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已经三十七岁，又有博士学位，不可能找到奖学金再读博士学位，找机会延长谈何容易。"

我出国时没有准备长期呆在英国。记得出国的前夕，我们研究室主任吴先生请我到他家里吃饭，算是给我出国饯行。吴先生也是我做博士生时的导师，他积极支持我出国，愿意把我出国时未完成的课题承担下来，并用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给我办出国的事宜，我很感激他。在他家时，他问了一个让我意外的问题。他说："小张，你出国后回不回来？"他又接着说："我们曾是师生，现在是同事，也是朋友。你的出国手续已经办完，明天就出国，我想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对他说："我出国留学一年，时间太短，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延长。我又接着说："我已经三十七岁，又有博士学位，不可能找到奖学金再读博士学位，找机会延长谈何容易。"他再也没有说什么。直到临行前，他才对我说："我有一种预感，你会留在英国。"

当时我出国的计划是一年。出国前我培训了半年英语，好歹通过了英国的雅思考试，雅思成绩是我们出国培训班十个人中倒数第二。我们出国培训班中大多数同学比我年轻，英文也比我好，我觉得我的条件不大可能在英国找到资助延长。为了节省出国时发的制装费，我没有买箱子，而是从我太太的同事家里借了一口箱子，准备一年后回国时还给她。

到英国后，我更觉得在英国找到资助延长的可能性很小。当时国内高校有不少到英国做访问学者的，年龄有比我大的，更多的比我年轻。很多人都希望找到资助延长一段时间，但是成功的很少。

我到英国时，在南安普顿大学土木工程系做访问学者。我的导师查理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英国绅士。他年轻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数理基础特别好，但不是特别善谈。我在土木系办公室与他第一次见面时，我不知他听懂了我多少，我对他讲的几乎听不懂。大概他怕我初到异国觉得孤独，也许他感到我的英语有问题，所以领我到了我的办公室后，他告诉我，他知道船舶工程系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愿意带我去见她。刚到异国他乡，能见到一位同胞自然是一件好事，我需要尽快了解周围的环境，需要住下来，需要准确可靠的信息。特别是与查理的简短交谈后，我更怀疑我的英语交流能力，也更怀念我的中文交流能力了。到英国几天了，还没有与中国人交谈的机会，能与一位中国留学生见面，真有点迫不及待。查理带我见到那位中国留学生后，给我说了句什么就走了。果然，用中文交流就是不一样，很短的时间，我不但知到了南安普顿大学的情况，也知到了南安普顿市的概况，不但知道了商店在什么地方，也知道了在哪儿买中国食品。与这位中国留学生告辞后，我正要走，她告诉我不要走，因为查理说过还要来找我。原来查理刚才给我讲的话我完全没听懂。

我刚到英国时，与几个从法国和西班牙来的学生合租了一套房子，住在大学附近，我们彼此可以用英语简单交谈，但是不能深入。几星期后，能够交谈的已经谈完了，更深入的话题也无法交流，好像是一个人住在一栋房子里。走到街上和在土木系，我几乎一点听不懂英国人讲话，英国人更难听懂我说的什么。虽然周围都是英国人，但是不能与他们交流，如同只身在荒岛一般。有些事情必须和英国人打交道时，我都事先准备一下，考虑好怎么讲。结果准备好的话没有用上，需要谈的都是没有准备的，效果总是不好。当时感到很压抑，自信心大减，有点无可奈何的感觉。

我到南安普顿大学是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初。过了几天，查理来找我，要我带上我的四篇论文到地质系见史玎森教授。那四篇论文是我在国内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英文论文，专门研究岩体中的裂缝。史玎森是构造地质学家，也研究岩体中的裂缝。他是学理科的，研究岩体中裂缝是怎样形成的；而我是学工程的，研究岩体中裂缝对工程建筑有什么影响。不管怎样，我们研究的是共同感兴趣的东西，有共同的话题，所以那次见面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遗憾的是当时我的英语实在是太差，史玎森和我，一人拿一个笔记本，一边说，一边写，一边画，我们才大概知道了彼此干什么。那次与史玎森见面后，我到英国后的情绪好了一些。虽然英文不好，我感到我干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同行还有点兴趣。那时已临近圣诞节，过了圣诞节后，此事就淡忘了。

作为访问学者，没有硬性规定的工作量一定要完成，所以工作相对比较轻松。次年三月，我到英国已经四个月，想到离回国还有八个月，我在考虑回国时该买点什么东西。一天，史玎森教授一个人来到我在土木工程系的办公室，这次他没有再谈岩体中的裂缝，而是问我是否愿意到地质系做博士后，与他一起工作。他说，他可以给我提供一年的经费，然后我们再共同申请以后的经费。他来时仍然没有忘记带一个笔记本，我们交谈时，特别是谈到经费时，他都在笔记本上写下来让我看。我讲的一些重要的话，他也让我写下来，这样确保我们彼此在经费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误会。那以后，我的工作就很忙了。要申请新项目，又要写论文，感到自己的知识还是太少，能力还是不强，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