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全金来将家里的钱全都拿出来交了集资款，然后和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匆匆忙忙地到乡政府去了。中午，全金来的父亲全宝山便挑着几十斤中药材桑皮出山到连山镇去卖。老人上午看着儿子把家里准备交农业税和提留上交的钱全部拿出来给了刘所长，还欠一百二十块钱。金来说等他回来之后把收下的黄豆全部卖掉再交那一百二十块钱。老人心想，今年的猪肯定是没杀的了。养的猪要卖掉交农业税，交提留上交款，自己把桑皮卖了，得几个钱，也可以少卖一些黄豆，过年才有黄豆做豆腐吃。不然，过年只怕就只有萝卜白菜吃了。全宝山已经七十岁了，六十年代三年苦日子的时候，由于饥饿，吃苦藤草吃多了，肠胃落下毛病，经常吐血，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从来没有消消停停在家里休息过。他和他女人跟着儿子儿媳一块生活，一家五口，一个八岁的孙子。儿子儿媳两个主要劳动力，又十分的勤劳，要是在条件比较好的农村，日子肯定过得很富裕。可在苦藤河乡这地方，山多地少，交通又不便，一年累到头，也才弄个温饱。一家五口，两亩水田在半山坡上，是天水田，到了阳春三月，就盼着老天爷将乌云堆上天顶，就盼着扯闪打雷。扯闪了，打雷了，就全家出动，往半山坡上赶。赶到半山坡，雨也落地了。儿子全金来犁田耙地，儿媳邓红玉和两位老人一边用脚踩水田的坼口，一边用手捧稀泥做田坎关水。禾子插下去了，还要看老天爷赏不赏脸。天爷赏脸了，十天半月下一阵雨。八月到了，天水田里还有谷子收。老天爷不赏脸，五月六月旱上二十天，八月连稻草都没收的了。三亩旱地也在半山坡上，插红薯不怕天旱，他们家也和别的人家一样，收下的稻子交公粮。遇到天干地燃，田里没收成了，就把养的猪卖掉，用钱抵交任务，自己家一年四季以红薯做主食。

他们家的日子比别的人家好一些的原因，是他全宝山识得很多中药材，加上他又吃得苦，七十岁的老人了，仍然起早贪黑地爬上村子后面的大山里去挖中药材。春天剥桂皮，秋天挖桑皮，挖黄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少说也有三百天是在山上度过的。一年下来，要说收入也没有多少，除了交百分之三十的山价费给乡企业办，也不过一千多块钱。但和那些没有收入的人家比，抵得人家养两头肉猪呀。苦藤河乡的人们对乡企业办收那百分之三十的山价费有意见，说是乡政府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丁安仁却说不是，他说你们的中药材是从哪里挖来的？只有大山肚里才有吧。

山是谁的？国家的啊。国家的土地上长出的东西，能随便让你们挖，让你们采摘拿去卖钱？现如今租种人家的责任田还要交租谷哩，从国家的山里挖来的中药材卖了钱就不要交山价费了？何况乡政府收这个钱是存那里日后修苦藤河大桥用的。这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叫加重农民负担呢?丁安仁是副县长，他说的话代表县政府，谁还敢说不交山价费？你不交也不行，顾家富他们开始只跟连山镇生资站打个招呼，凡是苦藤河乡的人去卖中药材，由他们代扣百分之三十的钱，乡企业办一个月去结一次账，给账的时候当然要请生资站的人吃一顿饭。后来发现去卖中药材的人给生资站的人一些好处，他们就不扣那百分之三十的钱了。顾家富就想了一个绝招，在苦藤河渡口修了一间小屋子，由匡兴义和宁占才在渡口轮流值班。谁要过河去卖中药材，先到那里去称秤算账开票，卖了钱再回来交钱。没有企业办的条，渡口不得渡他们过河。发现渡船老人渡了没有条的人过河去卖中药材，就扣渡船老人的工钱。匡兴义和宁占才都是懒、馋、贪、嫖、赌惯了的五毒俱全的家伙，哪肯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就让渡船的老人十分的为难。有几次，那些远远地从老崖村赶来卖中药材的人因为找不着匡兴义和宁占才，让他们过了河，他自己一个月的渡船工钱被扣得干干净净。好多次，苦藤河乡的人们趁着风雨交加的夜里，硬是把河边的小屋给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