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气势汹汹，黎元洪却以不变应万变，支支吾吾加以拖延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为了平息与西南方面的纷争，段祺瑞同意恢复《临时约法》召集国会，于是南北融合，气象一新。

可是，国内和平刚一实现，黎、段之间的矛盾马上继之而来。段祺瑞依然是段祺瑞，而黎元洪不是袁世凯，段祺瑞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不仅段祺瑞骄横，连徐树铮及手下人对黎元洪也十分无礼。

一次，国务院任命了几位外省的厅长，徐树铮拿着委任令去总统府盖印。黎元洪见名单上的几个人名字很陌生，便随口问了一下。徐树铮便不耐烦了，用训斥的口气说道：“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让你盖印你只管在最后一页盖就是了。我还忙得很，哪有闲功夫？”黎元洪气得脸色发白。

黎元洪忍气吞声，但是，他的幕僚却愤愤不平，于是和国会中反段力量联合起来了。国会中“韬园派”反段最为激烈，其首脑是段祺瑞最讨厌的孙洪伊。孙洪伊进京后，与黎元洪商议提出联直排皖、联冯排段的计划。

面对总统与总理的冲突，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两面为难，于是干脆辞职撒手不干。接替他的是总统府方面强硬的代表丁世峄。丁一上任便提出要划分府院权限。这一提议仿佛在热锅上洒了盐。段祺瑞气得一拍桌子道：“好吧！我不干了，让黎黄陂一个人干吧！”

段祺瑞甩手不管，黎元洪又害怕了，赶紧找人向段表白，同时也向他诉苦，反映国务院某些人目无总统。段祺瑞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趁机重新视事，同时对部下作了一些约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务院内狼烟四起，闹事的是内务总长孙洪伊。

事情起因很多，主要源起于一件事。国务院任命郭宗熙为吉林省长和查办福建省长胡瑞霖案。因为国务总理发布的命令还须经分管的总长副署方可生效。而徐树铮为了免得孙洪伊从中作梗，直接越过了孙洪伊。孙洪伊自然得理不让人，要求查办徐树铮。段祺瑞则想把大事化小，孙洪伊一气之下便递辞呈。后来虽然未辞成，却埋下了祸因。

徐树铮受了孙洪伊的气，发誓要进行报复。机会来了，孙洪伊换了袁世凯时代的内务部旧职员30余名。这些人或多或少与北洋高级官员有联系，事情捅到了段祺瑞那里。

有了总理的支持，被解职的人员便向政府仲裁机构平政院提出诉讼。平政院也明白有总理在背后撑腰，便判决原告胜诉，要内务部限期撤销解职令。孙洪伊当然不干，声称平政院是袁世凯私立机构，其判决不足为据。

事情弄到这个份上，段祺瑞不能不说话了。他要孙洪伊接受裁决，孙洪伊索性横下心来，坚决不同意。段祺瑞气得火冒三丈，说“你结党营私，滥用私人！平政院的判决我看很合理，难道就没有人管得了你了？”

孙洪伊索性撕下了脸，大叫道：“我撤除的是帝制余孽，官厅不能成为庇护他们的场所。”

段祺瑞决心除去孙洪伊，于是签署了罢免令。黎元洪大吃一惊，压下了这道命令。徐树铮催促了四次，都无结果。

段祺瑞被激怒了，于是亲自出马见黎元洪，气冲冲地问：“孙洪伊的罢免令已经送来好几天了，大总统不会不知道吧？”

黎元洪支支吾吾着，说应当慎重考虑这件事，段祺瑞火冒三丈，说：“照你这么说，我是不慎重了？”

“这个，唔，这个……”

“那好，大总统既不免他的职，就请免我的职吧！”

孙洪伊的事使段祺瑞与黎元洪闹僵了，于是请来徐世昌调解。徐世昌哪边也不得罪，摆出一副公允的姿态，两边各打五十大板，提出孙洪伊和徐树铮同时免职。黎元洪自然明白自己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打个平手也就满意了，但却不知段祺瑞意下如何，于是又转请许世英向段祺瑞提这个方案。

许世英时任交通总长，不仅是段祺瑞的同乡，而且两人有金兰之好，是段祺瑞的亲信。他在和段祺瑞下棋的时候委婉地说出了徐世昌的建议。段祺瑞考虑良久，说：“你去对黎黄陂说要免丁世峄一起免。”

于是，孙洪伊、徐树铮、丁世峄先后被免职，事情暂告一段落。

1917年2月，段祺瑞和黎元洪因为对德国问题再次产生尖锐的冲突，并导致了两人之间的彻底决裂。

1917年2月3日，美国宣布与德国绝交，于是段祺瑞和黎元洪一致赞成对德宣战。首先，在2月9日，内阁通过了对德国潜艇政策提出抗议的决定。这是中国对德国采取的第一个外交步骤。

3月3日，在段祺瑞的主持下，内阁会议又顺利地通过对德绝交案，次日，段祺瑞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黎元洪却一反以前赞同的态度，拒绝盖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原来，黎元洪走的是亲美路线，美国对德绝交，他自然紧随其上。而段祺瑞是亲日派。美、日帝国主义都希望通过促使中国参战而取得在中国的霸权。于是美国一旦发现中国参战对日本的好处远大于己，马上就改变主意，不再支持中国参战。

段祺瑞气势汹汹，黎元洪却以不变应万变，支支吾吾加以拖延。

“这么说，大总统是反对对德绝交了？”

“这个，我的意思是，这是大事，需慎重考虑。再者，绝交是宣战的先声，如今各省军人大多反对参战。在做出决定之前，也应该统一军界的意见吧？”黎元洪的话激起了段祺瑞心头的无名之火，他顶撞道：“军界的事，无须总统操心，大总统只要盖印即可，其余的事自有祺瑞应付。”

黎元洪则任段祺瑞无论怎么说，仿佛泥菩萨一般，死活不吭声。

黎元洪不盖印，段祺瑞便使出杀手锏，撂下挑子乘专车出走天津。协约国公使纷纷表示关切，北洋军人也来凑热闹，要求挽留段祺瑞。黎元洪无计可施，叹口气说：“外交上的事就由段总理主持，只要国会通过，我将依法办理，决不加以干涉。”

3月6日，段祺瑞在副总统冯国璋和众院议长汤化龙的劝说下回到北京。3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

绝交之后自然是宣战，段祺瑞担心的是军人的态度，于是急电各省督军进京商讨。各省督军原本不少人反对宣战，因为他们害怕让他们派兵作战，从而损害自己的实力。段祺瑞明白他们的心思，于是就明确告诉他们，宣战无须出兵，中国派遣劳工去欧洲即可。各省督军一听，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于是纷纷表示服从总理的意志。

4月25日，督军会议在京召开。各省督军和代表一致赞成段内阁外交政策，并在写有“赞成总理外交政策”的纸上签了名，给黎元洪施压。

5月1日，内阁举行会议，督军团居然要求参加。有人说军人干政，傅良佐却辩解道：“军人也是国民的一员，对国事发表意见，怎能说是干政？大总统这么害怕军人的意见，难道是心中有鬼不成？”

参加内阁会议的阁员可怜只有3人：海军总长程璧光、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军人倒有一大班，于是，宣战案顺利通过。段祺瑞便想趁热打铁，利用督军团使国会和总统屈服。

黎元洪这里顺利通过了，但国会却出了问题。

本来国会通过宣战案问题并不大，汤化龙、梁启超早就在议员中活动支持段祺瑞。但国会傅良佐却帮了倒忙。

5月8日，段祺瑞到国会解释对德政策并接受质询，他矢口否认中国参战背后有着中日幕后交易，声称宣战是本着正义的需要。当两院即将讨论宣战案的时候，各地人民团体纷纷来电支持宣战，北京城中也有一些“自发”的群众的代表强烈要求对德宣战，段祺瑞闻之十分满意。殊不知这是傅良佐背着他搞的把戏。一些外地人民团体的电报实际上都是傅良佐派人从北京电报局发出的。

5月10日下午，成群的“自发公民”包围了众院大楼，他们或摇旗呐喊，或散发“请愿书”，有的甚至闯进议长办公室，要求汤化龙允许公民代表列席讨论。“公民团”的行径引起了众议员的义愤，大家集体罢会，以示抗议，并准备离开会场，于是一场骚乱发生了。

傅良佐急于求成，结果弄巧成拙，反而使段祺瑞的宣战案中途告吹，内阁总长纷纷辞职，只剩下一个光杆总理了。

段祺瑞决定坚持下去，他一面酝酿新的阁员，一面授意滞京的部分督军和代表们，继续对国会施压，企图重开议会通过宣战案。

然而，一个毁灭性的新闻给段祺瑞致命的打击，英文《京报》披露中日秘密签订了一亿元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作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证词完全是一个谎言！

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元洪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5月23日，张国淦听说黎元洪要免段，刚想开口劝说，站在旁边的金水炎冲了过去，拔出手枪对准张国淦：“不许开口！开口我就打死你！”

段祺瑞气得鼻子又歪了。他的鼻子惟有盛怒的时候才会歪，这种情况少得很，而像这次鼻子居然向左边歪了二指多则更是少之又少，不但是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