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讲过，他晚年体弱多病，之所以每次重病都能转危为安，主要靠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护理。在他的临终遗言中，没忘记感谢专家、医生、护士，还有在他身边辛勤工作的参谋、秘书，以及所有为他服务的同志。父亲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父亲的体质原本不错，解放前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枪林弹雨，几乎没有病倒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身兼六职，度过了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1952年秋天终于病倒了，确诊为高血压、心脏病、脑神经功能失调。毛主席关心他，指示他到杭州疗养了一段时间，身体有所恢复，这为他1956年后主管全国科技工作，任务虽繁重，但能够坚持下来，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期间，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批“二月逆流”时，他犯了更为严重的心脏病，心房扑动达60多个小时。1970年从邯郸回来以后，心房扑动频繁发作，最多的一次持续72个小时，对这种心律失常，除了用药物纠正，十分严重时就用电刺激转复。不知有多少次，医生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他一辈子爱科学，相信科学，他也沾了科学的光。对于治病，如何用药，采取什么治疗措施，他向来请医生大胆决定，从不提个人要求，从不说自己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无论是输液、打针、吃药，还是做其他治疗，他都很配合，心态平稳，接触过他的医护人员普遍反映，这个老人好伺候。

他也不让我们家属提不同意见，更不让我们干涉医生的治疗，一切听医生的。每次会诊时，他只让我们听医生说，不许我们插嘴。有些老干部生病，家属干涉医生的治疗，你一言我一语，问三问四，总是不放心的样子，结果把病情耽误的情况并不少见。他吸取了这种教训，决不干涉，所以给他看病的医生也感觉心情愉快而放松。

他的身体不算强壮，是有名的老病号，不知报过多少次病危，谁都觉得他很难高寿。可是，眼看着同时代的人，一个个走了，他却仍然顽强地活着。

他自认为，自己多活了十几年。当然，这主要是医护人员的功劳，我记得，董承朗、陶寿琪、吴杰、吴阶平、方圻、陈在嘉、黄宛、牟善初、曾诚富、黄大显、王士雯、李炎唐、董建华、蒲辅周、高辉远、赵冠英、赵夷年、赵毅刚、陶国枢、牛光明、董仲勋等著名专家及医生都多次给父亲治疗过，他们为了父亲的健康付出了很多心血。

尤其是父亲的保健医生、医疗组副组长陶国枢，工作认真细致，医术精通，责任心强，深得父亲信任。陶国枢为了做好保健工作，原在他家中照顾家人生活的老母亲，得了脑梗塞病偏瘫后，他断然将老母亲送回山东老家，请老家亲人照料。老家亲人们曾有非议：老人能劳动时留在北京，有病了不在北京治，送回老家，这是甩包袱。陶医生以歉疚的心情请求家人谅解，仍然坚持把老母亲留在了老家，以便安心为我父亲做保健工作。

还有的护士推迟婚期，有的推迟怀孕，一心一意护理父亲。这些都令父亲和我们全家深为感动。

2005年6月，我住进301医院检查身体，偶然遇到当年在家里护理父亲的部分护士。见到她们，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父亲在世时，她们尽心尽力护理父亲，父亲也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她们，与所有曾经照料过他的医护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从父亲去世算起，一晃10多年过去了，春去秋来，草荣草枯，世事变迁，我以为很多事情都会淡忘，可是，与那些当年来我家护理过父亲的医护人员聊过几句之后，我猛然发现，很多事情她们仍然牢牢地记着，她们居然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些细节。这些善良的医务工作者，忘不掉父亲曾经给予她们的点点滴滴的关照，并把那种关爱看作是一种荣耀。

我甚至感觉到，有些事情能够影响她们的一生。

家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年轻人，都称呼我父亲为“爷爷”。我问过大家，为什么愿意这样叫，他们认为，这样叫显得特别亲切，爷爷和孙子孙女，这样的关系，是多么纯净啊！

护士梁洁回忆说，刚开始接触父亲的时候，她心里特别紧张，因为像元帅这种级别的首长，她从来没有护理过。她曾经听老护士们私下念叨过，有的首长是很难打交道的。可是，来到驻地以后，完全出乎她的想象，她很快发现，父亲特别和蔼，虽然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护士，父亲对她讲话时，却非常注重礼貌，没有一点架子，不管让她做什么事，开头都要说“请你”。梁洁就觉得，这一来顿时把距离拉近了，她很快适应了环境，不感到紧张了。

护士朱焕改1986年来我家时，父亲正在发烧，烧到40度。陶国枢主任吩咐她给父亲输液。她一切准备好后，拿着器械和药瓶来到父亲身边。说实在的，给老年人输液，经常是一针扎进去，找不准血管，很多老干部为此多挨针扎，有的就发脾气骂人。护士们一遇到这种事就很紧张。那天，初来乍到的朱焕改见到许多工作人员围观在旁，她突然也紧张起来了，额头上沁出了汗。父亲觉察到了，就说：“小朱，我的血管细，你又是第一次扎，扎不准也没关系，别紧张。”

听到这种宽慰人的话，小朱放松了些，居然一针见血地扎入血管，顺利地输完了液体。这以后，父亲总是夸奖她。一次，她的孩子病了，父亲听说后，让人准备了一大包好吃的东西，放在冰箱里给她的孩子留着。想到老人连她的孩子都关心，小朱心里说不出的温暖。

1987年，孙蕴君来到父亲的医疗组，她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经常给她讲当年打仗的故事，这使她非常崇拜他。来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对她说：“你工作得还行，不错。感谢你给我带来了福音。”听到这话，她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梁洁记得，有一段时间，父亲心脏病频繁发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总是想着别人。一次她感冒了，带着口罩给父亲摸脉搏时，细心的父亲发现了她正在病中，就问：“你的感冒好点了没有？要当心身体呀！”

当时，父亲的病很重，说话很吃力。梁洁见状，心里一动，感激地说：“好多了，请首长放心，您自己要好好休息。”

王德龙是父亲的医疗小组里唯一的一位男护士，因为父亲洗澡时需要男同志帮他，所以301医院特配一名男护士来。父亲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洗澡时都要躺在热水中泡一泡，这也是医疗组专家的意见，对父亲的身体有好处。父亲年龄大了，行动不便，每次洗澡需要人照顾。王德龙来了后，承担起了这一特殊工作。王德龙记得，每逢过年过节，不论是谁在值班，父亲都要把他们请到一起吃一顿饭，如同一家人一样。父亲还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关心他。他住的房间在走廊旁，父亲有时在走廊散步，只要知道小王在休息，总是会放慢脚步，对陪同他的工作人员说：“轻一点，小王昨晚上夜班，不要大声说话。”有一次，正在补觉的小王听到了这句话，感动得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朱焕改说：“我觉得爷爷在我印象中，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形象。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成自己家里的人，每个人都是家里的一员。比如说一吃饭，他就问：谁谁到哪里去了，怎么缺个人啊？”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不把工作人员当外人。每次在一块吃饭，谁吃得多他就夸奖谁，就像老祖父对待亲孙子的感觉一样。

护士孙蕴君回忆道：“凡逢八一建军节，他都要请我们吃饭、喝酒，谁喝得多他就高兴，谁吃得多他就喜欢。看到我们喝酒的样子，他就‘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就像孩童似的。”

赵建华护士是23岁那年来到父亲身边的。父亲觉察到小赵已到谈恋爱的年龄，很是关心，生怕因为照顾自己，而耽搁了人家姑娘的终身大事。他时常幽默地和赵建华她们几个女孩子开玩笑，说，谈恋爱是很正常的事，用不着对他保密。还说：“如果需要我帮忙，一定会尽力。”

有一年，小赵患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父亲执意让秘书用车把她接到玉泉山休息，说：“小赵没结婚，没人照顾。玉泉山条件好，在这里有人照顾，可以吃好，睡好，又凉快，身体恢复得快。”

后来小赵的婚姻有了着落，父亲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刚结婚时，爱人在首钢工作，离她上班的地方远，又没有房子。父亲知道后，特意交待秘书，想办法给小赵在驻地附近找一间房子，暂时住一阵。很快，房子安排好了，小赵夫妇搬了进去。

一天，父亲问她：“你满意不满意啊？”

小赵红着脸回答：“谢谢老爷爷，很满意。”

父亲还向其他人交待说：“小赵刚结婚不久，你们要帮忙把房子布置得像新房一样。”

父亲给小赵留下的印象是：老爷爷很会关心人，尤其是对女同志。父亲常说：“比起男同志，女同志更辛苦，更劳累，她们的付出是很大的，所以要特别关心她们啊。”

赵建华回忆说——

我们医疗组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聂帅年纪虽然那么大，身体又不好，但是他心里特别清楚明白，如今天该谁值班啦，谁的家里有事啦，谁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啦，等等，心里都明白着呢！据我所知，凡是在聂帅医疗组工作过的人员，无论是谁结婚，都得到过他送的红包和礼品。在我怀孕几个月后，组织上调我暂时离开驻地回医院上班。这期间，聂帅很是放心不下，有时把我叫过来，说要看看我变成啥样子了。当他见到我时，如同长辈对待自己的孙女，关爱地说：“怀孕时千万别摔着，自己想吃点什么就吃，一定要保证营养啊。”聂帅对待我们实在是太关心、太好了。

说到父亲给身边工作人员送结婚的红包或礼物，我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些年里，不断有保健医生、护士，或者是秘书、警卫人员、司机等人来到他身边工作，每次，遇到谁结婚了，或是听说谁家里有困难了，他都提前向母亲或者秘书要钱，然后揣在衣兜里，到时候悄悄地拿出来，亲手送给人家，以表示祝贺和慰问。这个方面体现了他的细心和细致。

1980年，梁洁要结婚，本来不想声张，但却被父亲知道了。父亲把她叫到身边，递给她一床重庆出的真丝被面，天蓝色的，很好看。我知道，这是父亲专门托重庆方面的人买来的，一共买了两条，另一条送给了另外一位准备结婚的护士谭耕文。梁洁感到，这床被面是一件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礼物，结婚那几天用过后，就保存起来，不舍得再用，一直珍藏到今天。

1983年，王德龙准备结婚。一天，父亲坐着轮椅散步，在路过小王的房间门口时，停了下来。小王看到，父亲从右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30元钱，说是从秘书那里，知道了他要结婚。又说，这是大喜事，给他一点钱，买件纪念品吧，算是对他的祝贺。小王早就听说，每逢身边的工作人员结婚，父亲都要送点钱或是纪念品，他就收下了。20多年后，已是中年人的王德龙谈起这件事时，说：“在80年代初期，30元钱已经不少了。聂帅总是像待孩子那样对待我们每一个医务人员。平时他比较严肃，但是特别爱关心人，对我们特别好。”

1989年1月初，孙蕴君要结婚了。一天早晨，父亲起床后，拿过纸和笔，题写了四个大字：“幸福之家。”孙蕴君注意到，父亲的手颤抖得厉害，但他神情特别专注，写完后，他望着孙蕴君说：“这是我90岁做的第一件事。送给你。”孙蕴君马上意识到，父亲进入90岁了。捧着题字，她当时感动得眼圈红了。下班回到家，她把父亲的题字珍藏在纪念册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父亲俭朴的生活，以及对自己严格的要求，也令大家记忆深刻。有件事情对梁洁触动很大：父亲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离开时，总要问警卫参谋：“去结账没有？”所谓结账，就是去交价值两毛钱的一杯龙井茶钱。就这么一杯茶水钱，细心的父亲都记得这么清楚，公私分明，公家的便宜一点都不沾。梁洁认为，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和做到的。对这件小事她一直忘不掉，后来时常给儿子谈起，教育孩子不要沾别人的便宜。

孙蕴君一直忘不掉一件小事：1989年，工作人员们陪同父亲到北戴河度夏。8月底的一天，下起了大雨，天气突然变凉了，正在值班的孙蕴君把所有衣服都穿上还感到冷。父亲看见她，就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拿了出来，说：“你把我的毛背心拿去穿上吧。”孙蕴君记得非常清楚，那件毛背心是浅褐色的，上面还有一个小洞洞，是虫子咬的。穿上毛背心，她感慨不已：堂堂一位元帅，居然舍不得丢掉一件穿了不知多少年的毛背心。老爷爷的简朴让孙蕴君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

父亲喜欢孩子，工作人员不管谁家的孩子来了，他都欢喜的不得了。警卫参谋杨何的的儿子杨帆他格外喜欢，那个小家伙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常来我家玩，他戴大盖帽，扎腰带，穿自制的“军装”，异常活泼可爱，而且不怕生人，“天生不怕大官”，父亲非常喜欢他。每次他来了，都叫到跟前说说话。父亲鼓励他好好学习，将来要考上大学。

后来听说这孩子很有出息，18岁那年考上了杭州的大学。他家里有父亲的像片，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他就对着相片磕个头，算是对老爷爷的纪念。

在医疗组工作了10年的护士长王显聪回忆说，有一年，她带着5岁的儿子到驻地来，父亲见了孩子高兴得问这问那，特别疼爱，给她儿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每次坐车路过驻地，他都会指着院子说：“我去过那个老爷爷家，老爷爷可好啦。”孩子当时虽然小，不知道老爷爷是谁，叫什么名字，然而老爷爷那慈祥、亲切的神态却在他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工作需要，来家里护理父亲的医护人员经常变动。每逢离开时，大家都恋恋不舍。

梁洁离开医疗组之前，父亲对她说：“你把纸和笔给我。”当时，她不知道老爷爷想干啥。待他写完字递给她，看一眼她就激动了，没想到老爷爷会给她写下这么一句话：“梁洁同志，感谢你六年来对我的关心和精心护理。”

她把父亲的这帧题字，收藏到影集里。她说：“聂帅就像一棵不老的青松，永远活在我心里面。因为我感到，在聂帅身边学到的东西，是最真实、最朴实、最实在的，我永远忘不了首长的一言一行。”

1984年底，王德龙要离开我家了，父亲把厨师叫过来，说：“小王明天就要走了，今天晚上做几个菜，叫医生也过来陪陪。”父亲觉得小王这么长时间护理他不容易，非常感谢。

王德龙永远也忘不掉，父亲说这话时，他感觉老人就像是他的爷爷，他的长辈。他感慨地说：“很难忘啊！”

护士吴淑芬说：“我离开老爷爷的时候，是流着眼泪，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走的。”

除了上面的那些人，徐淑清、崔媛、唐丽君、朱财兴、刘立明、刘冰等人，也曾在父亲的医疗组工作过。在时光流逝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忘不掉在父亲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我也从内心里感激这些为父亲做出过奉献和牺牲的医务工作者。

说到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忘记陈兆保、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李常海、杨曙光、杨何的、张宝信、戴钰书、罗晓霞、张程荣、丁绍武等同志，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他们与我们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形同骨肉。

陈兆保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个子高高的，为人忠厚，任劳任怨，1953年就到父亲身边担任警卫参谋，深得父亲的信赖，家里的事，尤其是父亲生活上的事，均由他来管。他是名副其实的大管家。为了工作，陈兆保没有让家属随军来北京，平时也很少回老家探亲。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没有休过假。他不仅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父亲，就连我们家生活上的事，他都管。有一次我女儿菲菲发高烧，他二话没说，抱起菲菲就去了医院。可惜的是，他47岁时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记得陈兆保患病期间，父亲很难过，亲自到医院看望他，鼓励他战胜病魔，派人一次次给他送营养品。陈兆保病逝后，父亲让周均伦给组织上写报告，请求批准陈兆保为烈士。有一天，周均伦见到叶剑英，叶帅突然很不客气地说：“周秘书呀，我对陈兆保有一个意见。”

周均伦急忙问：“您有什么指示呀？”

叶帅说：“陈兆保跟了聂帅那么多年，聂帅最困难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回家去？”

周秘书解释道，实际情况是，父亲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后，陈兆保思想不通，心情很不好，正巧他老家要盖房子，父亲就给了他几百元钱，让他回老家看看，也借机散散心，就这样，多年不回家的陈兆保回去休息了两个月。叶帅听完周均伦的汇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亲自批准陈兆保为烈士。

陈兆保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他的抚恤金一直由父亲办公室代领转寄他家，直到几年前他的妻子病逝，才停发了抚恤金。

秘书们忠于职守，工作认真，为人正派，待人谦虚，并且善于与人共事，办事讲原则，从不搞歪门邪道，都有个好名声。他们说，这都是跟父亲学的，是父亲影响了他们，是父亲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结果。

他们辛勤地在父亲身边工作，父亲母亲也时常关心他们。就说上世纪60年代最困难的时候吧，二老若知道谁家有困难，总要给予帮助。刘长明家里孩子多，粮食紧张，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给他一些粮票。有一次，东北来人送父亲一条大鳇鱼，有10多斤重，母亲赶紧张罗着把它切成段分给工作人员，三年困难时期能吃到鱼，大家太高兴了，所以几十年后，老同志们提到那次分鱼，仍然念念不忘。

陈克勤秘书患了脑膜瘤，确诊后要立即开颅摘除。这是个大手术，父母亲非常为他担心，父亲亲自给医院的领导交待，要精心组织手术。手术当天，又派周均伦守候在医院，并随时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后，我注意到父母亲长出了一口气。母亲又张罗着每天派人往医院送营养食品。4个月后，陈克勤出院回到驻地，父亲嘱咐他先恢复身体，不要急于上班，以后上班也只能量力而行，殷殷之情，溢于言表。10多年过去了，至今谈起此事，仍然令陈克勤感动不已。

父母亲对驻地的警卫战士，也一样地关心爱护。驻地的警卫战士虽然属卫戍区管理，但在父母眼里，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父亲去世后，早已复员回山西家乡的战士索文彬，写了一篇名为《在聂帅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文章，他写道：“平时，聂帅不仅从政治上关心我们，而且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我们……在当时电视机尚不普及的情况下，聂帅将一台当年苏联赠送给他的电视机送给我们看。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他总要送一些水果之类的食品让我们吃。记得1975年建军节时，他正在外地疗养，特意给我们捎来了哈密瓜等水果。”索文彬还谈到，1977年他们复员离开驻地时，父亲特意把他们几个战士叫到身旁一起合影留念，并且嘱咐他们，将来不论到了哪里，都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索文彬说：“那个场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父母亲所关心的人里面，还有一个老职工，他叫李炳元，是北京军区北戴河281疗养院的职工。解放后，中央在北戴河为一些领导同志安排了住处，盛夏时节一般都来这儿办公。281疗养院就把李炳元派到父亲的住处，由他负责搞环境卫生，帮助干一些杂活，冬天时照看房子。老实能干、性格耿直的李炳元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几十年下来，父亲从来没把他当外人。五六十年代，父亲见李炳元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每年来北戴河，离开的时候都让母亲或者是秘书给他留下二百块钱，这些钱在当时顶得上李炳元5个月的工资。

六十年代初，父亲看到李炳元跑来跑去的，家里连个自行车都没有，决定帮他买辆自行车。正好父亲从北戴河去天津开会，那里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挺有名，管理员就和李炳元商量，由他出点钱，父亲替他补贴一部分，买辆自行车带回来。不久，自行车买来了。那辆车子李炳元骑了很多年，他说他如今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辆自行车来。

李炳元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的一些事情，比如他说道，父亲每年到北戴河，一下车就去附近的渔村，问村里有没有挨饿的，社员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要求。三年经济困难期间，群众生活很苦，父亲告诉大家，等我们把欠苏联的账还完了，日子就会好过的。五六十年代，父亲早晨起床后，喜欢到海边散步。那时海边到处都是渔船，碰到渔民出海，父亲就上前帮着往水里推船，边干边和大伙拉家常。对此，李炳元感叹道：“聂帅不怕群众。那时的干部好像都不怕群众。”

父亲曾对李炳元说：“北戴河是你的家，北京也是你的家，欢迎你来北京做客。”因此，在我记忆中，李炳元师傅多次来北京，到了家里，父亲和他聊天，和他一起吃饭。如果不说，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元帅，居然和一个普通的职工成了忘年交。

父亲去世十多年了，当年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与我们的联系一直未断。现在，那些老秘书们还在为“聂荣臻研究会”工作和忙碌着。他们对父亲的这份真挚的感情令我十分感动。

重温往事，无论是医生护士也好，秘书们也好，一般的工作人员也好，他们与父亲之间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情，虽然年代已久远，却仍然能够令人感到穿越时空的温暖，我想，这既是他们与父亲母亲的一种缘分，也是老前辈留给他们的一笔小小的精神财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