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看看证件。”韩警官说。

“你有什么理由看?我有必要给你看吗?”

“有必要。”韩警官说。就在那一刻，又仿佛有一只手钻进他的脑袋，打开电灯，爱德一下子清醒了。他的坏脾气顿时烟消云散。这不是一场争吵，而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对一年辛苦的小小犒赏。那句他一直都想说的话，终于是机会说了!“别废话，先敬礼!”

我们没有拿回那20块钱，韩警官也没有敬礼。我们没工夫理会他，走了。马普安幻想着韩警官可能会逮捕我们，然后开着县里面舒适的四轮驱动警车把我们送到350公里外的吴起。

从彭阳以北再次进入甘肃，找路比以前更困难了。我们进入了黄土世界，最常见的是山上挖的窑洞。狭窄、陡峭的沟壑纵横交错，地面好像刀砍斧劈一般。以前问路的时候我们就怕听到“翻山”这个词，而现在听到“过沟”我们的心就会一沉。这里没有直来直往的路，过沟实在是让人烦心的事，甚至是当地农民也宁愿绕道走，而不去过沟。这里的地形让绘制地图的人也迷惑不清。我们的地图从没像现在这么没用。我们在硗碛乡吃了午饭，地图上显示这里距刘塬乡3公里，而太阳落山时我们才赶到那里，实际路程约是14公里。当我们继续在黑暗中寻找孟塬乡的时候，绝望地迷路了。

牛湾村的土路通往四面八方。我们向一群很晚才从田里回家的农民问路。他们指了指大沟那边我们20分钟前刚离开的路。

“但那个方向不对。”爱德反驳。

“不是，回去过了沟走大路。”农民们坚持。

我们不信任他们，又听到第二个意见。

“回去过了沟走大路。”

这毫无意义。我们又问了第三群人，他们正围着篝火欣赏夜空。他们也指着沟那边的“大路”。

套用一句中国的成语，这就叫做“三人成虎”。我们只好回头爬过沟，上了那条加上点想象才能称为“大路”的路，然后向着一座窑洞外昏暗的灯光走去。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有十来岁，正在扫院子。

“我不敢再问了。”爱德说，“你去吧。”

“不行，你去。”

“对不起，”爱德说，“你能告诉我们要去孟塬应该走哪条路吗?”

男孩又指了指我们来时走的路。

“走那边过了沟。”他说。

“你是说要经过牛湾吗?”爱德说。

“对。”

听到这两个孩子简单而礼貌的回答，我们不禁冒出一连串的英式牢骚。如果这些脏话是烟花的话，会把通到吴起的整片天空都照亮。一会儿，他们的父亲王志贤出来了。

“别住帐篷了，”他说，“进来喝杯茶。”

王志贤给我们腾出一间窑洞。王志贤的儿子用笤帚把炕扫干净并铺上毯子，他的妻子给我们拿来开水瓶。然后他们就走了，让我们自己做饭、休息。

我们以前从没住过窑洞，与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它温暖舒适，高宽都有4米，深15米，比中国南方农民住的木房子好多了。王志贤说他挖一个窑洞要用两个星期，水就从山下不远的井里取，这里通了电，甚至还有接收卫星电视的“大锅”。

王志贤是刘塬乡的一位干部，因为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而丢了工作。他有四个孩子，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就住在这个窑洞里，家里有20亩地。我们问路的那两个孩子都在上初中，还有两个大点的在县城上高中，王志贤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够上大学。

“丢了工作必须回牛湾做农民，你有什么感受?”爱德问。

“当然非常难了。”王志贤说。这就是他对这件事要说的全部的话。而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带着微笑。

日记选摘，马普安，会理县城，2003年7月3日吴起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是太虚幻境。我永远也看不见它。

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的陕西苏维埃根据地。三天之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央红军已完结一年长途行军。”红军找到了新家，长征结束了。但不稳定局面还没有结束，与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战争又打了15年，红军才得以安歇。

快到吴起了，我们的奋斗也要结束了，我们的梦就要实现了。

马普安停下来问一群回族农民到陕西边界还有多远。

“一袋烟的工夫。”一个人说。

如果新长征真像那样结束就太好了，可以悠闲地散步、惬意地抽烟。

这是个光芒四射的傍晚，黄色的土地在落日的映照下变成鲜艳的橙色。田地没有耕种，空无一物。还有100公里的路，在我们回到“正常”生活前还要在空寂的路上走三天。我们珍视这三天中的每时每刻。

但是我们新长征的结尾却是匆忙到来的一片混乱。

我们在离洛河上的桥半公里的地方休息了一下，从那里，大路穿过吴起县城的中心。贾霁告诉我们这座桥是我们正式的终点。整个县城呈灰蒙蒙的褐色，太阳落山时颜色变得更深。现在是下午5点半，在我们身边聚集着许多“看老外”的人，有下班回家的大人，也有放学的孩子。在人群的后面，一个头发油腻的人上窜下跳地招呼我们，他是吴起电视台的，急得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