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月刊》就放在我的枕边，它是惟一的线索，是我通向苗苗惟一可能的道路。如何使用这本《文摘月刊》呢？我想了几天仍没有一个答案。登门送还？未免过于鲁莽。等苗苗来向我索要？她甚至都不知道我带走了这本杂志，我并没有明确地借阅，是“无意识”地带走的。《文摘月刊》在我的枕边放了一个星期，我的勇气也随着一天天地丧失。这不禁使我想起一年前我和苗苗的相识，之后一年再无她的音讯，难道这次也这样吗？然后我想到了向丽。

我呼了她，向丽很快回了电话。

我说：“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问问你最近的情况。”

向丽说她正在忙毕业论文，很快她就要毕业了。

我问她：“单位找好了吗？是不是打算留在南京？”

向丽说：“还没定。”

我说：“毕业之前我们总得见个面吧？我请你吃饭。”

向丽说：“好啊好啊，等我忙过这一阵子给你打电话。”

我很想马上就见到她，但没有说出口，我说的是：“那就说定了，我等你的电话。”

一周后我们见了面，向丽打车来了新华二村，聊了一会儿我领她下楼吃晚饭。饭后回到楼上，我们接着聊天。

显然向丽拿不准我的目的何在，她最可能想到的就是我想和她上床。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想法，她会同意吗？我无法知道，但我的确没有那样的想法。正因为如此，我体会到无欲则刚带来的坦然。当然啦，“欲”我还是有的，但针对的不是向丽，神情之间我不免有些心虚，聪明的向丽肯定察觉到了。

卧室电脑桌的抽屉里放着三本书，是我早就准备好的，两本《华灯初上》，一本《文摘月刊》。两本《华灯初上》我准备分别送给苗苗和向丽，已经题好了字。给向丽的那本上写着“向丽惠存、留念！”，给苗苗的那本上写着“给美好的苗苗！”，那本《文摘月刊》则是打算让向丽捎给苗苗的。

去卧室取书时我不禁又看了一遍题字，觉得非常的不妥，“给美好的苗苗”会把我的目的暴露无遗的。经过一番犹豫，我只带了两本书出来。

回到北屋，我故作随意地把两本书递给向丽，对她说：“送你一本我的小说，做个纪念。”

向丽接过，连声说道：“谢谢谢谢！”显然很高兴。

我又说：“那本《文摘月刊》是上次去岳老师家听琴会的时候向苗苗借的，你帮我还给她吧。”

我说得很轻描淡写，只说了一遍就没再说了。

向丽说：“好好，我知道了。”

她的手上拿着两本书，下意识地抚摩着，我们一时无语。

过了一会儿，向丽神情恍惚若有所思地念叨着：“苗苗，苗苗……”

我没敢接她的话茬，赶紧把话题转移到她的毕业论文上去了。

送走向丽，回到新华二村的房子里，我觉得非常的沮丧。我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暴露真正的目标，可付出的代价却十分的惨重。按原计划我不仅要让向丽带一本我的小说给苗苗（作为对借书的感谢），而且还要让她带话，让苗苗有空来玩。可惜向丽只带走了那本《文摘月刊》，苗苗收到也就收到了。在她，这本杂志可有可无，在我，却是惟一的道路和线索，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呵，我竟然就这么把它毫无意义地交出去了，除了证明我是一个有借必还的有教养的人还能证明什么呢？不能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情绪很低落，躺在新华二村的那张大床上整天似睡非睡，我一直在想《文摘月刊》这件事。向丽走后的第三天，时近黄昏，我迷糊过去了一会儿，但很快就醒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漾起，我翻身下地，心想事不宜迟，若是等我完全清醒了，那股力量就会消失。我不假思索或者尽量不假思索地拨通了苗苗家的电话。

接电话的正是苗苗，她问：“你哪位？”

我说：“我是徐晨。”

苗苗“哦”了一声，显得很意外。

我问她说：“向丽把那本《文摘月刊》带给你了吗？”

“《文摘月刊》？”苗苗说，有些很莫名其妙，看来向丽还没有把杂志带到。听苗苗的口气似乎也不知道我带走了《文摘月刊》这回事。

我简单地解释一番，告诉苗苗，那本《文摘月刊》我已经让向丽带回东文了。

然后我问苗苗：“你还好吗？”

她说：“还行。”

我说：“没事来我这儿玩，我的电话你有吧？”

苗苗说：“有的有的，你给过我名片。”

我正要结束通话，她又说：“我去找找看，也可能被我弄丢了。”

苗苗放下电话，去找名片，这边，我手握听筒，等待着。突然我发现自己正在发抖，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抖得更厉害了。后来苗苗回来了，告诉我没有找到我的名片。

她说：“你说一下吧，我记下来。”

于是我报了新华二村的电话号码。

苗苗说：“记下了。”

我甚至都没有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幸亏是几个毫无意义的数字，被我机械地吐出来，这时我已几乎丧失了语言表述的能力，再说下去就要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