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和苏如那段短暂的共有的日子，真正平静的时候非常少。由于外貌的特殊性以及苏如自身的原因，大约在我们同居的一个月后，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反差。在单身的日子里，我的生活曾经狼狈不堪，常常主动地外出采访；即使在市里，我也是和一群人在酒吧或茶座里泡到凌晨。因为苏如，我突然变得像一个居家男人，一下班便顺路从单位东门外的菜场买几把菜扔到车上赶回家。而苏如却正好相反。大约在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她开始了我以前的日子。基本上凌晨以后才回来，有一两次甚至彻夜不归。她说，她在队友家里。�

单位张扬的环境为她洞开了世界的大门。她像一只鹂鸟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里飞起来。�

四月中旬，她去了一趟欧洲某国，做一单服装贸易。由于该国为欧盟成员，且那些年政坛一直为右翼把持，对中国的纺织品贸易有着种种严苛的限制，这种限制另一面也使两国的同一类产品的价格差有着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年四月，苏如就在那价格空间里进行了一次类似卡通人物和情节式的惊险游戏。她利用业务上结识的一个台湾商人在新加坡注册的一个贸易公司对远在北欧的该国进行一宗大额订单谈判。然后，在国内又以台湾人在大陆的合资公司与台湾人在新加坡贸易公司互签订单，从而减免国内和出口国大笔税收。整个操作过程除了在一些关键环节得到科里的许可外，其它过程基本是她独立完成。这次贸易大约为科里赚回了七十万美元的利润，除了给台湾人十万美元的借壳费用。按百分之三的业务提成，苏如个人收入也近十五万人民币。－－这件事情是后来苏如离开我以后才听说。我难于理解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在生活发生如此变化之后，能在一个和她朝夕相处肌肤相亲的人面前表现得无动于衷。我记得我甚至在她从欧洲回来后问过她情况怎么样，她当时还感慨地躺在被子里说：还好！然后把床头一个巨型纸袋抓过来翻倒在床上散开了一被子的照片。过后她一张一张地看着，那些照片基本上是她一个人在不同时候，不同背景下照的。�

我说：“照片外那个替你照相的是谁？”�

苏如说：“你问这么多干嘛？我又不是你老婆。”�

我说：“那以后有一天你成了我老婆总可以问吧？”�

苏如说：“为什么要结婚呢？以后分开来的时候会很麻烦的。”�

“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分开呢？”�

“干嘛！”苏如抬起头来望着我，“你生气啦？”�

“你当时说你需要一个男朋友是什么意思？”我问。�

“去挡住其他男人。”她说。�

“那你干嘛选择我，不选择陈浩或者周小云？”�

苏如呼地一声掀开被子坐起来，盯着我：“你是指望我每天守着你过日子。像一根藤一样缠着你做一个家庭妇女吗？你想错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只能让你们男人为所欲为。”说完，她翻身下床冲进卫生间拧开了浴室的水。�

地面上到处都是她妩媚的笑脸。�

苏如与男人的对抗性可能与她童年的经历有关系。她的家在郊区一个市属县的小山村里。她的母亲是镇上一个地主的女儿。因为家庭成份的关系嫁给了小山村里一个生产队长的儿子。关于那段婚姻，苏如没有过多的描述。但是在我们后来因为农民群体事件到那个村采访时，听到不少村民议论。她的母亲和那个生产队长的儿子的婚姻过程显得独树一帜而常让人津津乐道。那时候，正是学大寨兴修水利的时候，每年的冬季公社都会从几个大队抽调一批青年劳力到工地上去。苏如的家乡是流过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河一个支流的源头。在那里正修筑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库。公社的劳力分散着住在村里的每家每户。苏如的母亲就住在村里的某户人家里，一住就是一个月。那座水库连同引出的渠前后修了三年。每年的冬天，苏如的母亲和一些年轻的男女都要到村里来，在那个喧嚣的工地上，一个成份不好的姑娘却长着一张漂亮的面孔和一副健康而美妙的身段。队长的儿子苏金根常常在背后盯着她不眨眼。地主的女儿后来之所以成为苏金根的媳妇是因为两个年轻人打赌的结果。那个赌局非常有趣而且显出山里人的某种奇思妙想。和苏金根打赌的是一个伐木工。在工地上砍伐一株柯树的过程中，有一块树皮弹进了伐木工的衣领里，柯树皮的皮层与基杆连接的地方有层细小的绒状物质，这种物质一接触人的身体就会让整个人的身体奇痒难忍。伐木工一边抓挠着背颈一边脱光上衣使劲乱抖。这时工地的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员－－一个上海女知青温润的声音。伐木工对一贯胆大妄为的苏金根说：“我们打个赌，你要是敢把一块柯树皮放到上海佬的衣服里去，我就让你搞到地主的女儿。”苏金根说：“打赌就打赌。”他伸出一只冻裂的手用粗短的小指头和伐木工拉了一下钩就捡起两块柯树皮往工地上的广播站走过去。他挑着土一边走一边把那两块树皮捏成粉末状。然后，他在路过那里的时候偷偷地撒进了上海知青的衣领里。仅仅过了一会儿上海知青便尖叫着浑身抓挠，她的尖叫声随着喇叭传向了整个工地，所有人都看见了上海知青像全身着火的模样。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伐木工问他的妹妹晚上她和地主的女儿几点钟睡觉。他妹妹说：“白天累得慌，晚上一上床就睡了。”伐木工说，今晚上等她睡了你来找我，我有事找你。果然，他妹妹不久就过来了，问伐木工有什么事，伐木工说，你在这里等我，不要走，我一会儿就来。伐木工说罢出门叫了一声躲在墙角的苏金根，苏金根便溜了进来，沿着伐木工手指的方向进了他妹妹的房间，伐木工诡诈地笑了一下，然后躲在门角听着里面的声响。

几个月以后，地主的女儿在春耕来临的时候嫁到了村上成了苏金根的老婆，苏如的妈妈。�

苏如是在那年元月出生的。因为产后出血，村里的接生婆用一种草药止住了，但也从此绝育。在后来的岁月里性情凶蛮的苏金根开始无休止地殴打这个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女人。他甚至仇恨这个女人，为什么不会生出一个儿子来为他传宗接代。当他第一眼看见从母体坠落的那个女婴时，他就气呼呼地骂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转身离去。以后连给这个女婴取名的兴趣都没有了。满月的那一天，那个满腹经纶的老地主－－她的外公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中为这个女婴取了一个名字叫“如”，他希望这个孩子在未来的岁月里一切能如愿以偿。同时，在这个含义不明的字符里也隐含了他对这个孩子及她的母亲未知命运的担忧。在苏如童年的记忆里，母亲的苦难就像苏金根撒在上海女知青颈背后的那把柯树屑一样让她有一种透骨的难受。如果不是那个外地来的男孩给她的童年那点亮色，她真是生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

但是，这个男孩已经杳无音信了。自从母亲把她送到体校来的那一年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在后来的岁月里，她常常会想起那个浓眉大眼的男孩，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