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碍 2-障碍

生活与思考

并没有必要通知我的朋友我没有去滁县开会。会期十天,这十天也是我和王玉相待或私守的日子。我们买菜、做饭,洗衣服,像模像样地过起了小日子。我离婚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还真有点不习惯。有女人的生活并没有让我回忆起赵燕的好处来,相反,倒使我越发怀疑起过去的婚姻。我的意思是:我和赵燕结婚三年,但她带给我的快乐还不如王玉在这十天里带给我的多。王玉又在感叹我是一个可怜人了。“女人和男人在一起都是这样的。”她说,“我真不知道赵燕和你是怎么回事。换了我,那是不可能的!”

她哼着歌儿,把洗好的衣服晾得到处都是。因为我禁止她使用阳台(避讳邻居),她就充分地利用两个房间。她把我积攒多日的衣服全都洗了,其中包括几天来我更换频繁的内裤。她洗了染上污渍的床单,洗了她自己的背心胸罩。最后实在没什么可洗的了她就洗手绢,一共七八块之多,在一根塑料绳上晾出,色彩各异,犹如万国旗。

除了洗衣服就是做饭。她将我有限的钱计划着花,居然还买了母鸡,煨汤用以滋补我连日来亏损的身体。鸡汤里还放进了枸杞之类的中药。原来这一套她全懂呀!洗衣做饭外就是睡觉。

那些天里我也特别地能吃能睡,再加上夏天要洗的衣服又多,每天王玉忙忙碌碌,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一般我总是躺在席子上看书或看报,感觉到王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忙进忙出。她什么事情上都不要我插手。只是让我躺着,睡觉,或者看报,和她说话也可以。除了那件事情上她需要我帮忙,其它的事她全都给包了。

所谓的那件事,就是男欢女爱了。她心甘情愿地料理一切。当然是出于对我这方面豪爽的感激。她让我歇着,也是让我养精蓄锐。她那个年龄的女孩,是多么地正常和正当啊!乐此不疲、永无止境。很难说她对家务的热情是因欲望的不满足而来的转移,或是,那事的兴奋余波的扩散。就像我的能量注入到她的身体里去了。那个深夜的裸体之舞是她典型的表达方式。

我们不怎么出门了。许城的风景与她王玉又有何干?许城的风景难道不已集中在此?出门转悠又能怎样?同时也没有人上门来看我。我的那些朋友都以为我已去了滁县。关于那次会议的情况我已四处散布。我想:最终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阴谋的——由于我未能及时告诉他们我改变了计划。包括我正式的女友,王玉来许城的前一天在一家咖啡馆里已告别过了。

听说我要离开十天,她的眼圈红了。她持有我房间的钥匙,但我不必为此担心。她是一个老实的孩子,完全信任我。倒是这段时间里出门不太方便了。我和王玉的想法一样,宁愿呆在家里。

和我女友一味顺从的态度相比,王玉是令人兴奋的。同是一个,为什么到了朱浩那里就成了没有性欲的呢?我想是因为他们有爱情,就像我和我的女友有爱情一样?看来爱情这件事与性欲多半是此消彼长的,而不是成正比例关系——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问题是我们除了爱的圣洁之体验(所谓“没有一丝邪念”)外,是否也需要性的荒淫之感受?是否更需要了?是否荒淫无耻是圣洁的物质保证呢?

在席子上无所事事、似睡非睡的时候我考虑了这些问题,用以消遣。

再者,什么是荒淫的感受呢?这大约与某种禁忌和非正常状态有关,比如通奸,比如乱伦,比如朋友之妻、之妾、之情人、之性交对象,也许还包括同性交媾以及种种性错乱、性替代的发明和发现。

压抑和禁令使人们普遍兴奋,同时又培养了他们个别的嗜好和怪癖,他们真正的私人性。但每个人的感受范围都是有其界限的,不可能有人有容纳一切的胃口。如果两个人的感受范围正好切合,那真是天赐。

比如我和王玉,可能就是这样的。我们都能体会到那由于朱浩的存在所产生的公开的难堪和隐秘的快乐。在我看来,她是我朋友的女人。在王玉看来,我是她男人的兄弟。我和王玉,真是下流的一对,或者说:我们在一起体会着下流。从机会上说,也许还是千载难逢的呢。

一连数天,我们不仅多次性交,不分昼夜,王玉还进行了许多小试验、玩了不少小花样。其中的一类是从未有过的尝试。一类,来自以往的经验中,与我共享。由于它们“真正的私人性”,我不便在此复述。但有一点是一定的,就是王玉的感应范围正好也是我的感应范围,我都能接受,并也教会了她一些新东西。

穴居

卧室内的窗帘是双层的,用了红黑两块布料,红的在内黑的在外,据说这样隔光效果最佳。我完全相信,因窗帘是从一位搞摄影的朋友暗房的窗户上取下来的。整个夏天我都很依赖这块窗帘。室外阳光猛烈扫射,我的卧室里却很阴凉——有如啮齿类动物的洞穴。我用湿拖把拖了地,再加上电扇的阵风吹拂,日子总算能过下去了。再加上王玉的到来,那寂寞的洞穴中的白日就如真正美妙的夜晚了。

大家都知道:没有女人的夜晚不能算是真正的夜晚。也许只有我一人知道:有了女人,即使是白天也可以当成夜晚来过了。

我和王玉的日子基本上是黑白颠倒的,或者不分。台灯或蜡烛不分昼夜地亮着。我们饿了就吃,恢复过来就干,困了当然就睡觉。

我的闹钟停了,手表不翼而飞,日历也很久没有翻动过了。我们没有或取消了时间。洞穴幽暗,世纪漫长,没有人来提醒我们。直到有一天有人在外面敲门,不是找我,竟然是找王玉的。

他叫了十三声王玉的名字——“王玉”,根本没有提及我。他当然以为此时我已在安徽的琅岈山顶了。同时他还知道我不在的时候这里交给了王玉。这个敲门的人就是东海。我们没有开门,停止了任何动作。他来的真不是时候,我们又在干那事儿。东海敲门使我记住了无数次交欢中的一次——他敲门的那一次。

我和王玉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在席子上我们已经腻味了)。实际上是我坐在那把椅子上,而王玉坐在我的身上。我们照例一丝不挂。她是背对我而坐的,正双手撑着椅面的边沿用力。我兴致勃勃地看着前面的镜子,以及里面我们的整个姿态。王玉不然,她是匆匆从厨房里跑进来的,并没有留意到我选择如此姿势和角度的用意。她褪去裙子就跨坐上来。是东海不合时宜的敲门,将画面固定住了。我们一动不动,生怕发出一点声音。这时王玉才有暇抬头,看见了正前方的镜子。

铝合金边框内犹如镶嵌了一副淫秽的图画。卧室里光线昏暗暧昧,画面随即也变得陈旧隐约了。主题转向悠远的美,因而严肃。

一时间我们都被那虚幻的价值所迷惑。现实的敲门声仍在继续。东海发起狠来,拼命拍打门板。每一次振动后在寂静中我都会听见墙皮碎屑沙沙落地的声音。我想那门是保不住了,东海将破门而入。

他将看见我和王玉如两尊塑像般地定在那里。我们仍将一动不动,眼睛一眨不眨,不朝他看上一眼,也不作任何解释。东海肯定会知趣而返的。王玉的想法大约和我一样,所以她也一动不动,眼睛一眨不眨。我们等待着。

突然,于东海狂暴的敲门声的间歇,王玉离开了椅子上的我。

我以为她要去穿衣服,或者去找东西堵门。但是没有。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坐了上来。这次,她的脸是朝向我的,手也没有搁在椅子上,而是越过我的脖子将我搂祝她磨了磨屁股,注意让我进入到她的身体里去。然后她又一动不动,听任宰割了。

我该怎样解释她的这个举动呢?我感到的确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我感到踏实和欣慰,也许还受到了些许感动。也许,男女相拥入怀的姿势本身就使人产生了爱情,何况我们又是这样地一丝不挂、肌肤相亲呢?何况我们一动不动,犹如石像呢?王玉一定是希望东海这样看见我们。如果他一定要看见的话,就看见我们这样:连成一体、相拥入怀。她静静地将自己的嘴唇移至不远处我的唇上,如此一来就足够完美、无懈可击了。我越过王玉的耳轮再次观看了镜子。由于臀部的映入她的裸体更像裸体了,更苗条也更美。她把功能部分隐藏在她和我之间。也许王玉改变姿态的全部原因仅在于不好意思看见它们的实现?

感谢东海,他使我们获得了一次宝贵的记忆。之后,他就走了,顶着一轮似火的骄阳,真叫人过意不去。我和王玉的雕塑状态随之结束。在一番恶性刺激后我们空前地激动,最后完成了必要的那幕。我们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当夕阳西下、凉风乍起之际我骑车带上王玉,前去拜访东海。我们为重新来到人间而欢欣鼓舞,并对街景人物充满了好奇。

我们到了东海家,注意不表现得过分亲热。我们不想让东海看出什么来。他劈头就问我:“你怎么没走?”我解释了一大通,关于电报错误地址什么的。也许是太多了,听起来就像一个托辞。我干脆不说了。老保姆泡茶、让座,杨真隔着帘子问好。大黄猫也咪鸣叫了一声。东海并不提中午去演武二村敲门的事。甚至,他也不怎么答理王玉,光是和我说话,但说得也不起劲。他的焦虑人人皆知、情有可原,但还是有点不正常。倒好像他而不是我与王玉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或难言之隐似的。当时,我就是这样感觉的。东海对王玉的态度就像是和她睡过觉,在别人面前又需要有所回避。

东海竟然把我拉进了他的书房,关上门,而让王玉一人在客厅里和老保姆呆着。书房里热烘烘的,东海居然破例抽了烟。他对我说:“我们哥们谈谈女人吧!”沙发的表面发烫,我的屁股只担了一点边。汗水顺着我的面颊流下,连眼镜都戴不住了。我不知道能否抵挡得住东海的讯问。他再一次没有提中午去我家敲门的事,神情越发显得诡秘了。他谈到了他的妻子杨真,谈到她可怕的不治之症。他谈到今年夏天开始的她的全身溃烂,他怎样不厌其烦地给杨真换药,为她请气功师、四处求医、如今,她连呼吸都成了困难,他经过奔走借来氧气袋。东海告诉我他已经三月没过性生活了。说完眼巴巴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找该怎样安慰我的这位朋友呢?我想,肯定是造成了错觉。三个月的时间不算长。在杨真和东海结婚以前,三十年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现在,东海肯定已经忘记了婚前那难熬的日子了。就说杨真吧,如果她现在不是生病而是生孩子呢?那东海不是还得忍着?

“那不一样,”冻海反驳我说,“那是能看到希望的。”也许,东海此刻的问题仅仅是绝望。

天气越来越热,他们家里的苍蝇也越来越多了。布帘后面杨真在慢慢地腐烂变质,成为异己的东西。老保姆据说已经提出了辞工,除非一条,那就是杨真在三伏天到来以前“去了”,她才答应留下来。他们都在悄悄地盼望着杨真在医学上的死亡,好将她抬出这里。我很同情我的朋友,甚至觉得我和王玉的关系不是对不起朱浩而是无法面对东海,以及杨真。我们的苟且偷欢之事发生的太不是时候了。

我对东海说:“你误会啦!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在受苦吗?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在受欲火的煎熬,无路可走,而全世界都在狂交滥媾?每到入夜时分你是不是都这样想?是不是因此就感到委屈、绝望和不公平?你是不是以为左邻右舍都在干,唯有你一个空闲着?你是不是以为我和朱浩这样离过婚、没有家庭羁绊的更是呼风唤雨、不亦乐乎?你是否认为就你被排除在这场狂欢之外,因此就更加迫切和沉不住气了?”

东海反问我:“难道你们现在不是很方便吗?”

我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像我们这样的自由人只不过在形式上更具有迷惑性,但真正如你所想的又能有几个?只不过我们不服软,为维护自己的形象,在已婚者前面总是拣好听的说。——也真的能把他们挑逗起来,以为我们如何地了得,如何地随心所欲和自如,如何地供大于求。就像那些出国的人,在同胞面前是决不肯服输的,无论实际处境怎样都要让你觉得他混得不错。但——”我拉长了声调,“真实情形又如何呢?真人面前不说假话:难哪!”

我的一番掏心剖腹感动了东海。他告诉我:他去接王玉的那天火车并没有晚点。他告诉我们出了站,他没有急着把她领回家(因天色还早)。他们在外面一家小餐馆里吃了饭,之后还去了德山公园。他们边走边说,谈得不错,要不是考虑到给杨真换药,他们在一起还会多呆一会儿呢。因为杨真,他把她领回来了。东海突然抱怨起我来:“那天你怎么就突然把她带走了?”我说:“那不是很自然的事吗?杨真病成这样,你家肯定不好住,不方便。我就一个人,一个大中套。”

东海说:“那也不必那么匆忙啊?”

“匆忙吗?”我陪笑道。“吃完饭,我们还在桌边坐了一会儿,我还抽了一支烟。”

“你应该和我商量的。”

“我主要看你有点不高兴,又很忙,所以想:还是先走算了。”

“我不高兴是因为我知道你得把她领走。你把她领走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反对。”

“原来如此。”

“我们谈得不错,吃了饭,还在山上逛了一圈。要不是杨真的病,要不是那天你急着把她领走……”“用又能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相互都有感觉。”

这时,我说了一句很虚伪的话:“王玉可是朱浩的女朋友喔!”

“那我不管,让王玉选择嘛!”

“这样道德吗?”

“有什么不道德?反正朱浩的女人多,他不会在乎的。”

“是啊,他不应该在乎。”

朱浩的问题解决后东海开始和我讨价还价。

“我想请她吃饭。”

“我们不是来了吗?”

“不是在我这里,也不包括你。我想单独请一次王玉。”

“行埃”——除此之外我还能怎么说?

“你同意吗?”

“你应该去问王玉本人。”

“我是要去问她的。你说我有希望吗?”

“你去问王玉。”

“我能借你的房子用吗?”

“那当然。”

“你没有和她睡过吧?”

“怎么会哪!”——密谈到此结束。我们开门出走。我在想:我们今天是来对了,至少让东海见到了王玉,这对松弛他的神经是大有好处的。我告诉东海王玉会跳舞,当即就示意王玉跳一段给东海看。王玉踢腿送胯的同时,东海也在一旁试探着扭动。他的确比上次高兴了许多。要是他看见王玉光着屁股的舞姿还不知道会怎样哪。临走,我对东海说:“哪天去我们那儿吃饭。王玉在,我那儿也开伙了。”

一九九○年

王玉回去后给我写过一封信,并附了一篇小说。小说是她的第一篇,恐怕也是最后的一篇。第一或是最后的东西总是不能小瞧的,应该说王玉写得相当不错。其中的一段写灭鼠运动,一伙青年男女掘地三尺找老鼠,最后将它们统统杀死。然后是为庆祝胜利的举行的大会餐。他们举杯同庆的时候,身后的水泥平台上(似乎是一处楼顶)晾晒着长短不一的老鼠的尸体。最精彩的一笔是他们在死耗子的身上写上了各自的名字。原意是标明各自完成的任务,结果竟成了他们自己就是那些死耗子。

王玉在我这里时帮我抄过稿子,几首短诗、一篇文章。我认为她的字不错,并对她说了。也许这就导致了她写字的癖好。她帮我抄东西,回去后自己也开始写,也抄得工工整整的,寄来,临走时留下的通讯处也是她亲手抄在我的笔记本上的。她的字很有特点,圆圆的,但不失力度。王玉不仅给我留了她所在学校的地址,还留了她的一个好朋友,也就是田恬的地址。后者在南宁市团委工作。

我给王玉回了信,把调子降下来。就好像我们是普通朋友,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仍把她当成与朱浩有特殊关系的人,向她打听来浩的事。我想:这封信即使被朱浩看见了,也不会有什么。我很后悔当时给朱浩写了那封说我哭泣的信。另外我把王玉的小说寄回去,告诉她一些地方需要修改,一些地方需要删除,而之后剩下的即是需要保留的。我尽其所能地把王玉当成一个在文学上有求于我的人。信发出后约有一年,如石沉大海。我心想这件会总算了结了。我和女朋友朝夕相伴的生活不会再受到什么威胁了。

可有一天我去东海那里,他交给我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写信人是田恬,她以王玉好朋友的身份写了这封信。信中说王玉最近出事了,是什么作风问题,被人家老婆当场抓住了。信上说她(王玉)的心情很不好,希望我和朱浩有时间写信去安慰安慰她。田恬还说这封信是她背着王玉写的。她从王玉那里知道我和朱浩都是她(王玉)很信任的朋友。这个田恬看来有点糊涂,她怎么把我和朱浩搅到一块儿去了?我的意思是说来浩爱过王玉,他对她负有责任。而我,则另当别论了。还有,田恬使用的那些词句也让我不喜欢,什么作风问题、腐化堕落,还有通奸。也难怪,她是团市委的干部。

信看来倒不像是在王玉授意下写的,不然,她为何不直接寄给我,而让东海转呢?她并没有从王玉那里得到我的地址,不得已才有求于东海——她昔日的追求者的。后者在他家昏暗的走廊里将信交给我。为避免他的疑心(田恬为什么给我而不是他写信呢?),我当面把信拆开看了。送我下楼的时候东海问:“你打算怎么办?”

我回答说:“不怎么办。这件事本来就与我无关嘛!”

我没有给王玉或者田恬写信。

来访

第二天东海果然来了。他敲门以后我们很快开了门,甚至都有心跳过快了,就像我们一直站在门后等着他。卧室里依然暗如洞穴、铺席点灯。同时另一间房子的床上也准备了一套夏天的卧具。

我们要表明的是:我睡在那里,或者是王玉睡那里。我们不想给东海造成两人一床一席一间房子的印象。但此刻两个房间内的气氛是截然有别的。一间,阴凉幽暗,是避暑待客的好地方。一间,因没有窗帘的阻隔阳光直晒进来,烤得四壁发烫,犹如炉膛。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王玉的化妆护肤用品)都集中在卧室里。芳香习习、令人迷醉,对刚从外面进来的东海来说更是如此。

他迷迷糊糊地进到里面,由于光线的反差一时不能适应,险些踩坏了一个磁带盒。我们将他扶到席子上坐好,递上靠垫和饮料。

喘息初定,东海从腋下抽出一张当日的《许城日报》,递给我,说是他在楼下顺便买的。我开始哗哗地翻阅报纸,由于光线原因,脑袋凑得很近。东海咕呼咕呼喝下几大口冰镇酸梅汤,抬头向我建议道:“你去隔壁看吧。这里光线不好,会把眼睛看坏的。”我合上报纸,说:“没关系,我等会儿再看吧。”东海说:“等会儿我就带走了。

要看你还是现在看。”

我已经看出东海的意思来了,他是要我离开此地,好和王玉单独呆着。于是我就作出起身的架势,王玉把我拦住了。她说:“报纸有什么好看的?东海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们还是说说话吧。”她说:“我这就去厨房做饭,你们先聊着。东海,想吃点什么尽管说,千万别客气呵!”王玉边说边拿眼睛看我,她恳求我不要离开,撇下她一人。

看我没有走的意思,东海又说:“饭我是不在这里吃的,你也不用去厨房里忙了。我想请客,你去不去?”王玉说:“何必花那个钱呢?家里都是现成的……”东海说:“那就石林留下来吃,我要单独请你。”他终于这么说了,弄得我十分尴尬,只好装作埋头读报。王玉闪闪的目光在向我求救,仿佛透过了那张薄薄的报纸,使我脸上不禁发烧。“你不是请过我了吗?”我听见王玉说。“我还想再请。”

东海的意志异常坚定,口气却十分平静。

“就让石林一块儿去吧!”王玉央求道,真让我无地自容。我再不能装作看报了,但也不能完全不看,只好稍稍落下报纸,在取烟点燃的当儿说:“我不去,这么热的天,要去你们去。”然后又以报遮面。东海对王玉说:“听见了吧?他不去。”“他不去我也不去。”王玉说,口吻就像一个孩子。她终于找到了一种对付东海的有效方式,就是以孩子气对付孩子气。唯有我这个成人沉浸在读报中,汗如雨下。

他们在我的耳边争执着、赌着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这时东海才发现,关键在我,于是撇开王玉对我说:“你不会反对她跟我一起吃顿饭吧?”我说:“我不管。”我也只能这样了。只能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方能自保。我不能吝啬王玉,而让东海看出什么来。可,那个“什么”也是事实存在的,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而伤了王玉的心。急中生智,我发现:还是把王玉当成朱浩的女人,而我是朱浩的朋友,这样的意识和自我感觉比较好办。我对王玉是负有责任的,但不是一个情人的责任,而是对我的朋友的情人或女人的责任。于是我振作起来,放下报纸,面带微笑。我拍拍气得像一只青蛙的东海,对他说:“就不要勉强啦!我们和朱浩是老朋友了,没什么好客气的。”

不提朱浩则已,一提,东海马上怒火中烧。他骂骂咧咧,说老天有多么的不公平,朱浩搞了那么多的女人,完全是流氓,可女人还是爱他,女人爱流氓。而他东海,非但不是一个流氓,而且是一个少有的女性崇拜者。可这样的人遭遇又如何呢?他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和女人亲热了。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有感觉的,可又是朱浩的女人,流氓的女人,连在一起吃顿饭都不行。

看东海又统回去了,我想方设法把他拉回头。我也骂朱浩,王玉也骂,骂来骂去像是一场歌颂,我们就闭嘴了,天色已晚,到了王玉下厨房做饭的时间。东海坚持要走,我们只好将他送到楼下。暮色中他的眼镜好像失去了镜片,镜架框出他的那双眼睛,说不出的悲哀和凄凉。我们目送他骑车远去。

一九九二年

朱洁依旧来许城看我,和我相聚。不同的只是我们很少有单独交谈的机会了。

记得那年夏天朱浩被狗咬了,来许城打狂犬疫苗,每天晚上我们坐在演武二村的阳台上,聊天至深夜。窗台上放着杯子,里面是啤酒或饮料。朱浩坐在一张尼龙躺椅上,我是一把木椅。我们把腿蜷上去,中间的水泥地上燃着一盘蚊香。我习惯于面对一个人讲话,所以常常妙语连珠,令自己感动。朱浩很认真地听着,不无热烈地附和。每次,这样的谈话都以他的瞌睡而告结束。我把这样的谈话称为非常深入和过瘾的谈话。那年夏天赵燕外出旅游,我独自留在这所房子里。我和朱浩有太多的谈话时间。

后来就不行了,朱浩来去匆匆。比如出差路过,仅有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就得把在许城的所有朋友都招集齐,大家在一起喝酒吃饭,见个面,意思一下就算完。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见着了就行。

在大场面上,我变得沉默,朱浩却如鱼得水,立刻就成了饭桌上的明星。总之,每次朱浩的到来都会给许城带来短暂的繁荣。大家出手更大方,花的钱更多,流速更快,都有点与他们的实际收入不相当了。朱浩把许城一伙人的生活档次一下提高了。出入频频打的,香烟也都换了牌子。朱浩一走,他们的生活水平陡降,甚至都不如朱浩来许城以前,有的人甚至都抽起拉板车抽的雪峰来了。

大家还是喜欢朱浩。后来几次他住的时间稍长。有一年在许城过年,相对而言人要少一些,因为那些家不住在许城的朋友走了一大批,回老家去了。我以为和朱浩单独交谈的机会来了。特别是王玉走后,这样的谈话似乎不可避免。出人意料的是朱浩带了一个女孩来。那女孩似乎是被他临来拖上的,对来干什么懵懂无知。

那年冬天很冷,我给了他们两条被子。我看见小曾铺了两个被筒,就问需要不需要在上面再加一条被子?朱浩说:“不用加,不会冷的。”夜间气温下降至零下六度,许城室内又无火,盖一条被子怎么也是不够的,除非他们把两条被子合起来。第二天临睡前小曾当我的面仍铺两个被简,朱治仍告诉我不冷。直到他们离开许城都没有要求再加被子。

除了小曾,还有那些家在许城没有外出过年的朋友,后来又新添了家在许城从外地归来的朋友。大家聚在一处,热闹非凡。我陪朱浩及小曾去各家吃饭。像滚雪球一样,人越滚越多,最后队伍庞大得都难以左右了。大家的意见不统一,有的人相互之间也并不认识,为确定下一个目的地会争论很久。那年的雪很大,我们站在雪地里争论着步行,或分乘几辆出租车。雪花漫天飞舞,我们难以抉择。小曾很兴奋,她漂白面料的羽绒服与漫天的飞雪很相称。还有她白色的运动鞋,踩在薄薄新鲜的积雪上,一踩一个鞋樱她张开双臂,用红扑扑的脸蛋欢迎空中的雪花。我在想,朱浩的女人都有她们的可爱之处。

而朱浩则表现出对小曾的冷淡和不以为意。我知道他并不完全是故意的。并不是在以小曾举例,说明他对所有的女人(包括王玉)的态度。小曾在一截柜台前踟蹰,她在赞叹一块坤表、一条项链。朱浩装作没听见,却买了一块男式手表送给我。小曾被一张年历上的儿童吸引住了,朱浩看在眼里,也站下来和小曾一道看,并赞美了一番,但就是不肯掏腰包。最后还是小曾买的唯一的一件东西是一双动物拖鞋,好让她回去的时候在我的房间里拖。

回到室内小曾不仅换了拖鞋,连外衣也脱了,挂在我的衣架上。这样做的也只有她一个。其他人则穿戴整齐,围着唯一的一台石英电热器,一面还在抱怨天气的寒冷和室内的阴湿。本来也轮不到我来提醒小曾注意保暖(她是朱浩带来的女人),况且出过王玉那件事,我来说就更显不便了。朱浩没有我那么敏感,但他如此麻木也太过分。他不再理会小曾,哪伯她只穿一件毛衣在许城阴冷的室内冻得瑟瑟发抖。我只好对小曾说:“这可不是北方,进门需要脱外衣。北方的室内有火,温度高。许城冬天的室内与室外气温差不多,进门减衣的习惯是行不通的。”

小曾答应着,但她仍然不穿上外套,任其挂在客厅里的衣架上。原来,她是怕那件白色的羽绒衫不耐脏,穿黑了。她是穷人无二件。看她冻得可怜兮兮的,又如此钟情于那纯洁的白色,难道朱浩就真的不为所动吗?他有十二分的理由给小曾再买一件棉衣。要不是出了王玉那件事,我宁愿出给小曾买棉衣的钱。可现在不行了,我只有看着她发抖的份儿,只有看着未浩继续地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他到底在向我表明他对她们的不在乎?或是针对她们所犯的错误在施行惩罚?要是这样,小曾可就是无辜的了,她什么也没有干。可她和王玉一样,都有犯错误的天性,她们都是女人。可怜的小曾,她在为王玉担待!

于是我对小曾的印象不免好起来,同时尽其所能地殷勤了许多。迟到的朋友们竟弄错了,把她当成我而不是朱浩的女朋友。我为这个严重错误而感到烦恼,对小曾的照顾因而就到此为上。后来我发现:不必为此担心,像小曾这样楚楚动人的姑娘还怕没有人搭理吗?当我和朱浩置之不理时另一些朋友则围了上去。谈话随即分作两拨,一是围绕朱浩的严肃与幽默,一是围绕小曾的轻松但无聊。谈话空前地热烈,我趁机走进另一个房间。不一会儿,朱浩也进来了,坐在桌边。这是我们不多的机会之一,我感到是谈论王玉的时候了。

朱浩用喝咖啡的勺子刮着桌面,对我说:他去看东海的时候东海对他说“王玉通奸给抓住了,你知不知道?”朱浩对东海说他知道,田恬也给他去了信。我没有问朱浩是否回了信,或做了点别的什么没有。我只是告诉他我没有回信。既然有了这个开头,我想还是顺着说吧。既然说到东海,我就把东海如何追求王玉的情形告诉了朱浩。我的证词是很有利于自己的。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说我和王玉的事儿。我断定朱浩也不会主动问。我甚至觉得从此以后那件事儿就没有了,朱浩只管自己来找我好了,也不必带着小曾这样的女孩同行。开始我没有对他提起王玉,但并不是故意不提。像现在这样,提起来,也是非常随便的。可不是,我们已经聊到其它的话题上去了。我们再不会把它当回事情,再不会如此地郑重其事。我试探着绕回来,又谈起王玉,果然比前面轻松了很多。我说了东海的几个段子。朱浩告诉我:那次王玉来许城前一个星期他就搬到办公室里去住了,也没有给对方留宿舍门的钥匙。一周后他回宿舍,本以为王玉早走了,没想到她还在,只是他平日存放的一箱方便面全都被吃光了。真挺好笑。之后,他就把她打发到我这里来。我终于没有说起我和王玉之间发生的事。我以为没有这个必要了。

时间

王玉回去的船票是我出钱买的,行期也是我定下来的。她现在越来越听从我,毫无反驳或有自己的意思。我已经开始感到烦躁,身体也受不了。其间王玉来过一次月经。她对我说:“你真有福气!”

好像那不是她的福气似的。我们的性生活发生在安全期里,不必有后顾之忧,也不必和橡皮干。她所说的福气应该是两个人的。然而王玉现在真有点对自己置之不论的味道了。她从我的角度考虑,听从我的发落。我说:“你应该走了。”因为安全期已过,我怕控制不住自己。我借了钱,托一个轮船公司工作的朋友订了船票。我在电话里对他说:“越快越好!”王玉知道我和朱浩的关系,所以我们成不了长久情人,也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先是她将一张照片留下来给我,半小时后又要了回去。没有这个必要了,她觉得,况且我也没有继续坚持。她在我的影集里看见其他一些女人的照片。她说:“我可不愿像她们那样。”她的意思是说和我睡过觉了,再留下照片,好让我日后去炫耀一番。男人的秉性她知道得一清二楚。可让她烦心的是那些个女人,她不想与之为伍。我不表态。因为我想她的痕迹还是留下来的越少越好。王玉不比别的女人,会让我增光。倒不是说她的漂亮有什么问题。所有知道王玉的人没有不知道朱浩的,他俩的浪漫故事已传遍半个中国。当然,知道朱浩的人也没有不知道我的。我们的兄弟情义也是一则神话,在圈子里无人不知。

我终于没有留下王玉的任何一张照片。我们进行了最后日子的散步。在晚间,饭后,天全黑定了,我们出来,来到露天里。我们匆匆走过有灯光的路段,绕过乘凉的居民和瓜摊。我们走上树荫浓重的校园路。黑暗中的草地上有相偎的情侣。自行车翻倒路边,镀镍的钢圈闪出一道亮光。王玉的胳膊伸过来挽着我——分明违背了约定,但我还是容忍了。天黑路偏,不会有人看见,被她那样挽着我产生了某种熟悉温柔的感觉。在更黑的一段雪松与榆树的夹道上,我的右手搂住了王玉的肩膀。我们这样走了一段,默默无语。后来王玉拖着我停下来,她要站着接吻。事已至此我只得照办。但我有心尽快越过缱绻缠绵的阶段,把她逼到围墙上,撩起了她的裙子。除了那件事我不想在任何事情上面停留。

王玉对我讲起她的小时候,我哼哼哈哈地听着。我不想对此有所记忆,因为那将是十分危险的。那时候她们都还很小,很小的东西不禁叫人怜悯。小猫小狗尚如此,何况是幼小的孩子呢?我一面听一面忘,或者把它与赵燕小时候或小惠、卢倩雯她们的小时候混淆起来。那她们就成了同一个小东西。谁让她们都有小的时候呢?

又都那么地幼稚和敏感。保护这个脆弱的集体可不是我份内的事。

我只不过是和成熟了的她们睡了觉。我和那尚未长成的毫无关系。

王玉因此对我说:“你别泊,听听又不掉肉的。”我以为她说的不无道理。可我还是忘的多、记的少,也许和我目前的特殊情况有关。过度的性生活有碍记忆,对此我深有体会。可女人不同,交欢之后反而思如泉涌,童年往事呈现在一片令人吃惊的清晰明澈之中。

王玉讲到小时候,一条河边,好像是她的弟弟淹死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好像是一个风景如画的边疆地区,多民族的聚居地,他们的母亲是那里小学的一名教师。因为弟弟死了,或者在那以前,他们的母亲在叫:“小飞鱼,小飞鱼。”那是弟弟的小名,他死后就成了王玉的。“妈的,现在叫这个名字成了朱浩一个的专利!

小飞鱼,他总是这么叫我。”王玉说。她怕我叫她小飞鱼,也许是诱惑我这么叫她吧?我真的有点动心,因为小飞鱼的确是个好听的名字。我仿佛看见那名字在水面上飘着,就是淹死了她小弟弟的那条清澈的边疆的河。两岸的草很茂密,方圆数十里人烟稀少,一栋孤立的砖房是他们母亲任教的学校兼他们的家了。

我问:“这些事你对人讲过不止一次吧?”这么说是在提醒自己不可能独自占有。就像小飞鱼的名字不属于我的嘴唇一样,那臆想的画面也不属于我的眼睛,王玉顿时无言。她低头沉思片刻,说:“是啊,我小时候的事朱浩都知道。”“妈的!”我说:“还会有更多的人知道的。”这样一来我就不会把自己局限住了。接着我也讲了几桩童年往事,作为平衡的需要。我不欠王玉什么,哪怕是珍藏多年的童年。此外我还饶上了赵燕和小惠的童年,以表明我对童年的看法:不过是一些深刻或奇特的记忆,一些被夸大了的片断,并没有珍藏和待价而沽的必要。

本来以为这样的日子还要再过几天的——我的朋友声称这段时间船票紧张。我们谁也没有料到那竟是最后的一个晚上。

突然,有人敲门,是我的朋友送票来了。他还带来一个,我从未见过,说是如此紧张的票能够搞到,全凭了这位。这位搞票的要和我交个朋友,这张票正好是一个见面的机会。他们进到屋里来,坐下,准备和我好好聊聊。这么说吧,我托的那位朋友姓周,最后搞到票的姓严。姓严的朋友和我初次见面。他们一来就拉开了长谈的架势,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轮船第二天凌晨六点起航,我们的时间,加在一起已不足八个小时。即使如此我也没有想到过不走。

这张船票如此难得,他们二人又是大老远(从码头)地跑来送票,而且死活也不要我的钱。这样的一张票是不可以浪费的。我知道王玉会怎么想:反正这张票是不花钱的,浪费了也不算浪费。我们可以用原来准备买船票的钱再买一张船票。说实话,我也觉得太突然了,时间太紧张,不够用。我也想过是否换一班船走,缓两天也行。说实话我也不是吝惜姓周和姓严的朋友的劳动,我是不想浪费那张船票的钱。多出一张船票的钱此时对我很重要,而减去一张船票钱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了。

王玉来的这一段,搞得我经济紧张。我又是一个离开许城外出开会的人,不便向身边的朋友去借。东海,一来他的事多,二来,向他借钱用于王玉,似乎不妥。我的钱仅够一张王玉的回程船票了。

我掐定行期让她走,除了生理上的考虑外也有钱的因素。突然来了这张免费船票真能解决我的不少问题,使我能把事情办得体面而不至于那么局促。我可以把原来用于买船票的钱拿出一部分来给王玉,让她路上用。另一些去买食品、水果,让她带着上路。这是十分应该的,也是最起码的。这么考虑我可不是为了自己呵。

我耐着性子与姓周和姓严的聊,聊文学、艺术以及人生。我们围着圆桌的四周坐着,我感到王玉的脚在下面蹭我。开始的时候似是而非,后来就直截了当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深受刺激。我有点心不在焉,桌面上的王玉莫名其妙地容光焕发了。

这是下流的,我知道,但因为分离迫在眉睫,所以又是十分伤感的。

我们俩都有些不对劲,有些陶醉和急切。也许姓周的和姓严的看出来了,他们起身告辞,嘴里说着:“你们还得准备准备。”此刻已经是凌晨零点十分了。

他们想起来问我们将乘什么交通工具去码头?这个时间上路很尴尬:早班车还没有出站,末班车早就歇了。通宵公交车没一个准点,怕误了船。看来只有利用自行车。姓周的和姓严的正好要骑车回码头上班,他们建议王玉和他们一起走——坐在姓周的或姓严的车后。如果我要送王玉也可以一道走,反正有两辆自行车。如果从时间上考虑,也是再合适不过的。若怕到得太早,他们可以留下来再聊一会儿。

并非姓周和姓严的不是通情达理之人,主要他们对我和王玉的关系拿不太准。若按我托姓周买票的那个电话理解:王玉应是我朋友的女友,我管她吃住为其联系船票完全是出于对朋友的责任。

这层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大约他们也想结交朱浩,所以提议顺路把王玉带到码头上去。我们聊天的时候,王玉可以抓紧时间睡觉。而他们带走王玉后我完全可以睡上整整一天。他们全都为我想好了,可有一件最正常的事他们怎么没有想到呢?我亦不能明言。为使这两个好心人逐步理解我们又花去了宝贵的两小时。

我们还剩四小时。刨去路上得花的一个半小时(我们得骑车横贯许城南北),只能睡两个半小时了。我上了闹钟,我们熄灯睡觉。一会儿王玉翻身坐起来,她忘了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这次她来我没有送她任何东西。好在走得仓促,否则又是一桩心事。不足五分钟也就收拾完毕,躺下又睡。我想起来,王玉自从来了以后就没怎么从包里往外拿过什么。要用的东西,比如唇膏,也是用过了就立刻放回去。现在想来她满怀临时栖身之感,根本就没有缠住我过一辈子的意思。是我多虑了。王玉是一个自觉的人。

分别在即,我对她越来越具有好感。我闭着眼睛装睡,一面想时间不多了。如果我现在有所要求的话,似乎不太妥当。难道我真的把对方当成了泄欲的工具,而还要赚回什么不成?说来也很奇怪,在最后时候我有点怜悯王玉了,并把禁欲当成了好感或尊重的一种表达。我要让自己立刻睡去。

我发现王玉在摸我。她的一只手伸过来,摸我,但无声。我想是否应该和她吻别一下,道声晚安?于是我转过去,拥抱了她。

我想把她放回去,回来睡我的觉,可她不愿放开我。她用胳膊把我的上身支起来,然后将自己挪入我身下的那个空当。也许我已经在做梦,身体就变轻了。迷迷糊糊地,我任其摆布。巨大的快感使我不愿醒来。我闭着眼睛,顺流而下,像一截木头,或一具尸体。她高抬双腿,将脚交叉在我的背上,身体蜷成了一球。我的感觉也是整体的,挺得笔直,从一只水果的内部洞穿而过。这真有点像最后一夜,她的确是最后一夜啊!也不完全是。我都有点糊涂了。一般来说,我们还有相逢的机会,但说不一定。即使相逢了,能否像此刻一样亲密无间、如胶似漆?那真不一定。我们还能再在一起睡觉吗?

至少,那最后一夜的想象是必要的,它使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激情。所以我一面干一面在对自己说:这可是最后的一次,最后一夜。下次即便见面也不可能再在一起干了。其实不用自我暗示,一切都从身体的反应里相互感受到了。说实话,那的确是有所不同的。在到达高潮时王玉咬住我的胸脯,失声痛哭起来。我将自己留在她的体内良久,最后像灰烬那样无力地飘出。

她的哭声真煽动情欲,我又在想那回事了,可身体已经失灵。

我在想这是最后一夜,最后的一次,而且已经过去了。我们都不必在这以后死去,只是不会再彼此占有了。我的思绪突然开朗,是否可以这样总结整个事态:生活在继续,堕落到今夜为止?

一九九三年

那一年朱浩来许城,很晚了,我们从东海家里出来。我们没有乘车,步行前往演武二村。夜深人静,行人稀少,街灯明晃晃的,月亮也很好。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机会,反复出现,为什么以前就那么难以寻觅呢?王玉已经过去许多年,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过提起她。

这件事已有结论,不必为此担心。

经过五十分钟的步行我们来到室内。我去炉子上烧了开水,沏上解酒的茶(我们在东海家喝了不少酒)。现在我和朱浩分别坐在两只单人沙发里,中间立着一盏落地式台灯。我们喝着热茶,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也许是为了和交心的气氛相适应,我提到了王玉的名字。完全没有想到朱浩会用那么自然的声音问我:“你们睡过吗?”

对此我毫无准备。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的戒备已逐步解除了。

我从心里赞叹起朱浩的勇气,只有他能看着我的眼睛问出这样的话。这些年,他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没有经历过?他一定习惯了很多严重的时刻,而能保持镇定。相比之下我是多么地慌乱呵,不仅红了脸,连声音也颤抖起来。我控制不了自己,回答得词不达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和王玉睡过,就在那次。

我明确地承认了,但一点也体会不到一吐为快的轻松。此刻,我真正烦恼的还不是那件事本身。我讨厌自己的慌张,无法面对朱浩。他看着我取烟、续水,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系列动作。我将水洒了一地,烟也额外带出几根,滚上桌面。我握着杯子,像要作长篇发言那样地拖延着、稳定自己的心神。朱浩轻声细语地说了几句什么,我一点也不理解。我完全被自己吸引住了,被自己的失态、错乱和丑陋。甚至,我都觉得有点故意的成分了,以某种瘫痪状态来应付眼前发生的事。我在搏取对方的同情,同时又为自己卑劣的行径深感羞耻。

朱浩给了我几分钟的调整时间,见我不能自拔便把话岔开了。

可我忘不了刚才的话题,几句话后又转了回来。朱浩温和地相随,尽量做到温和和随便。我听见他说:“我让她去许城找你就是那个意思。”我听明白了,朱浩指的是我当时拮据的单身生活,他指使王玉来找我就有输送女人的意思。我知道朱浩在安慰我。他在安慰我,又不能显得太明显。不过这些他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我别无选择,只有从头说起。

我说起王玉走后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我说我其实并没有哭,这么说只是以一种方式告诉他发生的事。我说我没有哭过,更没有和王玉相对而泣——这有多么丢脸!想不到事隔多年我竟有机会洗刷自己。“是啊,我也很奇怪。”朱浩说。他的意思是我的哭泣比和王玉睡觉更不可思议。不论他当时是怎么想的,至少现在是这个意思。和王玉睡觉不仅可以思议,而且是题中应有之意呢。

朱浩婉转地告诉我:他和王玉的关系早在他离婚以前就结束了,与其通信不过是一种惯性。后来她来济南找他,他完全没有感觉。我呢?也有一番肺腑之言,憋了这么多年,都快沤烂了。朱浩并不打断我,也不表现出特别注意的样子。他知道我现在很敏感,而且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我对他讲了全经过,除了床上的那些部分和细节。我说本来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正因为太相信它不会发生,因而放松了警惕。再加上巧合,那封错误的电报,以致我酿成了大错。

练达的朱浩并没有在理论上与我争辩是非、论说长短。他开始讲海南的生活,讲他的故事。他说老方,有一阵也抛妻别子地去了海南。他和朱浩呆过很长一段时间,经营工厂、办公司。这些,我都有所耳闻。成功与失败,其中的甘苦不是朱浩今天要说的。他今天要说的与女人有关,大致的模式也是两个男人以及他们之间共同的爱好。朱浩说经常地(也就是说此类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他和老方会带两位小姐回来,然后分别领进自己的房间。事毕出来,有时候老方又会钻到朱浩的房间里去。这样的事很平常,也很正常。还有一次是去外地出差,他们各自领了一个在同一间房子里。虽说灭了灯,但声音动静还是听得到的。朱浩讲得很具体,时间、地点,以及那家发廊的名字、小姐的姓氏。朱浩暗示说他们进行了交换。他倒没有说起过俩人领一位小姐的例子,倒不是因为过于典型,而是,那意味着舍不得花钱,即吝啬,后者的罪过在朱浩看来显然要大于乱交。

我得学会了解朱浩这些年来的处世原则和价值观,只有那样我才不会拘泥于王玉的问题而难以自拔。我感动于朱浩的好意,同时又很怀疑他所提倡的方式是为安慰我而临时捏造的。他和老方的事是真的,这我相信。但钻入别人房间的是老方,而不是他朱浩啊?若是他朱浩觉得那么做有多么地光彩,为什么不也和老方一样呢?朱浩是一个细心的人,大约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了疑问,所以才讲了那个出差的故事,还暗示他和老方之间进行了交换。就我多年对朱浩的了解,我相信交换的事是没有的,是朱浩为安抚我而特意编造的。他又不愿撒谎,所以说得不清不楚。他的极至不过是和老方在同一间房子里,中间什么也没有隔,黑灯瞎火,有一些响动,这就是全部了。即使是在朱浩新式道德观的衡量下,我和王玉的事也不是那么露脸的。我知道朱洁尽了力,并不惜把自己昔日情人比做妓女。这些,全都是为了我。我没有表示不同意。因为,王玉是朱浩的王玉。

哦,朝霞

凌晨四点,我骑车带王玉前往码头。虽说我一夜没睡,此刻却像刚刚醒来一样地清醒。我真愿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只是我在一个早上把一个人送往码头。这个人还是原来的那个,有原来的生活和背景,原来的情人,而那个情人决不是我。最好我也并不认识他。

我不仅不认识她的情人,甚至也不必认识她本人。我只想一个人在这样的早晨骑车,前往码头和江边。我要从茫茫黑夜里一直骑到空气新鲜的黎明。我要骑到黎明里去,看见天光渐渐明亮。骑过昏睡暧昧的城市,骑过躯体以及那些垃圾。我要和早起的贩夫走卒们在一起,与他们在一条路上同行。我将看见那些坚持晨练的人,奔向路边花坛和公园。按一定顺序,年长者起得更早。我上路的时候也正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上路的时候。其后,我将与七十和六十的老人迎面相遇。而二十岁以下的学生,他们出来的时候太阳也已经出来了。

多么美妙啊!我以前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我有的是时间、精力和足够的好奇。甚至,我也有闹钟。我为什么就不能早起?与星辰明月为伴,并看着它们偏移西去。良辰美景总是和我相互错过,为什么我就不能停下来细心体察一番呢?我发誓,以后一定要那样做一次,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有任务在身。两个人,我把另一个送到江边去。我在想把她送走以后的回程就已经非常接近纯粹了。我把她送走,把她扔下,那唯一妨碍我的东西。

而现在她就像一只口袋歪倒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她的手揽过来,搂住我的腰,脸的一侧贴着我的后背。一会儿她昏沉睡去,身体的重量就变得令人担忧了。我的龙头上挂着她的包,不时碰着我蹬车的膝盖。经过五个十字路口后我已是大汗淋漓、浑身乏力。后来我们经过一个夜间施工的建筑工地,照明灯的强光直晃我的眼睛。

车轮在沥青路上颠簸着,绕过窨井和砖块。在第六个十字路口我们停了下来,稍歇片刻,再吃早饭。

不知道王玉的感觉如何,反正我是饿了。我是看见馄饨挑子上的灯光才决定停车的。它就摆在马路中间,低矮的小桌边居然有一个食客。

我锁了车,领王玉去两寸宽的条凳上坐下。我要了一碗三鲜面,给王玉要了一碗馄饨。我们的还没有做好,旁边的食客已经吃完了。他问卖馄饨的多少钱?卖馄饨的说十块,十块钱一碗,我和王玉都吃了一惊。看来我们是遇见宰客的了。这时我才注意到卖馄饨的,的确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人物:黑脸膛、大胡子,一身颤悠悠的肥膘。他手持铁勺,让对方给钱。那人看上去也是一个赶火车或坐轮船的,一只手提皮箱靠在脚边,西装革履,操着笨拙的南方普通话。他直嚷今天出门遇见鬼了。

这碗面条的价钱很关键。如果他给了十块,我们的面条馄饨也不能少给。我后悔事先没有问卖馄饨的价钱。那南方人显然也在后悔。凌晨五点,即便是十字路口也了无行人。南方人只得向我们求援,问我一碗面条值不值十块钱?我的脑子活动开了:如果帮他说话,势必得罪卖馄饨的。我们也得出十块钱事小,他的案板上就放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况且他说了自己的身份,是从大牛山下来的。南方人也许不知,可我清楚,那儿有一个劳改农常卖馄饨的看起来也像那一类人。但如果不帮南方人说话我们也得按十块钱一碗的价给。

急中生智,我问南方人:“十块钱一碗,里头搁的是什么?”我的智慧不在于问了一句巧妙的话,而在于使用了许城方言。如此一来就与南方人拉开距离,而与也说许城话的馄饨挑主接近了。卖馄饨的说:“是啊,你也不瞧瞧面条里头搁的是什么!值这个价。别说十块钱,二十、三十老子也敢要。你掏不掏?不掏就变二十了!”说着用勺子去敲南方人的头。南方人被迫掏了一张十元的,提着箱子过了马路。一面走一面回头说:“今天算我撞见鬼了!”

之后,我和王玉埋头吃。我们没有相互讲话。我在考虑吃完以后付钱的事。其间又用许城话要了一两次盐、辣椒什么的。卖馄饨的两次把勺子伸过来,给我盐和辣椒。总算吃完了,我问:“几个钱?”卖馄饨的说:“你是许城人,我不宰你。都是家门口的,我明天还在这块摆,你带两个人来砸挑子,我还划不来呢?他是出差的,乡下人,不是不宰白不宰呃?你说不是这个理?”我陪笑道:“是是。”卖馄饨的说:“我就收你五块钱吧。”

五块钱,我们还是挨宰了。按当时的物价,一碗三鲜面和一碗馄饨加起来撑死也不过两块五。我掏出一张十元的给卖馄饨的,他说没的找。此时商店都没有开门,没地方换零钱,卖馄饨的也不可能不收钱。我不愿再逗留下去,所以最后还是付了十元钱。好歹和那南方人相比,我们赚了一碗馄饨。

我带上王玉,继续上路往码头而去。此时天光已渐渐显露,路上出现了一些早起的行人。我们又穿过四个十字路口,最后抵达码头。王玉坐在自行车后,没有再抱我的腰,也没有说话。她默默无语,没有声息,从重量上感觉,也没有睡着。她大概为我刚才的表现在生气呢。如果她生气,也是我们相处以来的第一次。谢天谢地,事情已经到了最后收尾的时候。她气得很是时候——如果注定要生我的气的话,此时生气比任何时候都好。我是一个胆小鬼、自私的人,而且猥琐。谢天谢地,她能这样地理解我、后悔我们之间的行为,她但愿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离开我就像离开一块木头、一场恶梦,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和更圆满的呢?没有了。对我来说,知道她生气也就得到了安慰。她会为我的软弱和卑微,为我的一切缺点而生气,和其他人一样,和赵燕、小惠一样,那真是太好了。我也就不必存有最后的一丝遗憾了。

王玉始终绷着脸,当我们坐在防波堤的水泥护栏上遥望那条船的时候她也一样。后来太阳出来了,映在她脸颊上。我去买刚刚能分辨出颜色来的红红的苹果。我捧着纸袋向她走近,近到足以看见她流泪的距离。很难说她面无表情是生气还是为了忍住不哭。我呢?既不想流泪也不生气。我只想睡觉。我太疲倦了。接着我想起来了,韩东的一篇叫《利用》的小说是这样结尾:哦,朝霞,他们被它明确的无意义和平庸的渲染浸润了。

然而此刻,某种无意义的感觉只属于我。我看见王玉在哭,泪流满面。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哭的时候就一点也不虚无,尽管他(她)悲伤、委屈或莫名其妙,同时也很充实。

王玉回去后的一个星期,杨真死了。又过一段时间,从悲痛中稍稍解脱出来的东海找到我,向我表示感谢。他感谢我没有给他一个和王玉在一起的机会,否则他现在就会觉得对不起杨真了。他没有料到杨真会死得那么快。他说如果当时我给他机会,王玉肯定会和他上床的。他有这个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