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庙岗出发的时候，队长再三地叫我们把行李打公包，说保证汽车比人快，会送到的。除了蔬菜组留下收作物外，大家就背上脸盆等物集合出发了。一路上经过横穿广德县的公路，算是半年多来第一次看到了市容和当地的老百姓。出了市区，公路两边的水稻田长势很好，但多半都有倒伏的现象，又都插上了某某卫星田（27）斤之类的牌子。我因为没有种水稻田的经验，看见穗头倒伏，对这些吹嘘还有点相信，但有些乡下出身的人就根本不信。那时曾看到报载钱学森的文章，鼓吹亩产几万斤还远未用足太阳能等的说法，真为这位御用学者难为情。后来牛皮愈吹愈大，甚至吹出亩产一百二十万斤的白菜田，十六万斤的水稻田，六十万斤的山芋田就更是荒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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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当时苏联发射成功人造卫星不久，我国无此技术却将任何生产的高产叫放卫星，实在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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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转换除了守恒外还要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因此，热能转换为高度有序的蛋白质分子的结合能，其效率是很有限的。不顾这一基本原理，单从太阳常数，即地面上每平方米太阳光直照能量为一千瓦出发，再加上许多乐观估计，当然可容易地计算出十万斤的亩产量来。但这显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位学者的文章以及各级官员的弄虚作假，对于影响高层决策，上昏下庸，造成后来人为的大饥荒难道没有责任吗？

路上走了一天，傍晚时分才到目的地枫树岭以北的广德总分场。被安顿在一间称为大礼堂的房子里。到了天色晚了大家才知上当，原来公包并未送到。只是为免有人掉队才让我们轻装的，初冬天气足足冻了两晚才拿到了自己的铺盖。第二天开动员大会，知道这是一支筑路队，任务为筑一条南北方向贯通各分场的场内公路。时限为今冬明春。一些老改造又兴奋地议论开了，从大队长报告的暗示中体会出任务完成即可放人的想法。

筑路主要为土方工程，全靠肩挑人扛，劳动强度远过于田间作业。劳动的残酷性可从管理方法上看出来，上面一层层压任务，到了小组里，每天不完成任务不收工。这事实上即为一种连坐法。我们去了没多久，有一天收工时组内的一位老者累得走不动拖在后面，直到大家吃完粥还不见影踪，等到派人去找才发见他已倒毙在工地上。那地点正是广德去宣城的公路与我们所筑土路相接的被称为喇叭口的地方。在他的最后一天里，那个自称右派的小学教师，即组长还口口声声地骂他磨洋工、装死。

死者和组长的名字已记不准确了，但那些日子和那天的事好象还在眼前。在喇叭口往西不远处有一个地名叫化古塘，有一座桥，桥下水流很浅但很急，水清见底。我们每天卷起裤腿忍着冻红的腿脚去拣河底的石卵子做铺路材料。力气大扛得动近三百斤一箩筐石子的人还可不至于整天泡在冰凉的水里，体弱者则冻得更利害了。多日下来，路面铺好，盖上松土再要夯实。那一天，我们在打夯，老者当然也不能闲着，在路旁拿着锹修修补补。须知小组的任务必须完成，否则谁也别想收工。所以体力弱的人就免不了受人指责和欺负。当同情心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同情心就退却了，更何况每一小组内的主体人物大多为流氓呢。那天天气很冷，风也大，眼看夜色将临，大伙匆匆回去时便没人顾到那老者。直到分晚饭时才被发觉；他在饱受了一天的劳累、辱骂后，悄然地去世了。小组长为此也沉闷了两天。如果他现在有机会读到我的回忆，不知道会不会告诉我他当时的心境。

筑路的工作要沿路进行，那时的农民因为建立公社而整村地搬迁，我们往往就住在搬空后的村子里，一住个把月。但有时也离筑路工地很远，就不得不早出晚归。甚至除了搬进搬出两天外根本没看清村子是什么样。有时又将路边不远处村落的房子或墓葬拆毁了，取其砖瓦作铺路材料。这时候管我们的赵队长想出了个残酷的办法，他重编了小组，将劳动力最强的组放在拆房或坟的地方。然后按劳动力的强弱一组组令各组接力赛地扛箩筐。前两组的大力气人经常把两只箩筐摞起来扛，他们扛罢约五十公尺，往地上一放，就回头走，轮到最后几段老弱的就非得马不停蹄地一筐筐扛完才收得了工！

像这样的所谓“突击劳动”两三天后，收工及第二天早上出工时空身走路都一跷一跷地十分痛苦。然而，说来也奇怪，当杠棒往肩上一压，马上又健步如飞了。

尽管粮食有所增加，但体力的消耗增加更大，粮食又分等级，经常评级造成人与人的矛盾。这时候家庭的接济就十分宝贵。和我一个小组有两位年龄五十上下的人，其一原是在上海西藏路开水果店的，常有接济食品寄来，另一则无。后者体质本比前者好得多，但在大庙岗时即已饿得在田里抓田鸡吃了。安徽有一种积肥的方法叫烧火烧土，即把草皮连一层土铲下来堆了烧。这时大家就懂得如何将田鸡剥皮后放在火上烤来吃。前文提到过的那老宁波则简直来不及烤田鸡，会连皮把它生吞下去。我说的这两位老者，有接济的活了下来，另一位日见消瘦，在60年终于饿死，这是后话。

再回过来说我还在总分场时，有一天大雪纷飞，我被人告知家属来探亲了，这是因为她们沿路问讯，才有人知道了传话的。但我仍得等到收工才被叫去见面。原来我妻子的学校与其他学校合并后，有一位新校长的丈夫是总分场的干部，从而了解到农场的一些情况。她力促我妻来农场探亲，顺便也为她丈夫带些炒面粉之类的食品来。于是我妻便陪同我高龄的婶母冒着严寒来了。在她们找到毛云中秘书后我得到了优待，给了半天假，还给了招待所一间房让我门好好地谈了一晚。毛秘书悄悄地透露说我们得改造三年，还说这话千万不可说出去。我当时听了简直吓一跳！平时干部们口口声声今冬明春如何如何原来都是鬼话，而其实毛所说的三年也不真，事实上他也不知情。

由于筑路队的流动性，日子多了消息也灵通些，我后来得知这些农场干部除少数“骨干”外也都是上海公安局被排斥的对象。若干年后在放马场（一个地名，并非真正放马）劳改时，一位杨队长也亲口告诉我说，当时公安局开大会，动员他们到安徽来服务，愿意去就去当干部，否则马上判你劳教送过去！于是大批的留用警察几乎都不能幸免。

这些干部来农场后其实日子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后来在钟桥时就听到一件事，说是上海公安局的局长黄赤波有一次来农场视察工作，就在那处做报告。局长大人做报告时却改不了他那满口粗话的习惯，在讲台上大操其娘。听众中有一对夫妻，男的叫郎君，据说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趣，实在听不下去了，便递了一张条子上去，说是大家都是同志，请局长不要骂得太难听。不料局长马上问：“这条子是谁写的，站起来给我瞧瞧。”然后就有两个说法，一说当场即宣布了将该警员送劳动教养，另一说法则是第二天宣布的。总之，这位郎某因此便被劳教，后来其妻高非顶不住压力和他离了婚，他则在60年时饿死在农场里。

关于黄赤波骂粗话的事，我后来在提篮桥监狱碰见他女儿的男朋友时得到了证实。这已是文化大革命时的事，这个男友也是个高干子弟，是因“破坏抗美援越”“偷听敌台”之类的冤案成为反革命的，他说黄赤波对下属其凶无比，见了上司却是胆小如鼠，是一个“老虎、狐狸、狗”即见了下属是虎，在同事间是狐而面对上司却成了狗的人物。刘少奇在红房子西菜馆吃饭时，他才轮得到在门口站岗的份儿。说他反毛主席实在太抬举他了。这是后话，且放下一边。

不过小资产阶级情趣也得看谁有，农场总场的一位姓赵的女干部据说出身富有人家，因为涉及潘汉年案而贬官来此。每当接近她的干部出差上海时，总不能忘记捧回老大昌奶油蛋糕去孝敬她。

后来我在涛城分场时，有一次正在田间中耕作业，忽地远处走来一人，穿得倒很朴实，脚蹬一双六耳麻鞋，走到跟前，瞧了一会儿。显出很不满意的样子，大声问道：“你们的狗鸡巴队长到哪里去了？”我们一看果然那个凶神恶煞般的生产队长早已溜得不知去向了。后来得知，那个来者乃是总场的一个副场长。他不直接和我们打交道，但干部没有人见了他不混身发抖的。

干部们最喜欢的是当派出队的队长，这时便没有比他们大的官管他们了。于是就更能做土皇帝，为所欲为，吃得也比场部的干部要好得多，因为当灶的劳教人员不敢不拍他们的马屁。当然，是吃在众人头上了。

这些干部能有多少修养或水平，他们怎么可能担当所谓改造思想的任务？对待下面他们拿手的就是粗暴的训斥。而那些刑事犯罪性质的大小流氓，虽然内心里并不怕他们，但却非常会在被训时装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以满足干部的自大狂。象我们这样没本事如此表演驯服的人自然就该被视着“从眼神里都可以看出的反改造”。但这还不是最倒霉的，要是你碰到一个用好大喜功来对上讨好的队长，那你所得干的奴隶劳动就够惨的了。如若你又体力不支，干不完定额，嘴巴笨拙对付不了那些流氓。那你就得在白天的奴隶劳动之余饱受晚间批斗之苦了。

现在回过头来说钟桥的事。1959年初，土公路已基本完成，我们这一从南向北筑路的队与另外的在郎溪的筑路队几乎会合时，便被调到钟桥镇。这是一条通往江苏省边境社渚镇附近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公路穿过一道桥进入小镇，路旁有一所原来是作仓库用的大房子，我们和另外一支筑路队便同时住在里面。新的任务是采石。

采石场位于江苏省社渚境内，我们被告知在附近要建一个飞机场，采石是为飞机场公路建设之用的，事实上我们的住地就在两省交界处，每天去工地时就要穿越两省的边界线。采石工地的情景和法国影片《悲惨世界》几乎完全一样。我们的新地址是保密的，对外用了一个番号。这番号却对我们大有益处，原来上海的邮电局知道白茅岭农场是公安系统的劳改单位，向那里寄食品是不许可的。往常家属寄食品来接济都不得不用掉包计。有时还会受到不明事理的邮政职员的凌辱。而用上番号就不同了，还以为是寄到空军部队的呢，所以大量的接济就源源而来了。

有一天，我在劳动时有人指着另一队的一个矮个子对我说：

“他也是个教师。”

我问：“是吗？哪个学校的呢。”

“他是位育中学的体育教师，叫刘某某，是全运会上得过百米跑冠军的呢，他还是个回教徒。于是我随口就问了一句：

“那末，他在伙食上有什么照顾没有？”

那人回答道：“他现在什么都吃。”

还说了一些他的馋相。我也很感叹地说：

“那真是斯文扫地了。”

我没料到和我说话的人却是个拨弄是非的。这话不久就传到对方耳里了。这是？我通过下面这件感人肺腑的事才得知的。

过了几天，来了一批邮包，当然，我也拿到了来自家里的接济。晚上，我刚开始要入睡时，忽然有人往我枕下（28）索索地塞东西。“是谁？”我忙问。

“是我，刘某某。”

“你干什么？”

他一边示意我勿出声，一边急急忙忙地说：“人家看得起我，我却看不起人家。你看不起我，我却因此看得起你。你一定要收下。”说着就快步地走了。＊＊＊＊＊＊＊＊＊＊＊＊＊＊＊＊＊＊＊＊＊＊＊＊＊＊＊＊＊＊＊＊＊＊＊＊＊＊＊＊＊＊＊＊＊＊＊＊＊＊＊＊＊＊＊＊＊＊＊＊＊＊＊＊＊＊＊＊＊＊＊28在那间大仓库里，除入口的一边外，三面围着竹编的架子作床，我们这队睡西边，刘的一队在东头，两队是禁止来往的。我是头朝外睡的，他是越过禁区冒险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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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的是一盒饼干。第二天，我才打听到刘老师家里很窘迫，每次寄邮包不过是将烧饼、油条晒干，难得才有这么一盒饼干。刘老师是运动员，平时每月的粮食定量为56斤，如今每月40斤粮食还要干如此重活，怎么不饿得发慌呢？不久，采石队解散，我们调到涛城分场去的路上，队伍很分散，天晚到了目的地，发现他失踪了。先还以为他逃跑了，不料第二天他就只身回到队里。原来他在一个拐弯处，趁机挑着行李铺盖径直去了郎溪，将行李摆了个地摊，卖光了后吃了一饱，才又不得不回来。60年灾难时，他是第一批饿死的人之一。这是后话。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谁又能不饿得发慌呢？有一次，我家里用一磅装的茶叶罐寄来了一满罐的炒酱，这是我妻为我精心制作的，为了防坏，也为了经吃，酱炒得比较干。领取邮包当然是天黑收工以后，拿到了包裹，回到住处，打开罐子就着那里的昏暗的灯光也看不清是什么，就拿调羹吃了起来，一面辨味道，一面想这是不是豆沙？就这样竟把一罐酱吃完了。直到次日天亮，才从罐边未刮净的地方看出这原来是下饭用的酱！

这样的饥不择食情形是很经常的。那时邮包经常被干部积压着不去邮局领取，他们要等到劳动的关键时候，领来邮包，让大家吃饱些有利于卖力气！最可悲的是有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来自电影制片厂上影乐团的右派陈歌辛先生。竟成了他们这一卑劣手段的牺牲品。原来陈先生家中对他非常关心，邮包当然也多，有一次他一下子收到好几个，其中有些已在邮局中积压了好久。食品变质，他因此中毒，又未能得到治疗，因而不幸去世。

陈歌辛是位作曲家，原来在香港生活很富裕，被乔冠华和夏衍动员来了上海。他一心拥护共产党，令他长子陈纲参军去了朝鲜战场。还独自出钱捐了一架飞机。他怎么可能反对共产党呢？然而竟因言获罪，惨死在百茅岭。

长时期地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干重活，嘴馋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例如，也许是由于生理上的需要，象清鱼肝油这样很难吃的东西，我们竟可以用来拌和在饭里吃，不但不觉得腥气，反倒口感肥厚，非常可口。我本来不吃辣，而在那时候，能有辣椒粉或咖哩粉拌饭吃就是美味佳肴了。那时，很普遍的一种接济品是炒过的盐，从化学上讲，盐并不会因为加热而变化，不过是在炒过菜的锅里拌和过后，粘点油味而已却能舔来大有滋味。然而，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克制着不露出馋相却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分饭菜时大度些，不但可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在劳动上也可占便宜。实际上，放弃刮粥桶的“权利”，分粥有剩时放弃最后的一匙，不够时宁可饿一顿而不一调羹、一调羹地去各人杯中挖回来，其实更能保持卫生。我亲眼见到有些读过书的人，在这方面斤斤计较，但劳动力又不如人，于是受尽欺凌。也见到过吃出病来，甚至有一个人在收割时吃下大量生稻谷，把胃胀破的。

1959年4月，我们的待遇有了改善。原来是天天劳动没有休息的，该月起，每逢1日和16日有两天休息，叫大礼拜。此外也有“工资”了，说来可笑，按表现，分三个等级，为三角、五角和一块，我当然是表现不好，拿三角钱一个月，够买一刀手纸了。

4月15日，上午我们刚开始在一块小麦田里，用绳子拉出一条大道，然后将尺许长的麦苗拔掉做清基的工作，说是要筑一条从采石场往外运石子的路。下午忽然开大会，宣布采石队解散了，次日，我们将被调往涛城分场。

后来我们才听说，这是因为中印边界紧张，采石建机场的任务取消了。那么，又何至于那天上午还要破坏麦田呢？回想在大庙岗开了大半年荒，却是在煤矿顶上瞎搞一场，这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