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做“北漂”那几年，人家要是问我，你从哪儿来，什么地方人，我总是信口胡说。我说我从泸沽湖来，听上去又是一个“杨二车娜姆”似的，有时候我说我是彝族部落酋长的后裔，到后来，我又告诉人家，我是一个混血儿，我爸爸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上海的白俄，一个从前的贵族，伯爵。我不管人家相信不相信，反正，我信。我常常被自己杜撰的身世感动，我望着镜子里的我，我想，这么白这么娇嫩的皮肤，这么蓝这么美丽的血管，我没说自己是法兰西皇帝的女儿就已经很对得起这世界了。

我喜欢撒谎，撒谎是我的天性，真的。

说说我母亲吧，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我的父母。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说。我母亲，十九岁那年，从一个叫磨盘凹的村庄，嫁到了核桃凹，也就是我的家乡，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现在那里萧条得很厉害，年轻人都跑出来打工了。我妈——我不习惯“母亲”这个词，太文明了——我妈年轻时候，是个怪人，人人都这么说她，“日怪得很。”她嫁过来做了杨家的媳妇却坚决不肯跟我爹同房，新婚之夜，她把身上穿的裤子的裤腰用线缝了个密密匝匝，两手握一把大剪刀睡觉。她还给我爹讲大道理，说：“你也是新社会的青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你不能强迫我。”我爹是个老实人，又知道她性子刚烈，跳过崖——当初她一听说这门婚事就从崖上跳下去了！摔瘸了一条腿。这性子让我爹害怕，另外她满嘴的大道理新名词也把我爹吓得不轻，自然不敢碰她。一盘大炕，两个人，一个人睡炕头，一个人睡炕梢，中间隔了十万八千里。白天，我妈解手的时候，把裤腰上的线拆掉，到晚上，又一针一针缝起来，就这么，过了差不多三个月！我爹满心的委屈，不敢跟人说，也不好意思跟人说，后来还是我奶奶发现了这秘密。我奶奶气得发抖，劈脸给我爹一巴掌，说：

“你个没出息断子绝孙的东西！”

我奶奶不是个等闲人物，我奶奶自然不能让杨家断子绝孙。你想啊，她年轻轻守寡，一个人，拉扯大了我爹和我姑，撑起了一个谁都不敢小瞧的家，能是个软柿子吗？我奶奶冷笑了，说，好，你不仁莫怪我不义！这一晚，刚刚掌灯不久，一群人呼啦啦闯进窑里，三四个男人，都是和老杨家沾亲带故的，手里拿着擀面杖，还有，洗衣服的棒槌，我奶奶跟在后面进来，喝了一声，“打！”三四个男人，一下子，把我妈掀翻在炕上，棒槌噗噗噗噗地落下来，活像捶衣裳。先开始我妈还挣扎、骂，后来就不动了，动不了了，血肉横飞，昏死过去了……男人们住了手，气咻咻出了窑，我奶奶走上去，拿剪刀，嚓嚓地挑开了缝的像铠甲一样结实的裤腰，褪下了那已经打飞的沾血粘肉的裤子，我奶奶吆喝我爹，说，“上！”——那一夜，我爹在我奶奶虎视眈眈的监督之下，要了我妈。我奶奶盘腿坐在炕上，活像看着两个牲口配种。

想知道我妈后来怎么样了吗？她当然是——想死。可我奶奶早料到了这一招，她把能致人死地的东西统统收走了，上吊的麻绳、裤带，抹脖子的刀子、剪子，还有最现成的农药，一样也没留下，她心里想，你不是会寻死觅活？我看你咋个死！可是她啥都想到了，还是忘了一样东西：镜子，一面圆镜子，挂在墙上，是我妈的陪嫁。这镜子救了我妈，我妈爬过去，把镜子够了下来。你猜她想干什么？割腕？不是，她那时候没想到割腕，她想的是——水银！她以为镜子后面的那一层银粉是水银呢，她听人说过水银吞下去是神仙也救不了的，她把那层银粉用指甲，一点一点一点刮了下来，刮了一小堆，用舌头一舐，吞吃了。

这是我最不能想的一件事，她用指甲，一点一点刮水银，一点一点地刮……我想起这个心就打颤。我很早就发现了一点，在我们农村，乡村，死，其实不需要多么充分的理由，活，才需要……她当然没死成，你想我奶奶是干什么的？能让她死吗？救活了，强灌下去满满一大瓢酸菜汁，都说酸菜汁是解毒的，还有人说应该灌大粪，不知道是酸菜汁真能解毒还是那银粉毒性不够，反正，我妈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回来了。

据说，她在炕上整整躺了一个月，养精蓄锐，等她能够下地行走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梳洗打扮了，换上了一件红灯芯绒袄，又喝下去满满一海碗和子饭，然后，走到她婆婆面前，对她说了一句：

“我看看谁能挡住我！”

说完这句话，她就弓下腰，猛一头撞在了砖砌的炕沿上。

她婆婆害怕了，瘫软了，不是怕她血淋淋倒在地上的样子，是怕她这“狠”，怕她这不哭不闹清清醒醒的“狠”，怕她这豁命的决心！据说她婆婆吓得都站不起来了，只是哭。她婆婆以为这下她死了，鸡飞蛋打了，完了！可是我妈的命，真贱哪，死不了。一次两次三次，三次都死不了！你见过一种小草花没有？特别艳，特别俗，特别贱，栽到一个破脸盆里，烂瓦罐里，墙根下头，一蓬一蓬的，旱也能活，涝也能活，这花就叫做“死不了”！我妈就像这死不了的花……

知道我妈醒过来后对她婆婆说了句什么？她说，“天在上头，还有下一次呢！”听见了吧？她说，还有下一次！大概，是神灵是天听见她这话了吧？可怜她，发了慈悲，给了她一个孩子，没有“下一次”了。她很快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这孩子是我哥。就这么我哥救了我妈，我妈活下来了，也救了我奶奶，我爹，我们这一家。

该说说原因了，你知道我妈为什么要这样一次一次寻死？太幽默了，说出来你恐怕不信，她说她要像安娜一样过“有爱情”的日子！对，就是那个俄国的安娜·卡列尼娜！幽默吧？她一个山里生山里长的农村姑娘，没上过学，连县城都没去过连火车都没见过的村姑，她要像安娜一样过有爱情的日子！可是是谁，把“安娜”这一类玩意儿灌进她脑子里去的，让她当作理想一样并为此舍生忘死？当然是你们城里人，一群知青，北京的。其中有一个人，叫卡佳，听听这酒足饭饱云里雾里的名字：卡佳！就是这些卡佳们，拿我妈当试验田种，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故事，讲人生的大道理，把浪漫的种子和生活格格不入的种子，种进了这可怜的村姑身上，在那里扎下了根。她们说：“向毛主席保证，我们要让你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新世界！”她们还说要改变我妈的命运。她们还真做到了，我妈的命运真让她们给改变了：变得这么酷烈。

本来，她可以生活得很平静，嫁给我爹，一门心思过日子。我爹其实是个非常善良脾气和顺的人，比我妈大六七岁，除了瘦弱一些，个子低一些，没有任何缺陷。其实在农村人看来这是一桩不错的婚姻，没有什么不般配。假如当时她有一个要好的“王贵”什么的，这么闹这么折腾还情有可原，问题是，她这个“李香香”压根还不认识“王贵”呢。但是她铁了心的要爱情。我后来想“爱情”对她而言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着，非现实的、浪漫的、美好的一切，和真实无关的一切——它毁了她的生活。

后来，我常常问，在我可怜的母亲孤身一人和命运作战的时候，她们在哪里？卡佳们在哪里？这些让她“睁开了眼睛”的人在哪里？不用说，她们早就撇下她跑了，回到她们熟悉的城市了，回到她们的人群和生活中了。她们在“老莫”吃酸黄瓜喝罗宋汤的时候，甚至，在她们自己也和生活同流合污的时候，我妈她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壮烈地、没有任何声援任何救助的，用她唯一武器，她的血肉之躯，捍卫着她们让她睁开眼睛看到的东西，她只有一条命，可是她死了三次！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一个乡村浪漫主义者的故事，大姐，你们很相像。

好了，说说我吧。我是浪漫主义者的天敌。

我的家乡，核桃凹，是一个小山村，有一个小学校，只有初小，没有高小，念高小要到邻村去。我们村的女孩儿大多念完初小就不再上学了。到我该升高小那一年，我奶奶对我爹说，不要叫谷女子再念了，女子家，解得下个名字不当睁眼瞎就行了，又不考女秀才。我爹吞吞吐吐来找我妈商议，我妈只有两个字：不行。

该念初中了，初中要到镇里，离我们村有十几里路，我奶奶又对我爹说，快不要叫谷女子再念了。我爹又来找我妈，我妈还是两个字，说得更干脆：不行。

到考高中的时候，我考上了县中，我们村，那年考上县中的，只有我一个。那一年我奶奶过世了，是收麦子的季节死的，死那天，她还给一大家人做了晚饭。我爹我妈下地回来，看她躺在炕上，说是头疼，也没当回事，夜里就昏迷了，我爹背起她就往镇医院跑——这一背坏了事，半路上就咽气了，脑溢血。

我考上了县中，我爹很发愁，没有钱供我。这回，没有我奶奶唠叨了，指挥了，我爹还是要来找我妈商量，吞吞吐吐的，还没开口呢，我妈就说了，“不行！”她知道我爹要说啥，先封了我爹的嘴，“除房子卖地，光明也得念书。”

光明，是我的学名，这学名不用说是我妈给起的。那个夏天，我妈带着我们姐妹几人，早出晚归，上山去摘青连翘、挖草药、摘木耳、拾蘑菇，就连我六岁的小弟弟也跟着上山了，两只小手让荆棘葛针扎得鲜血淋漓。我哥那年该升高三，他也在县中学念书，不放假，早早就开了学，也等着钱用。我们这几双手，忙了两个月，硬是从山上挖出几百块钱来。自然还是不够，这一天，我妈瞒着我们，去县医院卖了血。我就用我六岁小弟弟的血汗钱，我妈的血卖来的钱，进了县中。

三年后，高考，我考了我们专区的文科状元。

那时候，我哥已经在省城打工了，两年前他高考落了榜。他从城里寄回家来的钱，我妈都攒着，一分也不乱用，就等着派大用场呢。有个南方人，来到我们村，教村里人培植香菇，我爹我妈也搭起了大棚子，从山上砍回橡树，锯成一截一截的，在树身上，打孔，埋下种子，淋上水，阴着，香菇就一朵一朵地钻出来了。卖香菇，又是一笔收入。当然，我弟弟妹妹们，加上我，我们又上山挖药材，整整挖了一暑假，就这么，东一笔，西一笔，给我凑着学费，最后，还是我妈，瞒着全家人，又去了县医院，卖了血。

我成了我们村开天辟地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来到了南方，进了一所名校。我不想说它的名字了，你往下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打工当家教，给自己挣生活费。当家教能挣几个钱？我就去了——酒吧坐台，是一个师姐介绍去的。我坐台，陪酒，自食其力。我没有一点道德上的不安感，从一开始我就不存在道德感和禁忌的问题，不，我有道德禁忌，我的禁忌是，永不再花家里的钱。不再花我老妈一大早跑六十里山路去卖血的钱，不再花我小弟弟用两只血淋淋的小手拨开葛针丛拣连翘和红果挣来的钱！这就是我的道德禁忌。我用我的性别、容貌、青春，养活我自己，供我自己念书，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清白，自尊，快乐。

但是很快地就发生了一件事。

我妈病了，癌。现在我想我的癌恐怕就是从她那里遗传过来的——她一直硬撑着，有一天终于撑不住了，吐了差不多半脸盆的血，家里人把她送进了县医院。癌长在肝上，晚期，不能开刀了，但是据说可以住院做一种叫做“介入”的治疗，刚好有从省城来的专家在我们县“扶贫”。我妈当天就闹着要回家，虽然大家都瞒着她可她心里其实已经明白了，她说，别瞎糟蹋钱了，光明还要念书呢。家里人拗不过她，我们家，从来没人能拗过她的，开了些止痛药，回来了。

她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躺在炕上，疼得厉害时她就用头咚咚地撞着炕沿。疼痛过去后，她安静异常，眼睛柔和极了，一张脸也柔和极了。我小弟弟放学回来，她就让他上炕，坐在她脸前，她长时间用手摩挲他的小脸——她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无论是对我爹，还是对我们这些孩子。我们从一生下来就看惯了她那张脸，阴沉、严厉、急躁，永远也不快活。我哥给我写信，告诉了我这些，我哥写道：“妈在安静地等死。”

从那天以后我就疯了，我只想一件事：挣钱、挣钱、挣钱！在这之前，我还只是坐台，陪酒，接到我哥信的当天我就和一个香港商人去了酒店。我很老练地和他做爱，可是他看到了——血，处女的血，他大吃一惊，让这血给吓住了。临出门时他叫住了我，说：

“小妹妹，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吧？”

在这之前，他一直叫我“小姐”，现在他改口了，我笑笑，说：“干这行的都会说自己有了难处，你要想帮我，就多给我几个晚上。”我想我怎么会和一个嫖客去诉苦？我又不想当茶花女或者李香君，在欢场上碰到一个亚芒侯朝宗，那太可笑了不是？我走出酒店，徒步回学校，远远看到学校的大门，我哭了。

十几天后我又是火车又是汽车赶到了家，我把厚厚一摞钱放到了我妈面前，我说：“妈，去看病吧，咱不去县里，去省城。”我想省城的大医院不是说能做“介入”吗？至少那是一线希望，至少，最低限度，它能减轻一个人弥留之际的痛苦。但是我妈一看这钱脸色就变了。

“这是哪来的？”她问我。

“我挣的。”我说。

后来，我一直、一直为这句话后悔，为这句大实话后悔。我该说，借的，向同学，向银行，总之，瞎编呗。可我情急之中说了真话：我挣的。我妈一听就明白了，我一个大一的学生，我能用什么方法挣这么多钱？我看到我妈的脸，越来越白，越来越白，白得发青、发灰，连嘴唇都成灰色的了，忽然她“噢——”地低吼一声，一头就撞到了墙上——幸亏她病得没了力气，否则这凶狠的一撞也许就要了她的命了。

一口血喷了出来，接下来，一口一口，止也止不住。我吓傻了，除了哭不知道还能干什么。我爹我哥我妹妹一拥而上，我哥往她嘴里灌了什么东西，后来我知道那是他买来的云南白药。血总算止住了，可人看上去已经不是个人样！整个人变成了墙皮一样的惨灰色。她开始哆嗦，像只寒号鸟一样抖个不停，牙齿得得得得发出凛冽的声响。我妹妹趴在她身上，抱住了她，嘴里喊着，妈，妈——她终于哆嗦着抬起了一只手，挥动着，说：“走，走——”

她让我走。

我哥冲我吼：“你还不快滚出去！”

我出来了，站在窑外。天就要黑了，虽然是春天，太阳一落山，山里还是冷的。我看着天一点一点黑下去，看着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山里的星星，真亮啊，真干净啊，每一颗都像用水洗过的一样，和浊世无关。我一直在哭。后来我爹出来了，把我领进西头平时不住人的那孔窑里，让我妹妹悄悄抱来床铺盖。我爹蹲在地上，抽着烟袋，默不作声。抽着抽着，他大巴掌一捂脸，呜呜地哭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离开了家。我一个人出了村，我看到了村口的老神树，那是一棵大核桃树，不知道几百岁了，也许上千岁了，到夏天，浓阴洒下来，差不多能遮一亩地。它是我们村的神，庇佑着我们这个小山村人畜平安。树枝上，挂着许多许愿的红布条，我想其中一定有一根是我的亲人们为我妈挂的。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我的头抵在土地上，我闻到了苏醒的大地的气味，湿润、新鲜、温暖、干净，我哭得几乎站不起来。

钱，我挣的钱，我妈当晚就让我哥还给了我。可我早晨出门时悄悄把它们留在了我叠好的被褥上。我知道他们用得着。家里已是负债累累了，至少，他们可以用这笔钱还债，也算是用到了我妈身上。一路上我在心里跟我妈说一句话，我说，我花你卖血的钱，你为什么就不能花我卖身的钱？这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

七天后，我妈过世了。弥留之际我自然不在身边，家里人谁也不敢造次，把她垂危的消息告诉我。她咽气后我哥才骑自行车赶到镇里给我挂了长途。我回家奔丧，我妹妹一见我扑上来就抓我脸，打我，揪我头发，说：“都是你，都是你！你个害人精，你害死了妈！”人们把她拉开了……原来，从我走后，我妈就不再吃饭，也不再说话，谁都看得出来，她对这个世界，一点一点都不再留恋了！在最后的日子笼罩着她的那种柔和慈爱的光芒，退去了……我整夜整夜跪在她的灵柩前，为她守灵，下葬时我哭得死了过去，可是，自始至终，我没有说“原谅”这两个字，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说过。假如一切能再从头来一遍，告诉你，我还是要这么做，毫不犹豫——用三千块钱来出卖我的童贞，救我母亲的命。

丧事过后，我哥交给我一个小包裹，用布包着，他说这是我妈悄悄地给他，让他交给我的。我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打开了它，是一个破抄本，用特别脆的那种白纸订成的，纸早变黄了，卷了边，有的地方已经破损了。上面，有我妈的笔迹，也有我不认识的很秀丽的笔迹，写着一些杂七杂八没头没脑的字句：大女子，农业学大寨，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等等，还有唐诗、宋词，东一首，西一首，或者是一段格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外貌、衣裳和心灵”这一类的话。后来，就有了一大段一大段小说的摘抄：“拉夫列茨基走出屋子，来到花园，坐到他熟悉的那张长椅上——就坐在这个珍贵的所在，面对着那座房子，在那座房子里他曾经徒然地最后一次把双手伸向喷涌着人生幸福的金色美酒的神圣酒杯……”“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呀？她想站起身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但是什么巨大的无情的东西撞到她的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我一页一页慢慢掀动着，越看越惊讶，我在翻动着我母亲的青春，她的精神生活，她粗糙、天真又优雅的灵魂。我明白了一件事：我母亲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她信仰——浪漫爱情，这尘世间所没有的东西。

里面还夹了一封信，是给我的，我敢说，这信里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文身一样，一笔一笔刻进了我心里，这么多年了，想不想听我背出来？

“光明：

我知道你是想救我，可是你用你那脏钱把我杀了！你把我杀了！不是别人，是你，杀了我！

你哥，你妹妹弟弟，都说我偏心你，一家人都说我偏心你，我是偏心——从我出嫁，嫁到杨家这一天起，我就已经死了。因为生下了你，我才又转世。你不足月份，生下来比个猫崽大不了多少，我抱着不足一尺长的你，止不住泪流满面：我抱的是我自己的来生自己的下一世呀！光明，你是谁？你就是我的来生来世！我前世受的苦，遭的罪，因为有了你，都不算话了。我看着你一天一天长大，越长越好看，读书、上学、远走高飞，去我去不了的地方，看我看不见的世界，我心里有多高兴！我亲眼看见我的来生我的下一世是美好的，她有我没有的一切，过着我曾经梦想的日子，她会有爱情，她会害羞地、真心地去爱一个人，和这个她爱的人过一辈子……可是光明，你个狠心的、残忍的孩子，你眨眼工夫就把这些毁了，你把我的来生毁了！

我没有力气多说什么了，光明，我要你知道，你是在替我活：你造孽，就是我造孽，你作践你，就是作践我……你这一生一世摆脱不掉我了，你要是还有一点点心疼我，就心疼你自己吧，心疼你，爱惜你，就是心疼、爱惜我梦想的来生。宝，妈在天上看着你呢……”

读完这封信，我跑到了她坟上，我哭着对她喊叫，我说：“妈，你听着，我是我，你是你，我不替你活！我决不、决不、决不替你活！”我心里恐怖极了，难过极了，假如真有来世的话，我妈妈的来世，应该是纯洁的、干净的、高贵的、浪漫的，我哪里背得起这样的来世？那应该是一个比我好一百倍的姑娘，幸福一百倍的姑娘。我哭着对她说：“你放过我吧妈——”

回到学校，我臂上缠着黑纱就去坐台了。我要养活自己，我也要用这行动表示，我不替任何人活。人改变不了我，鬼魂也改变不了我！我是我自己的，我要吃，要穿，要交学费，我要面对的，是严酷无情的现实人生。可是我运气不好，有一天我和一个客人去了酒店，半夜里，被扫黄的人抓了。原来是那个人的仇人跟踪他，告了密。东窗事发，我被学校开除了。

就在这时候，我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在一家酒吧里我又碰上了那个香港商人，用文雅的古典的话说就是我的第一个“恩客”。我看见他向我走来，我说：“真巧。”他回答，“我们有缘。”

后来他告诉我，他其实一直在找我，每晚换一家酒吧，到处向人打听我的下落。他这样向人描述我，“一个很清秀的小女学生。”他问人见过这样的一个陪酒女没有。我听他说“小女学生”这几个字，眼泪都快下来了，我已经不是学生了！

他新近在这城市，开辟了市场，经常要过大陆来，这样，他就给了我一个家。我从陪许多人最终变成了陪他一个人。对了我就是人们说的“二奶”，一个恶俗的称呼。还是古典的语言要文雅许多，“小星”，或者，“外宅”。我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这样过了一年。他看我不快活，有一天，他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

“你再去读书吧。”

他说他可以花钱送我去大学进修。我想了想，对他说道：

“我想再参加一次高考。”

我终于说出了我的心事，我的不甘心，我的梦想。他愣了愣，显然很意外，对我说：“让我想想。”他想了一夜，在床上翻来覆去，清晨我睁开眼，看见他一个人坐在窗前藤椅上抽烟斗，我一直很喜欢闻他烟斗丝的香味。我起来，走过去，在另一张藤椅上坐下了。我们默默地坐着，看太阳一点一点升起来，把草坪染成金色，看草坪上的鸟雀快乐地啄食草尖上的露水。一切是那么宁静美好。他忽然扭过头来，说了一句：

“我多舍不得你！”

他做出了决定，他说：“复习功课吧，其他的，我来办。”

三个月后，我拿到了“准考证”，准考证上的名字，是我现在的名字。从那天起我就把那个从前的我，那个叫“杨光明”的人，埋葬了。我杀气腾腾地赴考场，和那些小雏鸟似的考生们比起来，我真是满脸杀气，我是来报仇雪恨的，我是一枚精确制导的导弹，不像他们，战战兢兢。我这颗导弹一举击中目标，两个月后，我拿到了北京一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

赴京前，他送我一张卡。他说，里面钱不多，但足够维持我四年的生活还有学费。他说这话的时候，不像一个情夫，像一个……父亲，慈爱、关心，还有不舍。我流泪了。我看出他是寂寞的，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他花钱买笑也想买一点真心。那晚，最后的一晚，我们在一起，他没有要我。我们东一句西一句说着闲话，他给我讲他小时候的事情，他过世的母亲，等等。天一点一点亮了，黎明就要来了。我们居然就这样东拉西扯说了一夜！后来他翻过身，在熹光中用手抚摸我的脸，望了我很久。

“我不会忘记你，”他说，“你是给了我童贞的姑娘。”

我说，我会常给他打电话，写信。他打断了我的话：

“不，不要，什么都不要，你要忘记我——就像你从来都没有认识过我这个人。去好好生活吧，去过新生活——”他声音哑了一下，“你要爱惜你自己啊——”

他流泪了。

我心里非常感激，一直到现在，我都在感激着他。他是如今的人里少数保存了一点古风的老人。后来我给他打过电话，但是他把所有的号码都换过了，他实现了他的承诺，他是真心地要让我忘记那一切，忘记罪孽，也忘记善举。我没再去找过他，可就像他永不会忘记我一样，我也永不会忘记这个改变了我命运的人。

我来到北京，改名换姓，埋葬了历史。我像个新生儿一样清白干净，没有污点。我努力打工，当家教，在假期里找各种活干，站在大街上，发小广告，卖报纸，到杂志社报社帮忙打杂、看稿，等等，后来我就开始用“米小米”的笔名写文章，先是给时尚类杂志投稿，慢慢在许多家报纸开起了专栏，毕业后，我选择了当“北漂”，做自由撰稿人，后来这家大报社招聘记者，我应聘了。

他给我的那笔钱，最初两年，我动用过。后来我就不再动了。再后来，我在卡里补齐了那数字，一直存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我会还给他，假如有一天我能再找到他的话。也许，我会心血来潮，用它，去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行善或者作恶。我还没有想好呢，我以为我有的是时间，供我去想、去挥霍，可是突然间，癌来了。

我的生活，从来都不是月白风清的，这些年，我有过男友，可我从没有过爱人。爱和我无关。那是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小美眉们的事，爱要有一颗柔软的不谙世故的心，那是爱的前提，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像贾宝玉和林妹妹，而我，在他们那样的年纪，在爱的年纪，却在风尘场中打滚，滚出了刀枪不入的一身老茧。

可现在，在死亡面前，我想爱了。也许我是可以爱的，我是有能力爱的，我想爱一次，爱一个人，为我自己，也为我可怜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