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30日一清早，我被押上了一艘拖轮，沿着黄浦江溯流而上。

江面上烟波浩淼，两岸风光旖旎，景色秀丽。我还是第一次乘坐这样低矮的船只，感觉到像是贴着江面在滑行。从窗外拍船的波浪可以感觉到江水的气息。在收容站的污秽环境里被关了十天以后，突然间又闻到了水花中的清新空气，自有一番说不尽的舒畅。好象整个身心都融化在大自然之中，似乎古人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这种意思。大自然的博大宽宏正与当政者的心胸狭隘成鲜明对比。侧头向外看见飞鸟白云不由得想起南北朝诗人的句子“笼鸡有食枪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可当前的处境却比笼鸡还不如。前途凶多吉少又有文天祥过零丁洋的感觉。当江景的变幻消失在夜幕中后，随着单调的轮机声，昏昏沉沉，似睡似醒，不觉东方开始发白。船到了湖州。我们停泊的地方并无任何设施，由跳板上了蓠笆围着黄土的岸，马上又被押上卡车。

在车轮滚动中经过了浙江省的泗安，才知道果然是被送往安徽。一出浙江省，山的颜色就由绿变黄，这就到了界牌镇。

界牌镇位于江、浙、皖三省交界处。由杭州来的汽车经此可去广德、宣城、芜湖，算是一条国道。我们的车才一到界牌镇就拐弯向北，在山路上弯弯扭扭，颠颠簸簸。中午时分停了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光秃秃的山坡，其上是截面呈A字形的长条草棚。下车伊始就有人抬来了茶水。渴了一上午，见到了水真是一喜，排着队去喝，远远地看见居然是茶！直到自己喝到第二竹筒，才辨出味道，原来当地的水就是这颜色，浮悬着黄黄的土。

朝稍远有人住的A字棚一看，只见有一只倾斜的大木桶，这木桶约70公分直径和高度。不一会儿木桶后露出一个人来。此人又黑又瘦，并且一头长发，咧着嘴巴也顾不得向我们看，只管舔自己的手掌。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叫做“刮粥桶”，是刮那分剩在桶里的糊状粥浆。

集合、点名以后，才小下来的蒙蒙细雨又密了起来，我们被赶进了空的A字棚，分配了各组的床位，只等着吃饭。这时有人提醒说“今天是五一节，准有荤吃”。不一会儿，抬桶的人来了，仍然是稀饭！外加一点儿劣质酱菜。

那几天，雨下个不停，直到了四号，才吃到了一些肉丁。原来我们只是暂时过境，并不属于这个劳教队。他们的干部舍不得将肉让我们分享；雨不停，人不走，拖到肉已开始变质，才不得已下了锅。至于雨天喝稀粥，则以后长期都如此，是根据的伟大领袖教导“天晴多吃，下雨少吃；农忙多吃，农闲少吃。”大概在彻底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家看来，人和机器完全没有区别。所以像机器一样，不开车就不必加油。吃稀粥已经是很大的浪费了。

又过了几天，雨过天晴，泥泞的山路勉强可以行走了。我们背负行李，上上下下，过了两个山谷。一路上山溪清澈见底，其味甘甜。不过要过了好几个月，有机会“出公差”去界牌扛米时才又有机会喝到这样的水，我们平时吃用的塘水则完全不是如此。最后爬上了一个山岗。山岗上列着三座空A字棚。

劳改干部一律叫队长，虽然其下属决非队员。根据徐队长的话，我们得知，这里叫大庙岗，我们曾暂住的地方是小庙岗。两地都因庙得名，但小庙早已荡然无存，大庙则还有些断墙残瓦在岗下山谷中。

徐队长北方口音，说“我们自己”时最后一个音节拖长了听上去像“我们尸体”。温健对我说：“我做配音演员，配到纳粹军官对犹太人说话的腔调时，总要从喉咙里逼出声音来，做得凶神恶煞，恶形恶状。可这位队长却完全自然而然地有这种本领。”

徐队长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农场干部，也使我第一次听到了改造人们思想的干部用得最多的一句名言，这就是：“不要忘记这里是来改造的，要是胆敢不服管教，就让你们去做肥料！”把杀人说成是“虽然是坏事，也可变成好事，就是可以做肥料”是干部们训话时用得最多的“谆谆教导”。不过，这话也决非某干部的发明，实在是源出于其最高领袖。他们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

大庙岗和小庙岗都属于独山分场，独山分场是白茅岭农场的一个新建分场。白茅岭农场共有十几个分场，每个分场设有分场部，下设若干生产队，不驻在分场部附近的生产队则称为派出队，大、小庙岗都是派出队。

每个生产队有指导员、管教队长、生产队长和事务队长若干人，管理着一、二百个劳教人员。我们又被分为约十五人左右的小组，组内指派了小组长和记录员。此外还有一个统计员、一个工具员和医生，他们和炊事员同属一个小组。是劳动最轻，能有机会偷嘴吃得较饱的一组人。

除了蔬菜组外，第二天起我们就开始在附近的几个山岗上垦荒了。用的工具是一种叫开山锄的很重的锄头。大家一字排开，每人二公尺宽，挥锄掘土，拔草挖石。每人的指标逐渐增加到二分地。开好的荒地用四齿钉耙平整、做成山芋垅。

我曾用装病的办法来拒绝劳动。在劳动时，我装着忽然晕倒，其样子恰如美尼尔氏症患者。没有人能证明我是假病，然而除了我可以一动不动地闭眼躺着不起来，从而暂不劳动外，并不能获得重视。即使我看准了地形从三四米高的坝上直挺挺地倒下去，同伴们惊呼了，但那些干部也冷酷地不加理会。我躺了一会儿也只好起来。后来在筑路队时，我曾倒在雪地上，也没能有医生来看过。到了涛城分场时，我见到有一位姓张的技术人员，他用假装下肢瘫痪的办法拒绝出工。队长虽奈何他不得，但他却受尽了刑事犯的凌辱。我才知道这方法是感动不了这些毫无同情心的干部的。他们连看病都不让你看，更不要说由此获得保外就医了。

六月一日上午，我们正在扦插山芋苗时，忽然降下瓢泼大雨。在大家淋得湿透湿透，更是因为地里也烂得无法行走时，下令收工了。我们都没命似地奔逃回去。回到营地擦洗换衣已毕，忽地集合点名，原来有一组长报告少了个人。少了的就是那个老宁波！

老宁波并没有逃跑，他在工地上被找到了。他在干什么呢？原来插山芋要施基肥，那次用的基肥是羊粪拌和的花生饼即榨过油的花生渣。老宁波被找到时正在临时用草盖上的一堆肥料中从羊粪里拣花生饼吃。当然，他免不了要被批斗一番。大家都不无讥讽地说这是老改造碰到了新问题，他在收容站说

“一到工地就好了，就吃得饱了”现在可不能兑现了。

吃是改造的一个大问题。在我被改造的二十年中，始终处于半饥不饱的状态下。大庙岗时的粮食标准是三十斤。对于如此的重体力劳动来说，当然是不够。队长们对此也的确想了办法，开始时是饭中掺糠、掺麸皮。不久，这两样东西都要配给供养猪之用，就买不到了。有一阵子，设法买到碎米，则因一斤粮票可买一斤四两（即1.25斤）碎米，就可吃得稍微饱些。但也同样因为养牲畜更比供应我们人重要而没有能维持多久。于是在做饭方法上打主意，改煮为蒸，在蒸前将米炒过，在蒸时多次将饭翻动。使饭蓬松以增体积。这种做饭的方法后来在居然也在全国推广过，还美其名曰科学的，我想这个“科”字还不如改为“苛”字为确当。

饭一紧张，如何分饭就成了一大问题。开始时有一个队长坚持不容许小组内用自制的杆秤分，于是就有了种种分法。组内轮到值班的人去伙房将饭扛来，先要将饭进一步尽量打松，然后一只手用搪瓷碗挖起大半碗饭，抖动着将饭向另一只手中的三号缸子（24）中洒去，以确保缸子中的饭上下均匀，再用一片做成像医院中用来检查口腔的压舌板似的竹片将饭从缸子中的饭刮平，这样每人可分到两缸饭。然而，尽管在众人的严密？监视之下，仍然常有争吵发生，怀疑分饭的人做了手脚。于是又有进一步的称为“背靠背”的方法。分饭的人坐在小板凳上，在他背后成纵行排好了众人的洗脸盆，每盛好一缸子饭，就由另一个值班的人将饭从他手上拿下，倒到一只洗脸盆中去。要到全部分好才可各自拿饭，以免分饭的人有可能估计到谁的洗脸盆将要倒饭进去。

＊＊＊＊＊＊＊＊＊＊＊＊＊＊＊＊＊＊＊＊＊＊＊＊＊＊＊＊＊＊＊＊＊＊＊＊＊＊＊＊＊＊＊＊＊＊＊＊＊＊＊＊＊＊＊＊＊＊＊＊＊＊＊＊＊＊＊＊＊＊＊＊＊＊＊＊24搪瓷杯有好几种规格，直径12公分的称为大号缸子，10公分的为二号，而9公分的则为三号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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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内的饭不可能正好如此分完，剩下来的又有各种分法。有用调羹再一个个地分的，也有再用茶缸分，分到谁没饭了，就到谁为止。未轮到的下次再轮。更有一种叫包饭桶的方法。即值班的人保证每人两缸子饭，余下的全归他俩，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机会吃一饱，而当饭不够时也不必一调羹一调羹地从众人处再挖回来，就他们饿一顿了事。

分稀饭也如此，但开始时还有将它搅匀的工作。每人勉强有一大号缸的稀粥。分到最后的几人则往往不见米粒只是些粘水了。所以分稀饭时虽不必“背靠背”但分的次序就又要轮流才可。后来在涛城时，有一次轮到一个外号老广东的包饭桶，早上喝罢稀粥，忽然天气放晴，大伙被驱赶到了水稻田里，就骂开了那还在收拾饭具的老广东。原来他每盛到一个大稀饭疙瘩就努力地用竹片将它刮回粥桶，留给自己。可是，不一会儿传来了消息，原来那个疙瘩却是一只掉在锅里煮死了的老鼠！引得那些小流氓哈哈大笑地耻笑他。老广东原是永安公司职员，生活优裕，到了这般田地，殊可叹也。

读者不要埋怨我费那么多篇幅来写这些无聊的，看似屑小们干的事。然而这也反映了长期半饥不饱的人的状态。后来我在涛城分场时，有所谓的家属班，即场员被动员全家来“以场为家”落户的，有一时期，一家人也竟用秤分饭，斤斤计较一如陌路之人，不亦惨乎！

初来大庙岗时，副食品极少。等到蔬菜组作出了成绩，达到每人每天一斤蔬菜的目标，才多了些。后来在涛城分场过冬时，因冬季菜长得慢，竟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青菜和卷心菜当成了一棵树！轮番地一层层剥菜边皮吃。

分菜的方法也同样复杂。有人玩笑地报菜单说“今天油爆鱼，青菜细粉汤，萝卜烧肉”这是指的“今天有暴雨，青菜先分汤，萝卜少肉”，过节日时则更为复杂，这时会有什么萝卜丝炒肉丝之类，就免不了先将肉丝仔细地一一挑出单独分，然后再分萝卜丝。这样分了还不算，还得摸采！

有一天，姓雷的生产队长把我叫去，问道

“修一个坝蓄水，多少土方可以蓄多少水？”

我答“那得看地形。”

“那你就去看吧。”

“这谈何容易！要测量的。”雷队长沉下脸来挥手让我出去。

过了个把月，雷队长又叫我去了，说

“我错怪你了，原来建塘坝是要测量的。”

这位队长是个山东人，总算快人快语，说了出来，但我却已穿了一阵子小鞋了。不过他找我并非为的道歉，而是问“会不会测量？”原来他要建一条土路，从大庙岗通往独山分场场部。我当然说会，并提出一个人干不了。这样一来经我提出让两个知识分子和我一起干这活。我很高兴，这样可有磨洋工（25）的机会了。于是我建议了前文提到过的温健和另一位王北秋。

＊＊＊＊＊＊＊＊＊＊＊＊＊＊＊＊＊＊＊＊＊＊＊＊＊＊＊＊＊＊＊＊＊＊＊＊＊＊＊＊＊＊＊＊＊＊＊＊＊＊＊＊＊＊＊＊＊＊＊＊＊＊＊＊＊＊＊＊＊25偷懒，磨时间做工的意思，据说源出于从前替外国人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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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北秋是个作家。西北人氏，解放前因写文章揭发马家军阀，在几乎被捕前得到通风报信逃到了上海，投奔黄炎培先生，先生介绍他在劳动报工作。在西北时，他因爱好新诗曾写信向胡风讨教，虽与后者既不相识更无来往。却因此在肃反时成了胡风份子，审查、关押了一阵总算未被判刑，放了出来。可惜俗话说“逃得过初一逃不过月半。”反右补课又被关了进来。他不算右派，而算反革命份子。也一直到79年才平反，后在《萌芽》杂志当编辑。

测量土公路的方法非常简单，用的工具只是步弓（26）和竹签。凭目测选定了较平坦的路线，钉下竹签。这竹签一排五枚，中间的是中心桩，两边的则是边桩，每边两枚分别规定了路宽和排沟的宽度。这样一路每隔25公尺钉五枚桩。当我们走出了队长的视线，工作可就轻松啦。不几天，雷队长训斥了，说我们太慢。我顶了一句，这可快不起来。他也奈何我们不得。我们私下哈哈大笑说

“监督劳动嘛，不监督当然就不劳动！”

＊＊＊＊＊＊＊＊＊＊＊＊＊＊＊＊＊＊＊＊＊＊＊＊＊＊＊＊＊＊＊＊＊＊＊＊＊＊＊＊＊＊＊＊＊＊＊＊＊＊＊＊＊＊＊＊＊＊＊＊＊＊＊＊＊＊＊＊26用竹片做的弓形工具，用来丈量土地距离，每弓一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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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正在休息，远处看见有人来，便装模作样地工作了起来。转眼那人走到了身前，是个矮小、但看上去有点精干的干部。他朝我们看了一会儿就装出严厉的样子发话说

“你们为什么磨洋工？”

我们答没有。他说

“还说不磨洋工！那为什么这样慢？这工作还不容易！我做给你们看。”说着就拿出了一卷皮尺，就着我们已用草绳拉好的中心线横过来拉出了8公尺，说

“就这样钉上桩不就行了吗？”

我朝他打量了一下说

“队长，你怎么知道这样做，路面就是8公尺宽了呢？”

他怒道“这不是8公尺吗？”边指着皮尺的读数。

“你怎么保证这皮尺是和中心线垂直的呢？”我慢悠悠地答道。

“这，这，”他显然被我问倒了。便口气一转问：

“你是干什么的？”

“劳动教养。”

“我问你以前干什么。”

“教书的。”

“在那儿教书？”

“在江湾。”

“江湾什么学校？”

“复旦。”

“复旦中学？”

“复旦大学。”

“哦，那你学的是什么？”

“物理。”

“那你应该懂得怎样测量。”

“我当然懂。”

“那为什么你们雷队长说你们不会做，磨洋工？”

“我们完全按规矩做，但队长嫌我们慢。”

“这是技术工作嘛，是得好好地干。我会对你们队长说的。”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很开心。后来得知他是白茅岭农场测量队的徐队长。经过此事，我们不但可以慢慢地干，而且还领到了一卷皮尺。

轻松活没几天就结束了。接下来便是大批的人转入筑路工程。这工程虽说比种田更苦，但毕竟又换了一样活。在几里路内没有人烟的荒山上劳改了好几个月，除了有一个货郎担外几乎没见过老乡。总希望有机会见到自由的人，当然，结果还是不能如愿。

说到货郎担，就要插话提一下劳改、劳教人员买东西的制度。当时我们的钱全是家里带来或寄来的，为了防止逃跑，钱全由队部保管。买东西叫开大账。每月可开一次，以日用品为限。后来队长体谅到大伙吃不饱，又开恩准许每星期买一元钱的副食品。这副食品就由那个货郎担供应。一元钱可买二十个饼，或二十个皮蛋。据说在57年时，一个鸡蛋才卖二分钱，大批的改造人员来后物价提高了不少。但活羊仍卖一角钱一斤，之所以不涨价是因为改造人员不可能买来杀了烧肉吃。

劳改已经超过所说的三个月了，荒地已成熟田，大面积种上了山芋。有人估计我们该释放让农场的场员来接管了。然而却毫无释放的苗头，又要筑路了。于是又猜测是不是筑好路会放人。这样就到了十月一日，又是一早集合，说要到分场部去开大会。

分场部果然气派不小，有个足球场般的场地，前面搭了台，四周挂着扩音喇叭，居然还红旗招展。大家依次排队席地而坐，尽管只要一看邻队人员的憔悴情形就可估计出他们比我们要来得早几个月，三个月释放的骗局早已明显，但还是有人翘首以待想听好消息。

一会儿宣布开会，主席台上俨然坐着“场首长”。演戏般一道道程序过后，场长作了“高水平”的形势报告，从国内谈到国外，似乎天下事无不在其掌握之中。旁边的队长们频频点首作领悟状。此情此景用古语“沐猴而冠”来形容是再确当不过的了。报告完了以后免不了全场掌声雷动，表示衷心拥护之至。然而，就在这时气氛一转，宣布了将某某人揪上来，于是列举罪状，宣布逮捕法办云云。

会后开小组会，又要领会报告精神，畅谈大好形势，大唱“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山歌。并必须联系自己如何对不起人民，犯下滔天大罪，今后要脱胎换骨，从新做人云云。

这样的会以后每逢节日几乎都开，规模也愈来愈大，到了文革时，这种“苦口婆心”的，反复强调的“教育”已发展到全民的规模。上海市民也免不了在节假日排队去文化广场听公判，听长长的枪毙名单以接受“教育”。

不久的一天，公路筑了一半，忽地吹哨集合。回到营地开全队大会。宣布说

有新的光荣任务。吩咐明天半夜起床，打好行李。拿不动的可以“打公包”，即由队部负责运输，轻巧的每人发根扁担，要行军到另一地方去。

大家又免不了各种猜测，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整个独山分场因为该地发现有煤矿而撤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