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钰莹很勇敢，她主动提到了赖文峰的名字和他们共同生活的3年经历。她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得知杨钰莹答应上《鲁豫有约》，我既高兴又有些吃惊。

自从远华案曝光以来，有关“三年婚姻合同”和红色保时捷跑车的说法不断地见诸报端。虽然没有一篇文章指名道姓，但“歌坛玉女”一类的词汇却让老百姓早就猜到了谜底。在众说纷纭之中，杨钰莹选择了复出歌坛。于是人们更加相信了坊间的传言：靠山已倒，所以不得不自力更生，再战江湖。

平心而论，重新亮相在歌迷面前，杨钰莹的表现不过不失。也许没能带来惊喜，但也决不令人失望。而观众和传媒则表现出了有保留的宽容，一方面，她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因为不利新闻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人们的态度又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息：“你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不同以往了。”

自始至终，杨钰莹一直保持着沉默。

对于沉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这是默认，有人却感叹，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依然能够春风满面地在舞台上唱着情歌，这女孩子真不容易。

可是，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鼓足勇气把积压在心底的话说出来，是一种解脱。

我想，这也是杨钰莹决定接受《鲁豫有约》访问的原因。

我知道，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

我的同事樊庆元和吴穷第一次同杨钰莹联系是在2002年5月初，杨钰莹很爽快地答应了。只是我们俩的档期老合不上，专访就拖到了7月中旬。

策划会上，大家意见一致，那些敏感的问题如果刻意避开，节目不如不做。但是，我有我的担心，如果她不想说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怎么办?

樊庆元说：“有这种可能，但我觉得可能性极低。我想，她是有话要说。”

我同意樊庆元的看法，可心里还是有些不安：“我该保持什么样的立场呢?”

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立场都会激怒一部分观众。表现出同情，有人会说这是没有正义感；表现出批评者的姿态，观众更不会接受。而百分之百的中立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策划会的结论是，让杨钰莹着重就成长历程、成名前后、情感经历和复出心态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不回避关键问题，但也不会直奔“隐私”。如果，访谈只围绕跑车、婚姻合同一类的话，节目就显得太功利、太八卦了。

采访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进行的。北京的酒吧白天客人不多，安安静静的适合拍摄。

平时拍《鲁豫有约》，现场除我之外，只有制片人、导演、两个摄像和一位负责宣传的同事共6个人。但采访杨钰莹这天，酒吧里显得格外热闹，樊庆元悄悄告诉我：“今天剧组人数破了纪录，一共来了13个人。”

当杨钰莹的车子开到酒吧门口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了车上。杨钰莹乘坐的是一辆深绿色的奔驰，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红色跑车。和出道时相比，杨钰莹的外形没什么变化，举手投足还像个小女孩一样。也许是头天晚上通宵拍摄MTV的原因，她看起来略显疲惫。

“我才知道你原来叫杨岗丽，我一直以为杨钰莹就是你的本名呢，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很适合你。不过，杨岗丽也很好听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对我来说，每次采访的开场白至关重要。

“你不觉得杨岗丽是个带点男孩子气的名字吗?我的很多歌迷都叫我岗岗，这是我的小名。一听到岗岗，我就觉得这太不寻常了。因为只有我的亲人、我最好的朋友才这么叫我。这个名字就是藏在内心深处的我。”

我们的谈话很顺利，但两个人之间似乎还隔着一层薄纱，我知道，那个问题不谈，这层纱就捅不破。于是，我相当委婉地问她：“当初你淡出歌坛是否和一段感情有关?”

杨钰莹很勇敢，她主动提到了赖文峰的名字和他们共同生活的3年经历。她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杨钰莹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正在香港，没感受到它在内地观众中引起的巨大反响。一周后，我回到北京，才发现几乎所有网站、报纸都转载或报道了访谈的内容。观众的反应大致有两种，有人认为“你给了这个孩子一个说话的机会”，也有人发来E-mail大声疾呼“不许利用《鲁豫有约》。”

观众的热烈回应让我想了很多。

这就是我做《鲁豫有约》的初衷吧：我们静静地聆听一段人生故事，然后思考、讨论。结论迫不及待寻找，似乎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