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河西农民在春江二桥闹事的消息时，栏目组只剩三个人在家。一组去采访一起鞭炮厂爆炸事件；另一个组在河东分局跟民警们一起调查近期刚发生的用迷幻药进行抢劫诈骗活动的犯罪活动。由于案子没有破，组里的几个人只有跟着民警采访一些受害者。案子又连续发生了两起，沿江大道一起，群众艺术馆门口一起。�

值班编辑对我说，农民事件肯定报不出来，家里又没人，我们就不去了吧？我说，拍些画面回来吧！我们用不上，其它地方也许用得着，当资料保存也行。你就留在家，我去吧！他说，偷拍设备他们带走了。我说，就用那台松下ＤＶ普洛。他就从柜子里把那台掌上摄像机给我，说，小心点，农民兄弟已经成熟起来了。�

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来自大山深处的农家，对于农民的关注，比《真相》播过的任何一个案件或社会事件都尤其深切。栏目有一度对一些坑农害农事件作过连续报道。尤其对一些农民减负问题进行过一次从下而上的调查。引发那一次调查的是远离省城的一个叫文竹的小镇发生的农民群体事件。那次事件发生在中央刚刚开过的农村工作会议不久。会议上领导人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讲话以及国务院对农民减负的七条具体措施正在逐级传达，文竹的农民群体事件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是由生猪屠宰税引发的。文竹地处山区，上世纪之初，北上长征的红军曾在这里与敌人周旋，在这片山岭之中平均每户有一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但是这些走出去的年轻农民，大多数倒在了长征路上或以后的抗日与解放战场上。文竹自古以来就有养鹅的传统，成群结队的白鹅灰鹅在太阳出门的时候就被村民赶到山野和水田里，当它们在夕阳下归来的时候就已经长大了。文竹人对猪没有对鹅的耐心，整个乡镇基本上不养猪。但是，在乡里征收的生猪屠宰税却是按人口摊派的。矛盾就是这么引发出来的，因为县里其它乡镇的做法都是如此，因而文竹在向农民征收该税时，态度强硬。不交就到农民家里抓鹅、挑米、搬电视机等。这样在一个文竹赶集的日子，当村民把那些白鹅摆到圩集上出售时，被乡里的工作队大多数收缴充税。农民们情绪激烈，冲进乡政府抢自己的鹅，与工作队的人厮打，后来，便发展为赶圩的农民冲进乡政府砸东西。我们赶到那个叫文竹的地方时，乡政府像龙卷风袭击过一般，瓦砾遍地，乡里的干部心有余悸地说，简直都是暴徒，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事态很快就平息下去，省里的工作组在有关领导批示后很快就到了文竹。关于落实中央有关农民减负政策的调查就这样开始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真相》栏目组一共做了三期节目。但是，没有一期播出过。“为什么？”我问频道总监，他说：“你去问主管副台长。”主管副台长说：“你去问台长吧。”台长说：“你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些减负做得好的典型宣传呢？你不要走错了路子，你要告诉你属下的那些人，不要让他们成为暴露狂。”我无言以对。�

我到达春江二桥的时候，河西的农民静静地坐在通车不久的大桥之上。与这座斜拉钢索大桥如虹的气势相比，这百来个农民显得很渺小，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农民显得很有组织和耐心。他们静静地坐在连接桥与收费站之间的引桥上一派心平气和，完全没有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桥上这头已经有交警和武警组成的整齐的方阵在阻拦那些农民们过桥到市区，但他们好像也没有进入市区的打算。只是让几个领头的人跟市里几个干部说话。我走到那几个农民领头人身旁时，他们正在对市里一个副秘书长说：“我们不跟你谈，你说话不管用。叫市长来。”秘书长说：“市长在中央党校学习。”农民说那我们就等他从中央党校回来。这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年轻干部，对农民说：“有什么要求你们对我说。”农民疑惑地看着他。秘书长过来说：“这是我们新来的副市长，唐湘育。”农民说：“你说了能算吗？”唐湘育说：“如果超出了我的权限，我可以向省里汇报。”农民说：“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收费站移走。我们原以为建了桥方便了，没想到，每天出门都要留下买路钱。”唐湘育说：“桥的人行道又不收费的。”农民说：“我们这边村子共有几百辆机动车，我们承受不起。”唐湘育说：“这座大桥是贷款修建的，当然要靠收费来还贷，收费政策也是省里定的，收费归大桥管委会负责，我们可以跟管委会商量一下，适当减免你们部分费用。”“我们不相信。”农民说。�

这时，手机响了，唐湘育走到一旁接电话。神情有些焦急。一会儿他便过来，说：“农民兄弟，你们的要求，我们理解，但这种做法是不妥的，这一阻拦，连市里的交通都阻碍了。是不是这样？现在我跟你们一起到村里去。同时，我负责把大桥管委会的有关同志一起请到，我们一起商量这件事。如果商量不出结果我就不离开，好吗？”�

农民说：“我们又不是要你作人质，我们只要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我们立马回家。”唐湘育看了一下那些安静地坐在桥面上喝着矿泉水闲聊的农民们显得异常焦灼，他把副秘书长拉到一边说：“乡里的头头来了吧？”“乡里的倒是来了，可是几个村支书却找不到，电话没人接，手机关机，这些王八蛋肯定是故意躲起来。”“那就让乡里把人领走。”副秘书长说：“乡里能领得走还会等到现在？”他的脸上出现了对唐湘育讥笑的表情。“那你去跟大桥管委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出面做些解释工作。”秘书长说：“他们都在现场，一开始就说了半小时，根本没用。要不让武警和公安把他们遣送回家。”唐湘育说：“不能这样做。”�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新闻中心的老周从省里另外一个城市打来的，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在二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桥塌了。”不是，我说是一群农民在这里静坐要求撤收费站。老周说：“妈的，这些人真会挑日子。正赶上今天。”“今天怎么啦？”我问。老周笑道：“有位重要领导今天刚视察完这里。正准备到省城里来，春江二桥还是一个点。这会儿省长正在急得跳脚，省里正在考虑改变线路，不过估计不可能，这位领导同志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回到人群里，我接着拍了一些农民静坐的画面。这时就有几个说笑着的农民倏地站起来冲到我面前，用手挡着镜头：“不准拍，不准拍。”接着又有几个农民站起来，叫着：“拍什么拍，把他的家伙砸了。”说完就来抢设备，我一边往公安队伍里退，一边挡着几只粗野地抓扯设备的手，另有一只脚在我的腰上狠狠地踢了一下，我便倒在地上，几名干警冲过来举起了警棍，那几个人才骂骂咧咧地走开去，回到静坐队伍中。这时候，唐湘育走过来，扶起我对身边的人说，“赶快，扶他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然后，我就被架上了一辆警车，这辆警车便一路警笛地把我送到了人民医院。�

后来的事情据说解决得较为顺利。在警车把我送走的同时，一位副省长立即就赶到了。他把大桥管委会的主任找来问了一下，如果把收费站往后移一公里，大约每年减少多少收费，主任粗略地算了一下说：大概三四十万。这样，副省长在请示省长后当场拍板收费站往后移一公里。拆除和重建收费站的费用由市里解决。副省长说，请大家相信我，我这个决定是请示了省长的，一个星期之内实施。请大家回去吧！副省长说过不久，就见到黄沙洲村的黄水苟书记急匆匆地赶过来，冲到人群里骂着：“你们这些婊子养的胆大包天到这里来干什么，都给我回去。”人群对他的愤怒报以轰然一笑，然后慢慢站起来散去。黄水苟在一个农民（不是踢我的那个农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说：“你的屁股是生疽了吧！也敢坐到这里来。”那个农民咧着大嘴无声地笑着走了。黄水苟便到领导这边来点头哈腰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我回去收拾他们。”唐湘育说：“黄书记，你来得真是时候呢！”很快，大桥就恢复了通车。�

我在医院躺了一个下午就回去了。栏目组的人知道了都义愤填膺。几个记者给分局刑警队的兄弟打电话，请他们照录像带里的面孔抓几个过来关几天。台长也到办公室来看我，说：“我给市里打过电话，一定要严肃处理打人者，维护记者的合法权益。”我说：“算了，伤得不太重。”台长走后，我就到机房里去看他们拍回来的用迷幻药抢劫和诈骗的片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