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医院，也是很混乱的一片。一样有标语，一样有革命，在嘈杂的病房里，瑞平却开始了一段始料不及的平静生活。当然前提是他每天来到医院，走进弥漫着药水气味的走廊，都看到妈妈在一张白色的床单之下的身躯，在微微起伏，这就是呼吸还在进行。在教授预言的日子到来之前，生活变得单纯了很多。平静其实是人和痛苦之间一直是等距离，没有位移。就像地震刚刚经过，地面上七翘八裂，冒着硫磺气味的深沟还横在那里。但是很静很静，你能说这不是一种平静？
妈妈很快就有了外科的病床，一周之内就开了刀。开刀之后切片的结果很快就告诉等在手术室门口的瑞平和蓓蓓小妹，还有从工厂赶来的爷叔兼造反派头头董品章。教授可怕的预测的一点没有错。确实是胰头癌，而且是晚期。张医生曾经问过瑞平，你妈妈什么时候喊过上腹部疼痛？瑞平说是在最近。医生很不明白地说，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她应该在三两年前就疼了。瑞平自己也感到很奇怪。张医生又说，妈妈的整个胰腺已经纤维化，就是木质化了。一点没有弹性，功能正在完全丧失之中，胰腺在往外面渗出液体。他没有办法将病灶切除，人总是不能完全没有胰腺的。他只能将被肿大的胰头压迫的那些输送胆汁的管道移开一点，让胆汁流得畅一点。妈妈眼白上的黄疸就会褪去。她心口上会感到好过一点。
医生似乎忘记期许妈妈的寿命会延长，事实上他不会疏忽，只是故意回避了。瑞平感到这样的日子还是不要去计算才好。他宁愿自己永远有这样灰暗的，生与死僵持的平静。他不能想象以后的日子。
革命其实并不依赖某一些人，例如陈瑞平。现在既没有人要他去作什么，也没有人要他不做什么。他在医院里，和他一道在医院里的，还是蓓蓓和小妹。她们义不容辞填补了瑞平和妈妈之间的情感空洞。
两个女生为他做了主，将陪伴妈妈的任务作了三班制的分工。这是因为当年还没有化钱雇人看护的制度，几乎所有的病人全部需要自己的亲人陪伴。瑞平照顾妈妈的时间在下午。他中午到医院，然后就等候在那里，等待下午三点医院开始探望病人。瑞平尽量装扮得很像一个尽职的的儿子，在别人来探望的时候经常陪伴在一边。蓓蓓不需要上学，因此，她就排在上午。蓓蓓就将中饭带来，在医院的煤气上热一热，蓓蓓本来就要为自己做饭，带上了妈妈的一份，也没有费什么事。蓓蓓自从知道早晚要到香港去之后，好像也变得快活起来。她本来是妈妈喜欢的女孩，在这样的时候就特别的乖巧。妈妈经常在上午精神很好，蓓蓓就陪妈妈说话。妈妈以为自己真的是胆囊炎，很快就要出院，心情也很好，谈话谈到高兴的时候，还会笑起来。往往需要陪夜的时候，会有小妹出来，小妹是一个觉很少的人。她陪夜如同背书一样认真。常常是很早就到了，顺便带来晚饭。可惜妈妈见到了小妹，就将脸往床里头一别。小妹就有一点尴尬地坐在妈妈的背后，用一双眼睛盯着盐水瓶，调节一下，看药水滴得快了还是慢了。然后拿出一本书来，在走廊的路灯下来看。
小妹送来饭菜之后，本来拿了一个调羹要喂妈妈，但是妈妈经常不吃，宁愿在医院定饭。后来小妹明白了，就在将饭菜送到了之后，悄悄对瑞平使一个眼色，两人就下楼去了。妈妈在还拿得动调羹的时候，自己就吃了饭。她在妈妈睡下之后，才又回到病房，收拾碗筷。在妈妈吃饭然后背过身子朝里睡的那一个小时中间，小妹就和瑞平在一起。
在夕阳之中，坐在医院走廊转弯的椅子上，小妹经常顺便为瑞平带来晚饭，然后就用长悠悠的眼睛看着瑞平狼吞虎咽地吃着，一面还说你吃慢点，明天还有。瑞平看到小妹的眼睛一眨不眨，就问：“我很傻吗？”小妹就说：“你很可怜呢。”
然后，她就说，你把饭盒给我，让我去洗。瑞平就在水斗边上，看着小妹长长的手指灵活地用一团纱布把他和妈妈的饭盒擦得干干净净。小妹就用肘弯碰碰瑞平，说你小心让水溅着。
瑞平很愿意和小妹在一起，坐在她的身边心会跳得快一点的。现在的孩子一定就悄悄用眼睛脉脉传情，说说你我，很快就会说到“爱”。那时他们不会这样说。他们一般就说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人。他在和小妹坐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和小妹离开着两个拳头的位置，这是一种清醒，他似乎不能和小妹走得更近一点，但是他又非常希望和小妹走得更近一点。他其实很想和小妹拉拉手。但是，因为是真正的好感，这样的拉手他就很害怕被小妹拒绝。他就闻着小妹身上淡淡的桂花香味，听着小妹说学校里的事情。
说话在瑞平是一种意思意思，主要是两个人可以借此在长椅上坐得更久些，而他的欣块就是小妹对此并不反感。
瑞平和蓓蓓每天要见面三次，早晚是在窗口，中午是在医院，因为没有什么话题，话就很少。只有一天，窗口对过很多的人，忙乱了一番。后来蓓蓓在擦眼泪，好婆隔着弄堂，对瑞平说，我今天就到香港去了，对你妈妈说一声。有一点香港糖果就给你妈妈作个纪念。蓓蓓本来也要走的，现在再等一段时间，等我安排好了再去。蓓蓓一个人，你最好相帮一把。瑞平不知怎样的眼睛也变得红红的了。对过很多的人脚步乱烘烘地下了楼。好婆一行就出了弄堂。瑞平突然感到心中空出来了一块，孤独的感觉就渐渐又浓了一点。
蓓蓓可能有什么话想要对瑞平说，每天眼睛里总是带着一点期盼，这一点瑞平很明白。在黄渡时蓓蓓和他的谈话总不是偶然的。有一天，蓓蓓在医院将班交给了瑞平，就说：“我们在楼下走一走？我有话要说。”
瑞平在和她并肩下楼的时候，在楼梯转弯的地方避开了。大概他有这样的潜意识：自己和小妹一直在说话，就是一种关系。既然这样，那么就不能再和蓓蓓说话。
“你害怕我吃了你？”蓓蓓看到他走开，就恨恨地嚷起来了。
瑞平站住，但是不回一个字。
“你这个人啊，一股酸腐气，很讨厌的。”蓓蓓脚步重重地走了。
在医院里，瑞平平静的接待日子里，大多数是很平静的来访。只有特别的人物出现，才有特别的片断。
首先是那个远房亲戚。那个八十多岁的三伯伯陈树衡。他还很健，他是自己一个人从静安寺那边坐车过来的。他依然满面红光，耳垂很大，绵软厚实。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左右眉毛上都有数根寿眉，箭一样戳出。
其实他对于瑞平一家的受难并没有一点责任。他没有给瑞平的爸爸划定成分，也没有组织对妈妈的批斗。相反，在抗战的年代里，他将一家小厂交给了爸爸经营，在爸爸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将乡下的租米让爸爸去收。瑞平的家里，还有四个方凳和一张八仙桌，就是三伯伯在爸爸妈妈刚到上海时用黄包车送来的。
瑞平生气的不过是他竟然安然无恙，他还能这样宽厚地和妈妈说话。
“玉清妹妹，”这是萧山人称呼自己同辈人的话，尽管两人相距三十多岁。他同时将一个西瓜和一包桂元干放到了床边的小桌上。“病主要是要养，养得好就是最好的。”
“树衡哥哥，”这也是萧山人称呼自己同辈人的说法，“谢谢你，没有什么毛病，就是胆囊炎，开了刀就好了。”
八十多岁的老哥就很响亮地笑了起来，说起萧山的很多往事。两个人都很小心，没有说到爸爸。他看了一眼瑞平，说：“你好好照顾妈妈，啊？要什么就给我写信。”
“病去如抽丝，慢慢就会好的。心一定要定，不要着急。”他起身走的时候，妈妈就说：“树衡哥哥，谢谢你，我还不能走动，以后病好了登门拜访。”妈妈随后就喊瑞平：“瑞平，你就代我送送老伯伯。”
瑞平也就笑着在妈妈的导演之下扮演了一个孝心浓厚的儿子。
他搀着老伯伯，不料在下完楼梯的时候，老伯伯突然一把将瑞平的手腕抓的，直瞪瞪地看着瑞平。不过嘴角上却有着笑：“瑞平，你不要瞒我，你是不是认为我是大灾星？”
瑞平的心事被人猜中，便有一点掩饰的笑容，这样的笑容在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脸上，便有一点恐怖：“没没没有。”
“哈。”老伯伯只有冷笑了一声。然后就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了一个皱巴巴的小信封，交给了瑞平。“长白山人参，放在碗里，隔水蒸。给你妈妈吃了。记得了？这是可以吊命的，妈妈一旦危险了，用老人参可以吊三数天。”
当时人参是很少见的，大规模的种植还没有开始，人参全是在山上一棵一棵挖来的。药房里将人参用一只玻璃的盒子装好，外面用锁锁好，很小的一截要一个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你这小子，替我好好看住你的娘。她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你的良心啊！”
他显然什么都知道。瑞平背后一阵冷气抽过，汗衫立时湿透了。
爷叔董品章经常来到医院。他每次来的时候，总是带着造反队的袖章，而且还背着毛主席红宝书的袋袋。董品章来到医院最重要的是代表组织和医生交谈几句。他没有更多的话要和妈妈说。他只是经常坐在病床旁边，看着妈妈，妈妈经常在这样的时候装着睡去。他们没有什么对话，也没有什么眼神之间的交流。瑞平不知道董品章是在想些什么。他也猜过，只是猜不出来。他是在后悔？是在默默地忏悔？还是在等待妈妈的醒来，让妈妈指着鼻子一阵大骂？
他一共来过七次。但是在病床前没有说一句话。他经常是在晚上下了班的时候来的。然后在小妹来接瑞平的班之后和瑞平一起离开。董品章显然变得话很少。他和瑞平也是没有更多的话要说，最后总是在淮海路上很平淡地打个招呼分手。
妈妈的病情在一点点的恶化，所有的人全知道，只有妈妈一直不知道。有一天，当小妹向蓓蓓交班的时候。妈妈要上厕所，就对蓓蓓说：“来，今天不要用扁马桶，上厕所你也不要扶我，让我自己走几步。”
蓓蓓和小妹有一点张惶。蓓蓓就说：“瑞平姆妈，还是我们扶着好。”
妈妈笑着说：“我总要自己下来走路的。难道叫你们把我抬出医院吗？我已经看到我身上的黄疸已经褪掉了。”她就向前伸出一只脚，踩在地上，然后又伸出第二只脚。她的膝盖一软，立刻就失去了平衡，两个女孩子赶紧搀住，才没有倒下。妈妈因为虚火而有些红云的脸立刻就变得煞白。一切全都明白了。妈妈就说：“我不去厕所了，还是给我一只扁马桶好了。”
因为一个秘密被揭穿，小妹和蓓蓓的脸也变得煞白。妈妈解完手之后，发了一会呆，就让蓓蓓给她梳头，让蓓蓓将床摇高了一点，然后就很安静地闭着眼睛靠在枕头上。蓓蓓对小妹说，应该去看一看一个人了。小妹就问是不是教授？蓓蓓说是的。她们就下楼，她们在医院到处寻找，后来看到在小花园里，一个瘦小的身躯贴在地上，两只手伸进阴沟洞里。臭气从阴沟里涌出来。教授好不容易将阴沟弄通了，站起身来。却被两个工人指挥着，用水桶将地面上的臭水冲洗干净了，将竹片和铁丝等等装到了一辆手推车中。他见到了两个女孩，就站住了，挑起两根眉毛询问：“怎么了？”蓓蓓就说：“她已经走不动了。”教授就闭起了眼，摇了摇头。
“这毕竟太悲惨了。”蓓蓓说着，就哭了。
“能不能再开一刀？”小妹问。
教授说：“红卫兵小将，医学有时很无奈，以后你们如果当医生就知道了。”
三天之后的傍晚，病房中来了一个乡下女人。这使瑞平的“相对平静”终于最后打破了。
其实瑞平的娘不是乡下人，萧山是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县城。但是上海人即使在文化革命中，也把没有上海户口的所有人全部看成是“阿乡”。娘不顾上海人的鄙夷不屑的眼光，她穿着那件在土机上织的粗布衣服就走进了医院。娘就在病房和妈妈见面了。“第三者”瑞平不幸正在场。他害怕这样的见面，但是他不敢躲开。
娘带来了热的鸽子汤，是装在一只竹壳的大口热水瓶中的。这个瓶子是瑞平小时候夏天装棒冰用的。
娘很兴奋地说：“一点也没有错，钥匙就在那个小箱子里。”
妈妈很高兴地回答：“十只鸡不如一只飞，鸽子好啊。”不过她说这些话时软弱无力。
娘在那个年代竟然能够弄到一只鸽子，简直是奇迹。当年市场上本没有肉鸽卖，娘买到的一定是人家的信鸽。信鸽的肉老，娘一定是什么都顾不得了。娘还在大同坊家里烧好了汤。
娘就坐在床沿旁，和妈妈说话。娘没有喊妈妈“嫂嫂”，称呼妈妈是“玉清姐”，妈妈称呼娘是“婉菊妹”，这也是萧山人的特别称呼，仔细听，才知道要比老伯伯“玉清妹妹”少了一个字，这就是远亲和近亲的差别。
妈妈的泪水就不住往下流。妈妈没有说什么，只是一遍又一遍的摸着娘的手。娘也没有说话，只是拿出自己的手绢一次又一次给妈妈擦眼泪。一面自己也在流泪。
娘从布书包里，拿出了沙地上的鬼脸瓜、黄金瓜，又从手中杭州篮子里，端出了乌豇豆干烧肉，辣茄酱。还有一碗梗米粥。
妈妈就说：“我好开心啊！我最想的就是这些。”
娘就说：“我请了假，今天就在病房里陪你一夜。”
妈妈就说：“你坐的是夜车，还没有睡过呢。”
娘说：“以前我们姊妹见了面，哪回不是要说个畅快的？”
“弟弟和小人都好吗？”
娘说话一向就有一点夸张，她就说：“其他还好，就是瑞知，差一点没有命了。”
妈妈迟疑了一会才现出大惊失色的表情：“怎么回事？瑞知不是已经有单位了吗？”
“他参加了红暴会还是省联总我不知道。有一次他回到家中，腰里插了一把手枪。进门的时候一句话没有说，将枪举起来，我魂都吓出。你还记得没有，后门有一口井？那口井在通了自来水之后就没有用过了。瑞知就一个人到了后门对了井里乓乓乓放了三枪，就像是炸了三个大炮丈。左邻右舍全部慌得爬出被窝，从小夹弄往外面逃。瑞知就哈哈大笑。”
“后来他们守在杭州一个什么地方，另外一派就来攻打。三天三夜，枪声不断，还掼了手榴弹，最后被对方攻破了。他被人家揢了去，对方用冲锋枪押着，他举了双手投降在马路上走。”
“不是我看到的，在杭二棉工作的姓石的亨个老倌。正好出差在杭州，就在解放路上看热闹看到的。”
妈妈精神亢奋起来：“亨个老倌我认得。快点说下去，瑞知后来怎样？你急坏我了。”急坏的还有所有病房在听故事的人，因为他们全不知道“亨个老倌”就是萧山话中的“那个家伙”。
“还好，瑞知后来被解放军放出来了。办过学习班就回家了。”
“他受伤没有？”
“重伤没有，只有手臂上被人用刀劈了一下，流了很多的血。现在好了，结了痂。在家里每天都在他爹的房间里画图。好了，吃饭吃饭，粥有一点冷了。”
当小妹来到的时候，妈妈就望着天花板慢慢说：“我今天有你娘陪着，你们全可以回去了。”
娘不认识小妹，以为是医院里陪夜的，就对小妹说：“这个妹妹也好回家去歇一天。只要那把躺椅留给我就可以了。”
妈妈就说：“她是瑞平的同学。”这是妈妈在说话中首次提到小妹。
娘陪了一天一夜。除了蓓蓓替换她的那四个小时，娘和妈妈一直没有分开。除了妈妈昏睡的那些钟点，娘一直在和妈妈说话。早上蓓蓓走进病房，娘抽空就走出医院，满街寻找一种叫做“寸管糖”的南方土产。后来在老西门的一家小店才买到了半斤和“寸管糖”相近的“寸金糖”。又在疯狂寻找一种牛心番茄，后来也在襄阳路上的一个菜场上找到了。娘完全是一个奇迹，娘到上海的机会不多，这些东西，就是叫瑞平去买，也是买不到的。她的所有本事，只是逢人就问，问完了之后就说：“谢谢尔。”当小妹第二天晚上来到医院的时候，娘正好用调羹将一片蘸上糖的番茄送到妈妈的嘴里，一包寸金糖不过吃了半根。
她说：“小妹同学，你陪夜吧。我今天坐夜车走了。”
说是走了，还是先回到了大同坊。娘要瑞平和她一起上三楼。她关上了门，就在四处寻找东西。瑞平问娘在寻找什么，娘说，你妈妈有一把量衣服的竹尺，从萧山带来的，不知在哪里。瑞平在缝纫机的后面一找就找到了。
娘把尺拿在手中，掂量了一下，就对瑞平说：“脱下裤子。趴在床上！”
娘和很多的萧山爹娘一样，用尺或者鸡毛掸帚教育孩子的方法一直没有改革创新。况且她还很传统地在执法之前先要宣判。她说：“瑞平，你如果是妈妈生的，我没有话讲。不过你是我生的，我不打你谁会打你？你妈妈在日本人手里没有死，在国民党手里没有死，死在你的手里！”
“不是我，不是我，我做的全部是对的。”
“贱胎！欠打！还不快快趴到床上去！”娘吼起来了。娘的威严来自于生出瑞平的子宫，以及喂养瑞平的那对乳房。高出娘一头的瑞平不敢不依。瑞平一旦趴在了床上，他就矮小了。
“说，毛主席叫你批判你的妈妈了吗？”娘用尺指着瑞平。娘有道理，她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依靠子宫说话的人。
“这是划清界限。”
“毛主席文化革命的指示没有说要你划清界限么？《老三篇》也没有说要你批判妈妈么！我学习毛主席语录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条。”
狠狠的一下，瑞平的臀部立刻肿起了红色的一条。“这是为你爸爸打的。你爸爸一生没有欠过谁的钱，难道前世就欠了你的？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又是一下。在屁股清脆的皮肉声夹杂着竹子的碎裂声。红色的棱起上，有隐隐的血色。“这当然是为你妈妈打的。你以为你可以这样批斗一个妈妈？你以为你是吃西北风长大的？你是石头缝里迸出来的？”
第三下没有吃到力气，因为竹尺已经断了。尖利的断竹刺破了瑞平的皮肤。“你爹说，要好好教训你。我们惭愧啊！原先以为送去的是一个麒麟子，不料是一个，”她一时失语，改口说，“一个什么东西！”
娘将尺子一下子扔到了屋角里。坐在床沿上，用土布衣襟擦拭着眼睛。一天一夜，在医院的病房里，无话不谈，娘什么都知道。
瑞平翻过身子，用手一摸，手上已经见血。
娘看了一眼，后悔打得太重了，就说：“小人在爹娘的面前，没有面子这件事情。其他另当别论。瑞知瑞芬那里我都不会说的。“
然后，她站起来慢慢收拾着东西。说着：“你爹现在困在床上，每天咳嗽不断。有一天，半夜起来，大喊一声，鹰没有烧坏！还说做梦梦到了八大山人。”
娘说，当夜就有一班到金华的车。她马上就要走。瑞平说还不如坐早上七点到宁波的车。娘说，她已经见到了妈妈了，就一天也不要在上海住了。瑞平说，妈妈要走就在早晚，不如就告别一下。娘突然就勃然大怒了。指着瑞平的鼻子说：“你以为我们姊妹一场，能有这样的狠心，看着她就走在我的面前吗？我只要到过上海，见了面，以后的印象，就全是她还安安眈眈坐起在床上，吃我的鸽子汤，吃我的寸金糖，吃我的牛心番茄，和我说话。人将死我吃不落看，我一定要哭，一定要跳的。”
她将东西理毕，背起，走到门口，车转身子，说：“瑞平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就替我做一件事情。”
瑞平忙将楼梯的电灯打开，说：“我做得到一定会做。”
娘说：“火车站你就不要送了。今天晚上，你就将那条老参放在碗里，碗放在饭镬里，用水蒸四个钟头，用小火，锅里水少了就添一点，碗里自然就会蒸出汁水。你就捧着这碗参汤，到病房里，送到你的妈妈床前。”
瑞平说：“我能做到。”
“没有完。”娘说，“这根老参估计能够吊住你妈妈三天。所以，你在送上参汤的时候，要喊一声妈妈，让她在最后三天中记得她还有一个儿子。”
瑞平默然。
娘走下最后一格楼梯，在出门的时候，又说：“你妈妈说，你已经四三天没有喊妈妈了。”瑞平闻到了娘身上一股汗馊味。这两天，娘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
瑞平搬过一张方凳，一个整夜坐在厨房里。厨房里很久没有灯光了，除了小妹给他带来的饭，瑞平经常不是吃一碗阳春面，就是在食堂胡乱对付一顿。他最后一次在厨房里，还是蒸霉干菜的时候。现在，他看着如同十来颗豌豆一样的蓝色的小火，舔着锅底。他反复问着自己：“我能喊一声妈妈吗？一个红卫兵能喊地主分子一声妈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