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15日,86岁高龄的邓小平来了,来看望他的“老兄”。小平叔叔上前,与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握一下手,亲热地打着招呼。老哥俩坐得很近,二人互相凝望着,目光里都流露出绵绵的关爱和问候。
小平叔叔说:“过了90,就是胜利。”
这时父亲眼看就满91了。
于是,父亲微微一笑,说:“那就算是胜利喽!”
话落,他们发出会意的笑声,那无拘无束的样子,像一对调皮的孩童。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结果,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父亲活了93岁。小平叔叔也活了93岁。按小平叔叔的观点,他们老哥俩都是“胜利者”。
晚年的父亲,经常沉浸在对老战友的怀念与回忆中。
大约是1977年的5月上旬,任弼时叔叔的儿子任远远来到我家,说要送给聂伯伯一件礼物。我带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兼会客室,远远拿出他亲手制作的礼物——一个台灯,递给父亲。上面写着两行字:“为革命的先锋、英雄、功臣——敬爱的聂荣臻元帅制。你的战士任远远。”
父亲很高兴地接过这个台灯,夸奖了远远几句。他告诉远远,同时也告诉我,1936年10月,任弼时和贺龙率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任叔叔曾送给他一台照相机,那时候父亲特别喜欢拍照,他拿着任叔叔送的相机,拍了不少照片,他于1937年6月拍下的一张红一军团帮助群众夏收的照片,解放后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他曾在那张照片背后写下过一段话:“我们是人民的红军,准备一切牺牲,为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我们是工农的儿子,应该随时随地给工农劳苦群众以实际的利益和帮助。”
远远制作的这个台灯很粗糙,但当时谁也没想到,父亲会一直使用到去世。他用了整整15年。他去世的那天晚上,不少中央领导来到他的卧室,有人注意到了这个手工制作的小台灯。也许父亲出于艰苦朴素的原因,一直不愿换新的,但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买个新台灯需要不了多少钱。父亲主要是出于对老战友任弼时深深的怀念之情,这才是他的本意。父亲说过,任弼时叔叔去世的时候,才46岁,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去世的高级领导人,还说他很有才华,很有智慧,对党无比忠诚,死这么早太可惜了,可以说没享过一天福,他非常怀念他。
在父亲的晚年,随着老战友一个一个过世,他一次次地沉浸在悲痛的漩涡里。
1986年秋天,刘伯承元帅到了弥留之际。父亲心情沉重,前去看望他。八一南昌起义时,父亲就和刘伯伯有过合作,他们两个四川老乡很谈得来,刘伯伯精深的军事造诣令父亲钦佩,刘伯伯宽厚的兄长风度,更是给父亲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们一起战斗,长征途中,他们一起过乌江,一起过彝族区,一起指挥17勇士强渡大渡河,雨中一起登上泸定桥,都成为他们一生中光彩夺目的瞬间。
建国前后,父亲在总参,刘伯伯在大西南,不久又到南京办军事学院,他来北京时,有时就住我家。我家后面有一个古建筑,名为“吉安所”,据考证,是明代司礼监办公的地方,到了清代,嫔妃死后,用于停灵治丧。解放后,父亲任代总长时,他的办公室主任安东就在里面办公,刘伯伯来京,也在那里面住过。
吉安所冬暖夏凉,适宜居住。由于它历史悠久,比较独特,还曾闹过笑话。有一年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看上了这个地方,带着个女秘书来这儿写作。白天她写作,晚上回家住,女秘书晚上留住。几天后,当那位年轻女秘书得知吉安所是个什么地方后,脸都吓白了,说是难怪晚上老觉得有响声,搞不好就是闹鬼。吓得她再也不敢住里面了。
刘伯伯他们却不怕这个。父亲的老秘书范济生对我说,这些老帅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样的死人没见过,还怕这个?有一次,刘伯伯住这里,晚饭后,父亲和他以及安东、范济生等人在吉安所廊沿下聊天,刘伯伯讲到,1948年淮海战役之前,有天晚上宿营,天很晚了,他带几个参谋和警卫员睡在一个村里,第二天天亮,听老百姓反映说当兵的抢东西,他一听就冒火,赶去处理,过去一看,傻眼了,原来是国民党兵在抢老百姓的东西,原来夜里他们和国民党兵睡在一个村里了!
刘伯伯说:“我一招手,几个人骑上马就跑了。”
父亲平常是不开玩笑的,这次却忍不住说:“老兄,幸亏你那只眼睛还好,要不就当俘虏了!”
众人听了,无不大笑。刘伯伯的笑声粗犷而爽朗。
然而,这个被誉为“当代孙武”的人,这个十大元帅里身材最高大的人,此刻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没有思维,身体蜷缩成一团,看上去那么短小的一截……父亲伏下身子,握住老兄凉凉的手,无言以对,眼角噙着泪珠……
父亲回到家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喃喃地说:“在大渡河边,他站在一块石头上,我觉得他那么高大,那么威武,可是现在,怎么就这么一点点了?……”
他一定是又想起了他和刘伯伯在大渡河边的情景。他一连说了好几遍。
1986年10月,叶剑英元帅病危,前来探视的人都被挡在了门外,谁也进不了病房。父亲得到消息,赶来了。王震此时已经在这里候着,见到父亲,王震急忙迎上来,说:“聂老总啊,我来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让进。”
父亲威严地望着值班的人。301医院的副院长汪石坚将最近的情况简要汇报给父亲,父亲有点责备地说,这么严重了,怎么才告诉我?
父亲立即站起来向病房走去。王震叔叔也跟着进去了。父亲来到叶帅的病床前,站在那里,默默地、久久地望着这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当年在黄埔军校,他们就认识,后来搞广州暴动,他们并肩战斗,结下了生死的友谊。“文革”期间,成为难兄难弟,他们一起为党和国家、军队担忧,他们一起与林彪、江青一伙斗争,彼此信任,彼此鼓励,彼此帮助,终于战胜妖魔,渡过难关,迎来又一个春天……叶帅85岁生日那天,在西山,父亲去看他。听说父亲要来,他早早让工作人员推着他等在门前。父亲下车后忙走上前,推起叶帅的轮椅车。工作人员都闪在一旁。那天,父亲推着轮椅车走了好久,但两位老人说话并不多,也许此时的他们已经不需要用语言交流了……
父亲上前,轻轻握住叶帅的手,眼泪汪汪。后来父亲对我说,当他握着叶帅的手时,感到叶帅的手在一点一点地用力,想紧紧地握着他。昏迷中的、已经切开了气管的叶帅居然缓缓睁开了眼睛,他与父亲的目光相遇了。两位老战友就这样久久地握着手,一言不发,默默地交流。似乎都能意识到,这是永别。
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回到家里,父亲好几天情绪低落,吃的也少。后来,一个小护士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逗乐。他一笑,大家的心里才踏实。
父亲反复几次给我讲,他和叶帅握手时,叶帅虽不能说话了,但他的胸脯一挺一挺的,好像很激动的样子。
大约是1989年上半年,“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病重,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消息传来,父亲心情沉重,他派人到病床前慰问,送去他精心挑选的各种慰问品,还献上一束“勿忘我”鲜花。8月13日,父亲接到中共平山县委发来的唁电,得知戎冠秀去世了。他当时坐在轮椅上,闻之一惊,痛心地拍了一下轮椅的扶手,这是他激动时的一个习惯动作。沉默了两三分钟后,他让秘书起草一份电报,发往河北省委、平山县委,接着口述了电文的大致内容。
当晚,得知电报已经发走,父亲向我们回忆起当年在晋察冀戎冠秀拥军的感人事迹。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戎冠秀自己吃糠咽菜,每日为子弟兵节省一把米,又亲自把节省下的小米送到前线。她节省下一尺尺粗布,并组织下盘松(村名)的妇女,做下一双双军鞋,送给子弟兵。她掩护伤员,经受了千难万险。她照顾重伤员,没有吃的,将自己的奶水挤尽,口对口喂给昏迷的战士,伤员痊愈之后,叫她一声妈妈,她说:俺承担不起,这是俺该做的。儿子长大了,她二话不说,送到前线……为此她受到晋察冀军区的奖励,父亲高度赞扬她,使她成为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
1991年2月,著名拥军模范庄印芳,代表徐州老区的人民来看望父亲。父亲对她说:“你在徐州,还不忘正在病中的一个老兵,我很感激你。我们过去有个戎冠秀,我以我的名义发布命令,称她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所谓母亲,对自己的子女是最关怀的。所以,我也称你为人民子弟兵的母亲,你愿意吗?”
庄印芳回答说:“愿意,这是最光荣的称号。”
父亲点点头,说:“母亲最关怀自己的子女……戎冠秀同志两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她。”
大约在他90岁那年,有一天工作人员帮他整理储藏室的物品——顺便说一句,他有几个战争年代的弹药箱子,他像宝贝似的舍不得丢,里面装着他的部分物品——工作人员找出一个烟灰缸,外形比较奇特,不像是中国货。他想起了,那是五十年代访问东欧时,外国人送给他的,他不吸烟,一放就是40多年。工作人员问怎么处理这个烟灰缸,他愣了愣,突然说:“送给小平吧。”
工作人员只好给邓家送去了。过了几天,邓办的主任王瑞林还专门打来电话:请转告聂帅,小平同志用得很好。
一个烟灰缸,又让他惦记起了小平叔叔。
1992年2月下旬,离他去世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又惦念起彭真的病情,要秘书打电话给他夫人张洁清,请她向彭真表示问候,并转达以下的话,大致说——
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内领导人健在的,只有四五个了,请多保重,不能走时不要勉强,可坐在车上让人推着走。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自己的心脏病略有好转,但问题还是严重的,胃肠消化不好,谢谢彭真同志的关心,经常着人问候……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出版的书刊太多,同一件事情,说长论短的都有,还是任人评说吧。
父亲和彭真叔叔的交往,要追溯到1931年,当时父亲在顺直省委工作,听说彭真被敌人逮捕入狱,虽然那时父亲还没见过彭真的面,但还是想方设法营救他,并派人送些钱物给他。“文革”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想把彭真打成叛徒,紧紧抓住他入狱这个事情不放,他们找父亲调查时,父亲始终实事求是地说:据我所知,彭真在狱中表现很好,斗争很坚决,他没有背叛过党。
1938年2月,彭真到达晋察冀,代表北方局领导晋察冀边区工作。3月,中央决定,彭真以北方局的名义,协同父亲指导晋察冀等地党的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彭真担任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父亲等为委员。他们二人一个主持晋察冀党的工作,一个主管军事,在一起并肩战斗了3年,一直配合得很好,直到1941年1月,彭真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父亲接替他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创建根据地,彭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父亲和他的战斗友谊保持了一辈子,我们两家的来往也一直不断。
由于父亲的头脑一直清醒,所以在他的晚年,时常念叨去世的领袖和老战友们,便成为常事。他念叨毛主席,念叨周总理、朱老总、任弼时、陈老总、刘帅、罗帅、叶帅等人。有一天,他对警卫参谋杨何的说起了彭老总,他说:人的性格很重要,彭老总就是吃这个亏,他脾气太火爆了。
父亲特别怀念周恩来伯伯。有一次,他的远房堂弟聂荣贵来家里看望他,我悄悄告诉荣贵小叔:“你要多谈家乡的情况,最好不要提周总理,因为一提周总理他就会伤心。”可是在吃饭的时候,电视里播放起周总理的事情,父亲听着听着就掉泪了,饭也吃不下去了。我们都劝他不要伤心,但他还是泪流不止。他说,总理的一生光明磊落,勤勤恳恳,值得所有人学习;还说他与总理长期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说这些,我们也都清楚,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说。
后来换了话题,谈起眼下的形势,他又总是提到邓小平叔叔,说小平确实了不起,历史选择了他,选对了。他说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国两制”构想,都是大手笔。
还有一次,聂荣贵来家里,吃饭的时候,父亲对他说:“这是四川的泡菜,是小平从四川带回来的,要我们共享家乡的美味。”聂荣贵后来说:“就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出,聂帅与小平同志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1992年1月,父亲叫秘书设法在他办公室里挂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说:“现在眼睛视力不行,小了看不清。”
秘书选了两张,一张是毛主席单独办公的;一张是他、贺龙、罗荣桓等元帅陪同毛主席看空军飞行表演的。秘书们倾向选后一张,因为毛主席和他的神态都比较好。
他沉思了好一会儿,说:“还是挂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张好,因为后一张,我的像比毛主席的还正面,而且罗帅、贺帅的像看不大清。如果要挂集体像,那毛主席一定要在显眼突出的位置,因为他是我们老帅的核心嘛。”
最后就选了毛主席单独办公的那一张。
后来,我们注意到,他躺在躺椅上,经常偏过头去,凝视墙上那张100×70公分的毛主席像。他一定又在回想毛主席当年领着他们打仗的事情……
这个时候,到了他行将归去的时刻。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关注着父亲的健康状况,他们说:聂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健在,是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990年12月10日上午,江泽民总书记来看望父亲,临走,母亲和秘书们送他出来,他向在场的人边拱手边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元帅就剩下聂老总了,我代表党中央向诸位拜托了,希望大家把老帅照顾好。”他的话让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1991年秋天,父亲因心力衰竭住院治疗,经过两个半月,再度转危为安。但是回家后,稍一活动,像吃饭、起床、如厕等日常生活,他就气喘吁吁,说话时都上气不接下气,而且日甚一日。这仍然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1992年2月14日下午,他把秘书周均伦、陈克勤叫来谈话。大意说:我已经93岁了,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青年团),1923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算来已经70年了。无论从寿命和革命时间来说,在党内健在的同志中,我大概算是最长的一个了。我一生死而无憾,死而无恨。现在病情日渐沉重,你们要做好准备。
3月1日,医院作了一个规定,告诫我们,必须让他绝对休息,不念文件、不读报、不作汇报、不听新闻。他知道了以后,说:“医生是好意,我一生革命,怎么能啥也不干光休息啊。再说人的脑子,不想这个事,就想别的事,总要想问题。你们给我说点事,这是精神食粮,与其让我胡思乱想,还不如给我说点事。”
我们不断给医生反映,医生“妥协”了,但规定不向他汇报任何事情,可以看看新闻,听听文件,每次不准超过半个小时。
4月2日,301医院发出病报:聂帅心力衰竭,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4月3日那天,江泽民总书记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积极动员父亲住院治疗,但不可勉强。因为他要去日本访问,不能前来探望,让我代为问候父亲,祝他早日康复。
父亲不愿去医院治疗,医护人员只好在家里做好抢救的准备。
办公室工作人员根据父亲病情发展,报军委办公厅领导同意,于4月7日开始,背着家属着手准备后事。
4月12日下午,我上班去了,父亲突然把两位老秘书叫到身边,一上来就说:“我心力衰竭,恐怕很难渡过这一关。”
两位秘书劝他别激动,要安静,医生会有办法的。
他微微摇头:“医生当然在想办法挽救,但很难挽救过来。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做临别遗言吧。”
他们赶紧拿来录音机。
父亲说话时声音嘶哑,时断时续,但很有逻辑,显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早有准备的。后来我们回忆,从2月14日开始交待一些具体事项,到4月12日正式谈遗言,看来老人家是在从容不迫地安排自己的后事,这和他一贯的思想周密、有条不紊、善于计划安排的作风是一致的。
谈话中间,我下班回家了,也跟着听了一段。看这个庄严的架势,我马上意识到父亲是在留遗言。父亲把该说的都说了,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啜泣起来。两位秘书也难以自制地泪流满面。
父亲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死,我是不怕的,这是自然规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你们不要为我悲伤。最后,对所有在我身边辛勤工作的同志,专家、医生、护士、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我服务的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再次祝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文明富强。”
第二天,两位秘书把遗言整理出来,念给父亲听,先后念了两遍。父亲说:“我看可以。”
他遗言的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我入党70年,从未脱离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我虽然没有对党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现在行将归去,临别依依,好像有许多话还言犹未尽。总之,我衷心希望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同时也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希望海峡两岸尽快统一。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祖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B51〗
这里面包涵的东西很多,父亲衷心地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父亲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5月12日,他自感身体更不好,下午对秘书说:“我的后事安排,一切从简,按中央指示办。”
5月14日那天上午,警卫参谋李艺照例给他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听到报上有条消息说,前几天一场春雨,缓解了北方的旱情,冬小麦长势喜人,他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民以食为天呀。”
下午,秘书鲁顺玉照例给他念文件。当念到一份有关台湾情况的简报时,他说:“海峡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一国两制’是最好的形式。”
这天下午,适逢我们老家四川江津县来人,邀请在京江津籍人士开会座谈,我去了。吃晚饭的时间我赶回来,父亲以为我吃了饭回来的,就说:“你的口福真好。”
我说:“我没有吃饭。”
父亲说:“为什么不吃?”
我说:“我要赶回来看望你呀。”
他高兴地笑笑,又问开会的情况,我简单讲了一下,他说:“就是要改革,要开放,要不江津不能发展。”
我说,江津的同志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表示要努力赶上来。父亲此时流露出浓浓的乡情,喘着气说:“我们老家有一种特产叫米花糖,很不错,可是我们包装上不去,几十年一贯制。日本人就注意包装。产品要打出去,就要有所改进。”
我心想,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操心。就劝他好好休息。晚饭后,我和母亲以及秘书们陪他看了晚七时的电视新闻联播,这是他多年来每晚必看的。休息一会后,快到8点的时候,又陪他看录像片《动物世界》,他喜欢动物,爱看这类片子。尤其是晚年听力差了,看这类片子不听解说也能看懂,所以,我们就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忠祥知道后,很快为父亲转录了一套《动物世界》,父亲很高兴。我们还记得,那天晚上播放的是《危险的行当》,讲摄影师是怎样拍到这些动物的,有的镜头,要守几个月时间,而且还冒着危险。他看得津津有味。看了一半,大约半小时了,医生提醒,不能再看了。我们就用遥控器把电视关了。父亲不知道有遥控器,他见电视图像突然没了,不解地说:“哎,还没演完嘛,电视怎么关了。”
我们说,今天只演一半,下面一半,明天再看。
他说:“那好。”
我们接着聊天,聊天气、物价、副食品供应。他插一句:要多搞点塑料大棚,种蔬菜,解决群众吃菜难的问题。
我们告诉他,各级都在抓“菜篮子工程”。他点点头,还想说什么,医生进来,提醒我们不要再谈了,让他安静休息。
9时半,护士照顾他洗漱。周均伦、陈克勤两位秘书往外走,父亲又叫住他们,问:“(聂荣臻)军事文选,什么时候出书?”
周均伦说:“正在排印。出版社的同志说,今年建军节前一定出版。”
他又问:“红军时期的12篇文电收进去了吗?”
前段时间,工作人员编辑《聂荣臻军事文选》时,有关部门认为红军时期的那12篇文电牵涉到林彪,不同意收进去。父亲认为,不收进去,一军团的历史就割断了,不要因为有林彪,就不出了。后来,经杨尚昆副主席批准,有关部门才收了进去。
周均伦回答说:“您放心,全收进去了。”
父亲说:“那好。”
两位秘书离开了。父亲又对母亲、我和丁衡高说:“你们也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这里没事了。”
我们答应着,离开了他的卧室。
这是父亲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半个多小时后,他没有哼一声,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任何痛苦,不知不觉间,就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去了。他那颗顽强的跳动了93年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他床头的钟表,永远定格在22时43分——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