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其实就像登山一样,是个不断攀登的过程。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把不断攀登科技领域的高峰,当作科技事业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导弹、原子弹、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攀登上的一座座科学的高峰。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加快了前进步伐,国防科技领域更是一马当先。中央确定的任务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要在洲际运载火箭、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当时,这三项任务称之为“三抓”。
这时的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重大试验的第一线了。他原先承担的一部分重任,已经放到了张爱萍的肩上。
早在“文革”后期,张爱萍就被邓小平、叶剑英和父亲等人推上第一线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多年以来,张爱萍一直在父亲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对他很信任,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再度受冲击,张爱萍也受到“四人帮”一伙的猛烈批判,处境艰难。张爱萍住进医院,父亲牵挂他,亲自到医院看望,说:“爱萍,你务必好好休息,好好治疗,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有人说,我是你的后台。他们说得一点不假,我就是你的后台,我也乐意做你的后台!”
父亲的话,令病中的张爱萍深受感动,这句话他一直记着,父亲逝世后,他在一首悼念诗中,曾写道“翻案后台我愿当”,就是说的这件事。
“三抓”任务,是由张爱萍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
“三抓”中的“第一抓”,是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
早在1965年3月,中央专委就决定我国要研制洲际运载火箭。如果有了这种火箭,中国的“拳头”就可以伸得更长,国防更有保障了。由于“文革”的影响,研制工作被迫一再推迟。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洲际运载火箭的研制计划。
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需要一支在海上活动的跟踪测量船队。1974年,我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当时,组织上安排我参加这一系统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说实在的,能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尽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远洋测量船在上海江南厂建造,说起来也是历经坎坷。1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任务。1972年4月,叶剑英副主席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张春桥在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叶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
那时,父亲基本上靠边站,按照中央的分工,原本是他主抓的工作,他却使不上劲,感到着急上火。我把这个情况讲给他后,他说,叶帅的决心太重要了。
由于“文革”的干扰,测量船队的研制建造工作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我因参加工作组,常住上海。为了赶进度,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想方设法进行协调。进度上、质量上出了问题,我们就及时同工厂的师傅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协调解决。终于,测量船队有了“雏形”,我心里非常高兴,经常给父亲汇报进程,他也感到欣慰。
1979年,测量船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给船起个什么名字呢?正当大家都在费尽脑汁时,我看到了叶剑英元帅视察大连时写的一首诗《远望》,突发联想,就向李奇局长建议:“咱们的测量船叫远望号怎么样?航天测量既要看得远,更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
大家一致赞同,上报张爱萍主任批准,正式定名“远望”号。船体上的“远望”二字选用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手书。
经中央批准,并向全世界发布消息:1980年5月18日,我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运载火箭,进行全程飞行试验。那一天,以“远望”号测量船为首的12艘远洋船队,劈开波涛汹涌的海面,威武严整地向着南太平洋进发。“远望”号设备先进,堪称一座“科学城”。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海上测量的空白。后来,在发射神舟系列飞船时,“远望”号等船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远洋船队出发前,张爱萍问我:“测量船队能不能保证安全地开出去,顺利地返回来?”
我语气坚定地说:“能!”
因为准备工作很充分,跟船出海的有科技人员、工人师傅,有他们保驾,大家都充满信心。
这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科学工作者向新时代献上的一份厚礼。5月18日那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我国亿万人民翘首以待,期盼着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
父亲和邓小平、胡耀邦、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的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大厅里观看发射实况。
“30分钟准备!”指挥员发出了指令。
“发射!”指挥员发出了最激动人心的指令。
指挥所大厅里,人们聚集在宽大的彩色屏幕前,紧张而又兴奋地倾听着那一连串清晰的报告声、指令声、调度声,大家的心随之不停地跳动。一排排荧光屏上,一组组数据、图表不断地交替显示,屏幕上清楚地描绘出火箭飞行的轨迹。从“远望”号测量船队发回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到指挥所里。
此时此刻,我就蹲在父亲、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身旁,几乎是含着热泪介绍着每一个应答口令的含义。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远程打击能力的国家,它表明我国液体火箭技术又攀登上一个新高峰,也为我国将来发射重型卫星和飞船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同时,中国也是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具有海上跟踪能力的国家。
在场的人,都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又一重大进步而欢呼,而流泪。邓小平立即向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胡耀邦振臂高呼:“同志们胜利了!人民胜利了!”父亲情不自禁地向在场的全体工作人员挥手,高声说:“一弹震全球,感谢同志们!”
那天回到家,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随手展开纸张,挥笔题写了贺词:“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
在这次试验任务中,丁衡高负责火箭落点精度鉴定工作。那一天我们全家和父亲办公室工作人员如同过节,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
“三抓”中的“第二抓”——潜射导弹试验,于1982年10月7日在大连海域进行。父亲非常关注这次重要的试验。但是前方传来消息,试验失败了。本来导弹发射时是正常的,但点火后不久,导弹失控翻转,在空中自毁。
父亲得知情况后,嘱咐秘书给在现场的指挥人员打电话,传达他的意见:“既是试验,就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女排争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大家不要泄气,更不要埋怨,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更好地进行技术检验,找出问题所在,以利再战,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当时,丁衡高在试验现场。据他回忆,父亲的话传达后,现场的领导和科技人员,深受感动和鼓舞。其实,多年来在尖端武器研究试验中遭遇的失败也不仅这一两次,父亲都是以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的态度鼓励大家。当年钱学森他们试验导弹失败,他不就这样说过吗?
大家说:还是聂帅懂得科技工作和理解科技人员,这种时候鼓励比责备更重要。
果然,在全体人员努力下,5天之后,第二次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试验,获得成功。这又是一项震惊全世界的伟大壮举。
美国《海军学会会报》写道:“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一支以海洋为基地具有威慑力量的核大国。”
1984年的任务,是“三抓”中的“第三抓”——发射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父亲密切关注着发射情况。后来我在《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中,看到书中写着:“在紧张的发射准备工作中,迎来了1984年的春节。节日前夕,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向全体研制试验人员表示致意和问候,并祝新春佳节康乐。这代表了老一辈革命家对航天战线全体人员的关怀和爱护,代表了中央对卫星通信工程试验任务的关心,鼓舞着全体试验人员以科学态度继续努力,奋勇拼搏,去夺取胜利。”
卫星发射期间,父亲正在301住院。他不顾自己的病情不能激动的要求,问这问那,那着急的样子,恨不得上第一线去指挥。4月8日发射后,他就急于知道卫星飞行进展的情况,报纸每天也有简讯报道,但父亲不满足。于是,就让丁衡高和我到病房给他介绍试验的进展情况。
丁衡高参与了这次发射试验的组织协调工作,走遍了执行发射、测控任务的各个单位,发射前后在指挥所住了一个月,对各方面的情况比较了解。父亲对我们汇报的情况听得很认真、很仔细,我们告诉他,卫星在大椭圆轨道上运行正常,他似乎不太明白椭圆轨道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丁衡高就给他画图解释。我告诉父亲,地面测控站跟踪卫星很好,星上仪器工作也完全正常,他点头微笑。
卫星进入静止轨道时,我们去告诉父亲,说入轨精度很高,通过遥控,卫星正按预定的速度向定点位置漂移。他赞叹我们专家、技术人员的知识和技能的高超。反正每天进展情况都要及时去汇报,我们稍微去晚了,他还着急催唤。当然,飞行过程中出现的险情,那是一点都不能说的,不能让老人家担惊受怕。
直到4月16日,告诉他卫星成功地定点在赤道上空了,他高兴地笑着说:我是相信我们这支科技队伍的,是一支攻关队伍。那天夜里他睡得很好,医护人员也放心了。
父亲4月18日给张爱萍写信祝贺,信中说:“我素知这支科研队伍是一支坚强的攻关队伍。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身经百战,百炼千锤,基础扎实,善打硬仗……此次试验成功,对我国四化建设将起重要的促进作用,使我国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等都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为我们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增添了力量和信心。”
我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三万六千公里高空的同步轨道上,终于有了中国的一席之地。美国宇航局局长祝贺中国同行:“你们完全可以为中国航天计划中的这一重要里程碑感到自豪,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性能感到自豪,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次发射所显示的技术能力。”
至此,“三抓”任务全部胜利完成。这是“两弹一星”之后我国高科技事业的又一次飞跃,是新时期新的伟大攀登。它所体现的,是创新的过程,它跟以前的“两弹一星”精神一脉相承,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继续和发展。
父亲在新时期虽不能上第一线指挥了,但他时时刻刻关怀着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满腔热情地鼓励大家攀登新的高峰,他的心始终和科技人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