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以冯玉祥为敌。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或“三哥”。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组织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曹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事生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曹锟，其心情是不会好的。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曹锟的病情好转后，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红鹏高翔万里心”的对联一幅。

曹锟脾气一向随和，对待家人和侍从们很少发脾气。据曹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

每到夏日的傍晚，曹锟院子里常常有些穷邻居来闲聊。这些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好不自在。此时的曹锟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乐趣。他常独自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分。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便命家人把卖鸟的叫到家中，把鸟全部买下，仔细端详着这些围居在笼中的鸟们，然后把鸟笼放在院子中央，打开鸟笼门，充满爱怜地看着这些小生命争先恐后地展翅飞向天空，良久地向鸟儿飞去的方向注视着。

曹锟晚年信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花重金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每天朝拜。

曹锟抽大烟，但不“困灯”，不上瘾。爱听河北梆子，每遇生日做堂会，总要点几出河北梆子听听。

曹锟下野后，身边无兵，来到泉山里后，身边只有两个侍从，一个先生（相当于秘书）。刘夫人花钱请了几个英租界的门岗。家中有3个老妈子及几个丫头，专门伺候夫人和儿女们，收拾屋子等。另外还有两个伙夫，一个司机，一个当差的。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锟。这些人有时和曹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锟也不觉寂寞。吴佩孚与曹锟关系最厚，但他曾经宣布过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所以只是时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刘夫人见晚上常有日本人的说客来访，便立下一条新规定，晚9点钟锁大门，不许家人出去，也不许客人们来访。大门钥匙由刘夫人亲自掌管。一天，高凌蔚又奉日本人之命来访。这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见高凌蔚，脸色骤然大变，他把烟枪狠狠一摔，大声吼到：“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从此，他再也不敢登曹锟家的门了。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关外，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曹锟的晚年，其家庭中有两件事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一是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贞（袁世凯的女儿）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住院后，袁家不甘罢休。此时虽然袁世凯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势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两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一“趣闻”。后来曹士岳被刘夫人保出与袁怙贞离了婚。这件事曹锟觉得丢了面子，每当家人提起此事，他脸上都现出一种忿忿之情。二是曹锟的养子、曹锐之子曹少珊虽在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后不久便认祖归宗了，但实际上他仍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曹锟子女们十分不满，常为此闹矛盾。曹锟看在曹锐的面子上，不忍心对曹少珊过于苛刻，所以他也不能左右家里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常常唉声叹气，很是烦恼。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