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后半生，牵挂最多、最忧心的，就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问题。

1982年，党的十二大之前，父亲住院四个半月，大病初愈，他就在考虑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觉得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还不够好，二是应该总结一下科技工作的经验，以利再战。

恰在这时，《光明日报》社为配合十二大的召开，打算派记者采访父亲，听听科技战线老统帅的意见。父亲闻知报社意愿，欣然接受了该社三位记者董克恭、邹安寿、宋光明的采访。

谈话进入正题后，父亲直截了当地说，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的利益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

记者马上就问：“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怎样？”

父亲认为远远不够，因为现在不只是摘掉“四人帮”给知识分子扣上的种种“帽子”，困难的是如何尽快地把知识分子队伍组织好，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把工作做好。

记者又问：“现在如何才能调动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父亲说，基本上是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使知识分子学以致用，专业对口。这就牵扯到教育部门和人事组织部门，要从招生到教育培养、到合理分配、使用等一系列工作都得跟上，做好，不浪费一点人才。其次，就是做好科技工作的后勤工作，保障他们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1984年5月29日，父亲与著名科学家王淦昌亲切交谈

父亲严肃地说，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可现在有的还是解决不好。一个科技人员开展研究工作，还要自己去跑仪器，买材料，这怎么行呢？后勤部门一定要树立为科技工作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的思想。父亲深情地回忆说：“五十年代，我就讲过，我就是一个大管理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当我看到科技人员安心地集中精力从事科技工作时，我的心也安逸了。”

父亲还说，科研单位一定还要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现在主要是中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多，他们任务重、工资低、住房少、家务多。这些必须逐步给予解决。

此外，父亲还谈到老专家的退休问题。他不主张让老专家和行政人员一样，到时候就退。

父亲从发挥知识分子才能的角度，还谈到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问题，谈到知识分子任重道远，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那天，父亲语重心长，再次对知识分子深寄厚望。

这次采访报道，《光明日报》有意选在9月1日发表，因为那天正好是党的十二大在京开幕的日子。打开那天的报纸头版，除十二大的重要新闻外，就是父亲谈知识分子问题，宣传效果出奇的好。

十二大闭幕不久，《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来采访时，父亲又重点大谈了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这比与《光明日报》记者谈此问题时更广泛深入了。

父亲说：“轻视知识、轻视科学、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本来是愚昧和落后的表现，作为旧社会的一种遗产，在我国社会上有很长的历史。在我们党内也有反映。再加上‘左’的思想影响，在我们一些干部的头脑里，就存在着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这也有很长的历史了。”

父亲说，为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一些错误言行给予批评，甚至斗争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没有正确的政策，离不开科学技术，离不开知识分子。而在很多部门和地方，他们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就是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应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知识分子的学衔、职称问题要很好解决，生活待遇也要研究逐步解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收到不少知识分子来信，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收到信后，父亲不是原信照转，而是把他的看法和意见同时提出，有时他甚至大声疾呼，为尊重知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摇旗呐喊。他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说：建国后，我们培养的中年科技人员已成为科技战线上的主力军，他们已是50岁左右的人了，“要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其时也！否则老之将至，悔之晚矣！”

对当前群众意见较大的评定职务级别的问题，父亲说，对科技干部的职务晋升，不要“片面强调有何著作，发表过什么论文……据说在此风影响下，有的医生不愿看门诊管病房，有的教师不愿上课教书，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却埋头写论文”。

父亲主张：“晋升的条件还是强调德才兼备的原则。首先看他对本职工作完成得如何，服从分配、安心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也是一条重要标准。一个工人在实际锻炼中，达到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就是没写论文，也应提为工程师。”

父亲的这封信，后来在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科学院的文件上，及一些报纸上，都全文或摘要发表了。可见它是有说服力的。

1982年6月，父亲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反映老专家退休问题。他认为反映的问题需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便立即给胡耀邦写信。信中说：茅以升和京、沪一些老专家，对动员他们退休，思想波动，意见很大。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反映。建议对“研究员、工程师、医生、教授等所有专家、学者、文艺家，在不担任行政领导时，除非自己因种种原因提出退休要求外，一般仍可继续从事他们的研究和著述工作。而且，这项著述任务同样列入单位的计划里，同样给予保证和支持，配备必要的助手。不要称他们为退休人员。有些还可以授予荣誉职务。因为从专业上说，没有什么退休的问题，年岁越老，造诣越深，贡献越大”。

胡耀邦阅后，即安排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书记处原则上同意父亲的意见，只是强调还是要有退休制度，要有一个年龄限制。

半年后，父亲从简报上看到植物生态学家、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侯学煜又对退休提出意见。父亲坐不住了，当即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说：“我再次表示对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那些有造诣的老专家，不宜采用行政干部定退休年龄到时一刀切的办法。对他们的行政领导职务当然可以按规定年龄退出。但对他们参加第一线的科技工作，不要规定何时一定退出。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允许，本人又自愿干下去，应该给予照顾支持……因为他们都还能继续工作，带研究生，搞课题，著书立说等，这些都不会影响机构老化和提拔中青年干部。这方面的政策，请再斟酌。”

父亲办事认真执著，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一定会据理力争。这次为老专家的事，又牵扯到政策问题，所以他更是坚持己见。他说，像钱学森、钱三强、茅以升、华罗庚这样的老专家，在海内外都是影响巨大，是“国宝”，绝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退休干啥？只要他们身体还行，就不要让他们离开科学研究岗位，就要让他们继续发光发热。

1983年9月，国务院终于发出《关于高级专家离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其中对离退休的年龄、待遇都有了新的明确规定。而且对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暂缓离退休，继续从事研究著述工作。延长离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其原担任的行政领导或管理职务应当免去，特殊情况经批准的除外。符合规定情况的，退休费可以适当提高。

国务院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满足了老专家的意愿，也让父亲感到安心了。

那段时间，父亲帮助不少科技人员解决了实际困难，以至有些事，他做过了，时间稍长就淡忘了。但是，那些得到过父亲帮助的科学家，却一直难以忘怀。1984年春节前夕，周培源、周光召等科学家来家里看望他。坐下后，周光召拿出几个猕猴桃给父亲看，说：“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李钰，您还记得吗？”

父亲摇摇头。周光召说：“在您的支持下，李钰解决了猕猴桃的保鲜问题。”

父亲仍是一下子想不起来。周光召又说：“李钰同志很感激您，特意托带几个经过保鲜的猕猴桃给您看看。”

父亲端详着仍很新鲜的猕猴桃，似乎记起来了，忙说：“那就请他再把荔枝的保鲜问题也解决了吧！我支持他的研究，有什么困难还可以找我。”

八十年代初，几位优秀的中年科学家相继早逝，曾经轰动一时。像长春光机所的副研究员蒋筑英、航天部的工程师罗健夫，国家气象局气象学专家雷雨顺等，他们的英年早逝，是我国科技界的重要损失。父亲为此感到十分痛心，他说：“我们应当从这些中年知识分子的早逝得到教训，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是不是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一切，就是没有更好地关心爱护他们呢？”

1984年国庆前夕，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来看望父亲，父亲问华罗庚身体如何，并关切地说：“70岁的人了，要多保重啊！”谁知仅仅一年之后，华罗庚竟去世了！父亲闻讯，即给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致函，请转达他的深切哀悼之情，信中说：“华罗庚同志一生勤奋不倦，奋斗不息，即使在受到严重挫折、屈辱时，其为学术、为祖国的赤诚之心丝毫未减。”后来，华罗庚家乡金坛县写信来，请父亲为他们纪念华罗庚题词，父亲当即命笔，以慰藉群众对科学家的思念。

那些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更是时常牵挂着父亲的心。1986年，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患了不治之症。87岁的父亲知道后，深感惋惜和焦虑，通过我不断地进行问候。我几次去医院看望他。邓稼先弥留之际，父亲又派周均伦秘书连夜去301医院，代表他转达对邓稼先及其亲属的问候。

当时癌痛已经把这位大科学家折磨得昏迷过去，他的夫人是许德珩先生的女儿许鹿希，周均伦对守在病床前的许鹿希说：“聂帅讲，邓稼先同志对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听说他病重，派我代表他连夜来探望，希望他能转危为安。”

许鹿希握住周均伦的手说：“请转告聂荣臻元帅，我们一家谢谢他老人家。稼先讲过多次，他永远铭记聂帅对他的关怀和帮助。他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因为有聂帅的好领导。谢谢聂荣臻元帅，谢谢聂荣臻元帅。”

1988年12月5日，是我国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郭永怀逝世20周年。郭永怀早年留学美国，1956年响应祖国号召回国效力，1960年经中央批准调进核武器研究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是有功之臣。不幸的是，1968年在“文革”的混乱中，他于飞机失事中罹难。那时父亲成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正遭受猛烈批判，但他仍然为郭永怀的不幸去世深感痛惜。后来又多次向我们谈起英年早逝的郭永怀，为他，也为我国的力学事业感到惋惜。郭永怀逝世20周年的日子，父亲题词纪念，缅怀郭永怀为我国空间技术和核武器研制做出的重要贡献。

北戴河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周恩来、邓小平都曾念叨过，要给科学家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也有个休息避暑的机会，每年不能只有领导同志来这里。父亲生前也是多次关心、牵挂这件事，他希望有朝一日，把国防科委系统的专家，以及边疆基地和基层的同志分批请来，让他们都体验一下北戴河的美好风光，下到海里游游泳。遗憾的是，父亲生前，这个愿望没能全部实现。

1993年，父亲去世一年之后，母亲到北戴河度夏，当她听说海边有一片刚建成的房子时，动开了心思。她和我商量，能不能请国防科工委把这批房子买下来，办个疗养院，好让基地、基层的同志有个疗养休息的地方。我当然赞同。但是去找当地政府联系时，才知道当地政府已经决定将这片房子卖给北京的一家大单位。母亲听说后，不想罢休。她说，基地、基层的同志太辛苦了，应该给他们创造个机会，到海边来看看，你爸爸生前多次谈起过这件事，但因为以前没有条件，没能办成，这回一定得试一试。

母亲让我陪她去找北戴河区的区长阎树德做工作。阎区长听了母亲的讲述，当即改变原来的决定，把这批房子全部卖给国防科工委。就这样，国防科工委在北戴河有了自己的疗养院。

1995年，也就是母亲去世那年，疗养院建好了。从当年开始，盛夏季节，每年都有大约3000名来自基地的科技人员和基层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来这里度夏。1998年，国防科工委改为总装备部之后，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

2006年夏天，我在北戴河见到了一批批来自基地、基层的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子女。疗养院的宋新明院长告诉我，10年来，已经有大约3万人来这里疗养，他们中很多是从边疆，从戈壁滩上，从艰苦的地方来这里的，虽然每一批次的时间只有10天，但他们尽力安排，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休息好，游览好，留下个美好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总装备部机关的同志却没有来疗养的份儿，他们把机会全让给基层的同志。有人对我说，像这样完全面向基层的疗养院，真是太难得了！

站在海边，沐浴着凉爽的海风，望着在海水里尽情搏击和嬉闹的总装各系统的疗养人员，我的眼前不由自主地闪现出父亲当年在海水里游泳的身影，还有母亲为了建这个疗养院而奔走的情景。大海的涛声，浪花的响声，人们的欢笑声，仿佛都在告诉父亲母亲：两位老人家的愿望，早就实现了，你们放心吧……

想到他们对科技人员的那份永远的牵挂，想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那份不舍的感情，我的眼里渐渐蒙上了一层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