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袒的也好办，右袒的也好办，就是不左不右的最难对付！”

冯虽是一军人，但在他功成名就以后，由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前清的秀才，所以一向对于所谓“文学名流”是很愿意接近的。正因为这样的心理，他和康、梁开始有了交往。但是，这不过是他愿意结识这两个人的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康、梁二人是“保皇党”的思想旗帜，与冯国璋可谓志同道合。

为袁世凯称帝效力的“筹安六君子”办起筹安会以后，由于帝制之说，已经闹得“通国皆知”。冯为了这，就借了“晋京请示要公”的名目，让津浦路局挂了一节“花车”，从南京去了北京。这次同行的，除了几个随从以外，局外人只有一个梁启超。当他们还在旅途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冯正和大家一道坐在“花车”里吃晚饭，大家边吃边谈，不知不觉地就谈到了帝制的问题上去。紧接着梁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袁世凯会不会做皇帝。冯当时就说：“云台（袁克定字云台）他们为了享受将来一套长久的富贵，或者会有这样的谋划。要说项城（指袁世凯）本人也愿意这样做，据我看，他决不至于这么笨。”接着，他很有自信地对梁启超说：“以我和项城向来的交情，我可以问得出来！”

冯到了北京，住在了禁卫军军司令部（民国成立后，军司令处改名为军司令部）里。就在他到京后的第二天下午，便到总统府去见袁世凯。冯临去的时候，曾和几个心腹说：“你们大家都不要走，我就要回来的。”可是，这几个人一直等到傍晚，却始终不见冯回来。后来，有那随同冯进府的人打电话过来说：“大总统留上将军在府里吃晚饭啦。”

第二天一清早，这几个人便又聚集在冯的住室的外间屋里。等了不多的功夫，便看到冯从他的住室里慢慢地踱了出来。他一见众人，便说：“项城的心事到底被我问出来了，他是决不做皇帝的。”

后来，冯派其手下恽宝惠到北京打探消息，恽宝惠看到袁世凯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做皇帝，便打了一封密电（电文主要是“主座（指袁）称帝一事，志在必行”）并取得了冯的同意以后，转回了南京。随着，恽宝惠就把在北京活动的经过详尽地当面报告了冯。冯听了以后，只说了一句：“我都明白了！”的确，他是都明白了。由于恽宝惠的这次北行，他既明白了袁的真意，也明白了自己受了袁的欺骗，这真正到了冯决定自己的态度的时刻了。因此，冯后来对袁世凯的命令阳奉阴违，或拖着不办，敷衍了事等是有原因的，以致坚持着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应该说，完全是由袁世凯自己所造成的。

但是，冯这无言的抗议到底召来了袁的相应的对付手段。有一天，政事堂忽然发来的传达大总统袁世凯命令的专电：“特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冯的心腹们虽然知道这并不是冯所乐见的消息，却也不能不上去给他道喜。结果，到了冯的门口，上差传来冯的话：“一概挡驾！”师景云等几个人由于个人的利害关系，就纷纷揣测：冯既已内调，那么袁一定要调来一个更为他所信赖的人来督理江苏军务。但是，他们没有猜准，此后始终没有下文。原来，巡按使齐耀琳给袁世凯打去了一个电报，说是：江苏地方重要，督理军务，万难遽易生手。请求援照黎副总统的前例，准冯以宣武上将军遥领参谋总长。齐的这封电报，是否事先已经取得了冯的同意，并且事后是否已经得到了袁的回电，不得而知，但冯的确没有北上就任新职，却是事实。看来，袁这次所使用的“调虎离山之计”，由于冯的不肯听命，并没有奏效。

接着，云南起义爆发了。可是，冯对于袁世凯这个“洪宪皇帝”却依然保持着表面上的恭顺态度。有关臣下对君上的一些文字上的过节，也是分毫不差。冯、齐二人会衔的奏折，一开头总是：“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一等公臣冯国璋”和“江苏巡按使一等伯臣齐耀琳”并列在一起，然后紧接着“谨奏”两个字。那奏折的结尾也总是这样：“伏乞皇帝陛下圣鉴，谨奏”。从表面现象上看，“洪宪皇帝”袁世凯真是八面威风，万民顺从。但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由于袁要对西南用兵，就给冯来了个密电，要他准备一部分队伍开到长江上游去填防。可冯回电道：江苏地方辽阔，人心不定，原有的队伍还感到不敷分布，哪里还有多余的力量能够调到省外去！就这样，袁的军事部署就未能如愿以偿。因此，袁世凯就又派了阮忠枢来了个“二次下江南”。

袁下令缓办帝制以后，还没有决心放弃帝制。有一天，袁把张国淦找了去，和他研讨了帝制的前途，并且指出在当时的军政要人中哪一个对帝制是左袒的，哪一个是右袒的，就是说，哪一个是赞成的，哪一个又是反对的。当时，张回答道：“左袒的也好办，右袒的也好办，就是不左不右的最难对付！”袁听了以后，稍微凝了一凝神，立刻张大着眼睛向张问：“你说的是不是冯华甫？”张点了点头，袁紧接着就说：“我知道了。”此后不久，阮忠枢便再一次到了南京。他这一次仍然住在西花园，住了没有几天，便又转回北京去了。在这几天中间，听说冯经常陪着阮抽大烟，他们边抽边谈，想来，谈得是够多的了。当时，阮经常给袁打去密电，当他把这些密电交到电务处的时候，电文内容都是已经翻好了密码的。它的开头，却总是明码文字的“北京皇帝陛下圣鉴”这几个字。冯的手下看了以后，总不免在私下里嘲笑似地说上一句：“真是个命令不出北京城的皇帝陛下！”显然，这些个电文的内容，是和冯、阮密谈的内容有关的。

由于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使得那位“洪宪皇帝”感到风向不对，阮忠枢回去以后没过几天，袁世凯就宣布了由缓办帝制改为撤销帝制。但是，做不成皇帝了，大总统他却还是要做的，这种无赖行为引起了国人的抗议。1916年4月，冯国璋先后打给袁的两封电报。4月1日第一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就国璋观察，……须于取消帝制而外，从速为根本解决。以前帝制发生，国璋已信其必酿乱阶，始终反对，惟间于谗邪之口，言不见用，且恐独抒己见，疑为煽动。望……立即再进一步，以救现局。”在第一封电报发出以后的十几天，又是一个晚上，冯又让恽宝惠躲在那个屋里写起草打给袁的第二封电报，这便是劝袁“敝屣尊容”的所谓“铣电”了。那一天，他一见了恽宝惠的面，便交给他两封电报，同时，极不满意地说：“你先看看这个。”恽接过去一看，那电文一个是袁世凯给冯的回电，它除了说明他已经在英国伦敦置有房屋，随时都准备到那里“归老”这一些鬼话以外，又着重地说明他受着全国国民的付托，他为国为民，一时还实在不能够放弃他这个大总统的职位这一类官话。看来，冯之所以显露出极端不满意的神情，可能是和袁所打的这种官话有关吧！另一个电文，却是阮忠枢的来电，大意是，假如袁“下野”之后，西南方面还有进一步的要求，那该怎样应付，希望冯在这一点上预为筹划。阮所说的进一步的要求，便是当时盛传的一种说法，也是袁世凯所最害怕的一种说法，那就是把洪宪帝制的罪魁交付国民裁判并没收其全部财产。阮所以发来这封电报，显然是袁授意的。这是因为袁当时已处在四面楚歌的境地里，他这个窃国大盗是最了解他自己的全部罪行的，因此，他就不能不设想到全国国民一定会在他“下野”之后，还要求对他做进一步的追究，这便是他指使阮忠枢发出这个试探性电报的原因。

恽宝惠看完了那两封电报，冯便告诉他要起草的第二封电报的主要内容。当他把他那满腹牢骚尽情地倾泄给恽的时候，恽曾经插问过一句：“这样说不太过火吗？”冯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句：“事情到了现在，还有什么不能说的！”遵照冯国璋口授起草的这个电报内容是：

“国璋耿直成性，未能随时俯仰。他人肆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至因间生疏，因疏生忌。倚若腹心，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掣肘。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全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设非平日信义能孚，则今日江苏，已为粤、浙之续矣！……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军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势，已见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容，急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说完了他的最后意见以后，冯国璋指着阮忠枢的来电，让恽宝惠针对阮提的问题在打给袁的这封电报里作一个明确的答复。他所说的大意是，如果袁肯于“下野”，就决不容许任何人再对袁追究责任。假使有人要这么做，他就一定要“惟力是视，与之周旋”，并且他一定要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袁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恽宝惠把全部电文写好并且经过冯一再推敲以后，冯国璋叫上差把吴守诚找了来，当面交由吴拍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