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烧病人眼中的白夜，

羞惭的泪水升起夺眶的日出。

这冷，这热，这情景，这感动，

这感动中豁然洞开的一生，全都交与你。

——朱文：《献诗》

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

——西蒙娜·薇依

一九九五年，我认识了苗苗。我认识苗苗是因为马松，认识马松则是因为刘家明。刘家明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九五年五月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如今在上海的一家电视台干编导。刘家明说他们要来南京拍一档节目，打算采访文艺圈内的一些人。我之外有江北、侯小强、马松，其中马松我没有听说过。

我问刘家明：“马松是谁啊？”

刘家明说：“马松啊。”语气明显有些不快，就像我那么问是故意的。他说：“他是画画的，在你们东南文艺学院当老师。”

两天后，在江北家的小院子里我见到了马松。刘家明带着摄像已经赶到了，侯小强也来了。马松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枇杷树下，焗着黄头发，脑后扎了一个马尾巴。我们握了握手，算是认识了。

采访安排在室外，被采访的人依次来到那棵枇杷树下就坐，一个人接受采访时其他人则待在房子里喝茶聊天。直到全部采访完毕，摄像收拾机器，一干人由江北率领去附近的梅园餐厅吃饭。

席间的气氛很热烈。刘家明读大学时写过诗，参加过文学社，现在虽然不写了，但那根文学青年的筋还在，见到这帮写作搞艺术的朋友不免觉得亲切。他的话特别多。摄像有点被冷落，一个人低头喝着闷酒。马松端起酒杯，隔着桌子伸过去。

他对摄像说：“辛苦你啦！辛苦啦辛苦啦！”

两个人干了一杯啤酒，之后便聊了起来，所谈的内容与艺术无关，涉及摄像的专业。有马松照顾摄像，我们说起话来就更轻松自在了。

这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饭后，刘家明和摄像打车去火车站，因为是单行线，需要走到马路对面去。在马路这边大家握手道别，之后他们就过街去了。马松帮摄像拎着沉重的箱子，也跟了过去。他帮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打开后备箱盖，马松把箱子放进去。他扣上后备箱盖，然后走到车窗前，弯下腰。刘家明、摄像从里面摇下车窗，伸出手，和马松又握了一回。出租车启动，开出去了。马松站在原地，目送良久，直到看不见那辆车了，这才跨过马路过来和我们会合。

我们就在人行道上散了。江北回家，我和马松、侯小强同路走到街口。沿街一侧竖立着高大的铁皮广告牌，银光闪闪的，被一阵风吹得砰砰直响。

侯小强突然对我说：“马松他们学校的女孩儿很漂亮啊……”随后他转向马松，说：“徐晨没有女朋友，什么时候你帮他介绍一个呀？”

我很尴尬，因为和马松不熟，今天才是第一次见面。

我对马松说：“你别听侯小强瞎说，我有女朋友，他是自己想找女孩儿。”

马松嘿嘿一笑，说道：“有女朋友也没有关系啊，多一个也不算多。这事儿我来安排，完全没有问题的。”

说话间到十字路口，我们就此别过，分别打车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