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完朋友借给我的中国电视连续剧《平凡的故事》，我停下录相带，脑子里充满了黄土高坡上愁苦的面容，眼前的电视屏幕上突然了出现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卡通人，向观众显示着五颜六色的儿童玩具，大声地叫着：“TOY'SRUS，THEREISEVRYTHIGYOUWANT。”（玩具世界，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

我吓了一跳，原来我仍旧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号称是“儿童的天堂”。可是那黄土高坡上的老人，那终日辛劳，那一张张布满皱纹，充满了惶恐和不安的面孔，仍旧萦绕在我的心头，联想到我所见过的一个个美国老人，他们那深锁在眉头的难以言说的孤独和寂寞，更加鲜活地出现在脑海中，象一个个幽灵似地在我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一个星期二的上午，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她志愿参加了一项为老人送饭的义务活动，问我想不想去。我一向对美国人的这种义务活动很感兴趣，因为我不仅很想了解，是什么促使这些美国人自觉自愿地进行各种无偿的劳动，而且我也很想更深入地观察美国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况，于是就高兴地答应了。

在驱车的路上，朋友告诉我，这是一个全国性质的帮助老人协会，协会的活动经费都是由个人捐献的。这个协会通过教堂，召集了成千上万的自愿劳动者，每天中午给那些鳏寡孤独的或者身体有严重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送热饭热菜，使他们至少每天能够吃到一次正餐。由于报名自愿送饭的人很多，所以我的朋友用不着天天去，只要每星期二中午为十位老人送饭就够了。

第一家是一位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她看起来精神还不错，能自己走动，说话口齿清晰。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孤独，看见我们去了，就象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说话的对象一般，她显得非常兴奋，不停地说话。她让我们看她那挂得满墙的照片，一一告诉我们她和她的丈夫过去的美好时光，然后她自豪地说：“他六十岁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过其他的男人。”

一提起“男人”这个话题，她就突然变得絮絮叨叨起来，不停地重复着：“再也没有其他的男人……再也没有其他的男人……再也没有其他的男人……。”

我的朋友向我递了个眼色，带着几分怜悯，又带着几分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走了，以后还会来看你。”

出了门以后，朋友告诉我，每一次她来这里，她都是用同样的语言叙述着同样的事情，或许，二十多年的孤独和寂寞，已经使她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关心和记忆，或许二十多年的孤独和寂寞，已经使得她无法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的心里觉得有些堵得慌，我急忙把车窗放下，深深呼吸了几口外边的新鲜空气，才觉得好了一点。

第二家是一位老大爷，猛地看见他，我吓了一大跳，还以为他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他颤危危地拄着拐杖欢迎我们，左眼青了一大块，胳膊上腿上到处是乌青的痕迹。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跟我们解释，原来他在浴缸里摔了一跤，摔倒后想爬起来，结果爬了一半，又摔倒了。没半法，他在浴缸里躺了四个小时，好不容易才爬起来，走到沙发旁边，又把脚踢破了，鲜血流得地毯上到处都是。

他指着地毯上几块稍微带点暗红色的地方说：“你们看，这里，这里，我拿洗洁剂擦了半天，还是有痕迹。”

“没有关系，一点也看不出来。”我的朋友安慰他说。这是我才注意到，他这间小小的屋子，收拾得异常整洁，到处都是一尘不染，各种各样的东西整齐有序。出门以后，朋友告诉我，这位老人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他是一个退役军人，非常讲究整洁，从来没有见过他把碗扔在水池。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问。

“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迈阿密当律师，还有一个在纽约当会计。”

“那他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过？至少生活上有人照应。”

朋友叹了一口气，说：“不自由啊，他去迈阿密住了几天，又回来了。”

究竟自由和四世同堂孰优孰劣呢？我也不知道。可躺在地上四小时没人过问，毕竟很凄惨吧。我想。

后来我们又到了好几家，这些人多数都是一个人呆在家里，独自打发着寂寞的光阴。有的得了白血病，需要每星期换两次血，有的已经口齿不清了，只要可以动弹，仍旧是自己料理家务。或许他们跟那些露宿街头，在垃圾箱里找食物，死了由社会福利局一埋了之的老人比较起来，这些人还算幸运的，毕竟他们都有自己的房子，他们所缺的是亲情和家庭的温馨。

最后我们去的一家是一座独立的小屋，老太太衰弱地靠在沙发上，连打开我们送去的饭盒的力气都没有了。也许是因为她生活没有办法自理，所以她的屋子不象别人那样整洁，到处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看见我们去了，老太太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当时正是州长选举的日期，她就跟我的朋友讨论了半天关于选举的问题。我们走的时候，她无力地伸起枯瘦的手，指指桌上的一篮子梨，说：“这是我的后院树上结的梨，请你们把它带回去，送给别人。”

我真不知道眼前这个衰弱得不能动弹的老人是怎么把这一篮梨摘下来的。何况她自己根本咬不动这些梨，也就是说她根本不需要这些梨，然而她却勉强支撑着把它摘下来，仅仅是为了送给那些毫不相干的人！如果她为了摘梨摔伤了，谁来照顾她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