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真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间对英语开了窍。从此以后，一通百通，英语就这么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其中的原因。

�我成了英语角的小权威，这使我对自己的语言能力深信不疑。

�高中英语课上，我从来都是老师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只要去比赛，冠军非我莫属。

2000年7月，《三联生活周刊》做了一篇题为“英语改变人生”的报道，把我归为“英语天生派”。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觉得我的生活会因为一门语言而变得精彩。对我来说，语言就是工具，不用的时候它不过是搁置在仓库里的闲物。

从小就被认为有语言天赋

小时候，我生活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很自然地就成了“双语儿童”，在北京讲普通话，在上海讲上海话。两者语音、语调上的差别和南北方言结构上的不同，都让我觉得游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之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爸妈都是学外语的。他们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学的是那个年代时髦的语言。我爸学了斯瓦西里语，我妈学了孟加拉语。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他们的专业实在有些生僻。每次向别人介绍斯瓦西里语我总得费番口舌：“斯瓦西里语是非洲的一个语种，主要使用的国家有坦桑尼亚、肯尼亚等，Disney动画片《狮子王》中的插曲‘HakunaMatata’就是斯瓦西里语，意思是‘一切平安’。解释半天，仍然会有人皱着眉头追问你：“什么?稀里哗啦语?”

小的时候听爸妈叽哩咕噜地说外国话，觉得神奇，于是也立下志愿，长大后学外语，每天绕着舌头说话，让谁也听不懂。

我爸很希望我能继承父业。我才上小学一年级，刚刚学会“a-o-e-i-u-ü”，他就问我：“要不要学英语?爸爸来教你。”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充满期待。

“你?”据我爸回忆，当时我转着眼球撇着嘴，一脸不屑地说：“你中学学的是俄语，大学学的是斯瓦西里语，你说的英语有口音。我，要么不学，要学就学最标准的英语。”我小小年纪就敢于藐视权威，这让我爸既感动又很有失落感。

从此以后，他不再提教我英语的事情。

初中一年级，我才开始学ABCD。

第一个月，我完全找不着感觉。拼写单词的时候，我非得把26个字母从头背一遍，才能找到要用的那个字母。

但是，世上真的有奇迹。

有一天，真的就是某一天，我突然间对英语开了窍。从此以后，一通百通，英语就这么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至今，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其中的原因。

2002年夏天，我在北京采访著名钢琴演奏家鲍蕙荞女士，她也谈到了类似的经历。

鲍蕙荞9岁学琴。别人通常是从单手练起，可不知为什么她的妈妈找了本教材一开始就要求她双手弹琴。入门就这么难，用鲍蕙荞自己的话说就是：“第一天，我整个就是搞不清楚。可到了第二天，忽然好像就会了。”

鲍蕙荞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不住地点头，心里不断地在说：“对啊，我学英语也是这么突然开窍的。”想当年，我嘴里开始咕噜咕噜往外冒外语的时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初一暑假，我回到了上海。当时，人民公园有个英语角，一到礼拜天就吸引很多英语爱好者去那里练习口语。整整一个假期，每个周末我都由姑姑带着，从浦东坐车，再坐船过黄浦江去参加英语角的活动。

英语角是露天的，就在公园里一条没什么游人光顾的小路边。路面窄窄的，铺着石板，路边有几棵小树，勉勉强强能遮挡一些夏日的阳光。

英语角每次都聚集一、二百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老师、工人、机关干部和在校大学生。不过，没人在意身份、地位、年龄，在英语角，惟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英语，谁的口语最好，谁就引人注目，而且可以占据小树下树荫浓密的地方，其余的人会自发地围成一个圆圈。

我的出现，在英语角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那时我13岁，身高1�50米，梳着马尾辫，身穿花布连衣裙，怎么看都是个小孩。可我不怯场，大方地用“流利”的英语向身边每一个人做自我介绍：

“我叫陈鲁豫，是北京师大实验中学初一学生。我们学校是北京市著名的重点中学。我的爸爸妈妈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我的周围聚满了人，大家都想和这个英语讲得很棒的小孩聊上几句。小时候我是个人来疯，人越多越精神。看到那么多大人都专注地听我用英语侃侃而谈，真有些洋洋自得。

其实，我那时的英语水平很低，一共就会那么几十个单词、三五个句型。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个人自我介绍，是因为我翻来覆去就会那几句话。好在去英语角的都是初学者，成年人大多爱面子，怕说错不敢张嘴，于是成就了我，让我脱颖而出，成了英语角的“小权威”。

从此以后，我对自己的语言能力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