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那方方的博士帽

周宏明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开张的第一天,免费宴请全校的中国同学。

他之所以走这步棋,是万不得已。

他和雷蒙教授的摩擦终于演变到了他在学校呆不下去的地步。雷蒙教授是他的论文指导委员会主席,在讨论通过他的毕业论文的时候,雷蒙教授首先发难,指责他早已看过的论文在立论上有重大缺陷,根本不能通过。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以后,有两个教授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别的教授不是他们这个专业的,不好发表意见,于是他的论文就这样被枪毙了。他不得不狼狈万分地从学校里搬出去。没有拿到毕业文凭,找不到工作,他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洞洞的谷底,看不见一丝亮光。好在他的妻子不怨不怪,还常常宽慰他,帮他排解心中的块垒。夫妻俩相扶相持,终于在痛苦、彷徨了半年之后,决定了开一家中国餐馆。

正值暑假,有些同学旅游去了,有些到纽约和华盛顿等地方打工去了。不过,参加的宴会的还是有五六十个,几乎所有在校的大陆同学都来了。这些人是中国社会动荡、变迁的一个缩影,在美国社会构成了极为特殊的一群。他们有的是科大少年班的小青年,有的是头发斑白的老三届,有些人的孩子比他们的同学年纪还要大,弄得孩子们不知道该叫他们叔叔呢,还是称哥哥或者是弟弟。

当同学们陆续到达的时候,周宏明夫妻开始上菜。菜是小张亲自炒的。餐馆开张之前,他们就决定了自己炒菜,一来是为了琢磨出几个创牌子的菜,二来也是为了省掉一个人的工钱。今天的宴会沿袭了一般中国餐馆的老套子,比大陆常见的官宴要简单许多。几个大盘子,分别装满炸鸡翅膀、炸春卷、炸虾、炒饭、炒面等等,各人自己拿着盘子,吃多少,装多少,很方便也很卫生。等到菜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周宏明上了两道美国难得见到的冬瓜煲汤和炒菜苔,慰劳一下那些单身汉馋猫们。

那些个小伙子早就坐在那儿了。他们都有很长时间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了。这些妈妈的宝贝疙瘩们,在国内娇生惯养,出来虽然也能看着菜谱炒几个菜,可多数时候,都不怎么认真做饭,只是混饱肚子而已。今天有机会大饱口福,他们可高兴了。

林风正在跟一群无神论者争论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他刚刚在一个美国人的影响下,阪依了基督教。一个哲学系的博士生加入了他们的争论,问题越扯越玄乎,引来几个看热闹的同学一阵阵哄笑。

矮矮的邓弘是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家,别人称他是“不管部长”。虽然他不是很能干,又没有在学生联谊会里担任任何职务,可是几乎所有的新生都认识他,请他帮忙解决住宿、用车等各种问题。人们总是看见他东跑西颠,忙得不得了,一辆又破又大的美国车,常常挤满没车的同学,居然还没有被警察抓到过。只可惜,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女朋友,那些女孩子,都拿他当工具使唤,却没有一个愿意把终身托付给他。

此刻,他正在指手划脚地谈着国内见闻。大概他刚回去探过亲。

周宏明一边鼓励小青年们放开肚皮,一面抽空走到张文华的身边。

“你是很懂得美学的,为什么你也把餐馆弄得这么俗气呢?”一个同学一边喝啤酒一边问。

“所谓的中国餐馆,只是一种变型的泊来品。”周宏明说。“不知为什么,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都是一个模式,他们所知道的中国餐馆也一律是有着硫璃瓦的飞沿,铺着大红地毯、挂着宫灯,名字一律叫什么金、龙、凤、华之类。如果你别出心裁,装饰得与众不同,或者叫一个更现代中国一点的名字,那么你就失去了那些喜欢中国餐馆的美国顾客了,你的生意将难以维持。就好比你跟老美用标准的中国普通话说‘青岛’BEER,他们肯定听不懂,可是如果你用美国腔的英语说青岛啤酒,他就懂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你再有本事,如果你不懂得怎样把自己包装成美国式的中国人,你就很难在美国社会上立足。”

一个二十出头的男生刚到美国,他很奇怪美国会有这么多的中国餐馆,问:“你说说看,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挤在餐馆这个行业呢?”

“美国是世界各族裔激烈竞争的地方。一个民族在美国能否打开一片天,取决于很多因素,但是最关键的因素是这个民族是否敢于去奋斗,敢于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白人有白人优越感,黑人有争取种族平等的强烈意识,犹太人会精打细算,讨价还价,这些华人都没有。几千年的儒家传统,使得华人以温良恭俭让为美德,明哲保身,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力,所以华人很难跳出餐馆行业和知识界的圈子。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问题就更多了。我们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长大,一切都被安排惯了,以为个人奋斗很可耻,极端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竞争观念。到了美国,一夜之间突然都变了,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一切都得靠自己,有些人迷失了自我,变得无所适从,有的变得很脆弱,经不起失败和挫折。”

“可是象周励那样的中国人不是也干出来了吗?”另一个最爱顶牛的小家伙看见他们谈的热闹,也凑过来说。

“她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她个人不怕挫折,敢冲敢闯,也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大陆提供的大量低价货源,她也不可能独闯天下。一个国家如果强盛,他的子民在外面也就容易混,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那你为什么不去搞美中贸易呢?”那家伙还要刨根究底。

“如果我能找到契机,或许我会搞。不过,我觉得自己不是搞商业的材料,现在开餐馆只是权益之计,说不定我还会回到学校,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

空气里洋溢着汽水和啤酒的味道。张文华坐在旁边,一直没有吱声,神情淡淡地,闷着头喝啤酒,他的身边已经堆了四个空瓶子了,脸红红的,连耳朵和脖子也是红的。

女宾们聚集在一起,啃着鸡腿,一群孩子围在她们身边跑来跑去。

“你认识机械系的王平吗?就是跟你先生一届的那个上海人?”吴文绢问秀丽。

秀丽摇了摇头,她不怎么跟张文华的同学来往。

“听说他在洛杉矶一家大公司找到工作了,年薪四万多呢!你先生要是那一次不让给别人就好了,比他的钱还多呢!”

“是啊,多可惜啊,他真是难得的好人!”

“我看哪,那人说不定是个骗子,什么女儿车祸,什么卖血,说不定都是编出来的,如今哪,有些人只要能赚到钱,连老婆都可以卖,还在乎什么同学呀,朋友啊……”

秀丽不想听她们的话了,越听她越难受。她扭过头去,眺望张文华,看见他老气横秋地坐在那里,在那些生龙活虎的小青年中间,显得格外刺目。她的脸痛苦得抽搐了。找不到工作,丈夫在人前无精打采,她也觉得很没面子。这时候,一个年轻生气勃勃的小伙子走到张文华身边,不知说了几句什么,文华摇了摇头,几个年轻人快活地哈哈大笑起来。文华的脸色越发阴暗了,他仍旧一声不吭地坐着。

“谁愿意唱歌?我这儿有卡啦OK的带子。”学生联谊会的主席朝阳问。

有一个小青年接过了麦克风,模仿麦克杰克逊的腔调,男不男,女不女地唱了起来。

“走开!我比你唱得好多了!”张文华竭力忍住头晕,站起来抢过话筒。

“你从来不在公开场合唱歌,何必要勉强自己呢?”周宏明拦住他说。

“今天我心里高兴,难道我就不能高兴吗?”张文华有点蛮横地说。他径自关掉录音机里闹轰轰的摇滚乐,站在桌子前面,用沙哑的低音唱起了《松花江上》。

他的歌声很低沉,很伤感,当他唱到“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他竟然泣不成声,不能自持。

在场的同学都不安起来。周宏明走到他身边,扶他坐下。

黄秀丽心里的怒火翻起来了。她见不得文华这一副死样子。真是丢人现眼!嫁了个没用的男人,害她也跟着抬不起头。一年来的烦恼,打工的辛苦和委屈,受伤的自尊心,在美国狭小的生活圈子带来的怨气,对别人的不满和嫉妒,一齐涌上心头,她的血往上涌,眼睛放着怨毒的光,走到文华跟前。

“张文华,回家去!”她声音不高,但是带着训斥意味地说。好象站在他对面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儿子一般。

她的突然出现,让文华吃了一惊。但是朦胧的酒意仍旧笼罩着他,强烈的自尊心膨胀起来,他傲慢地说:“你先回去吧,我再坐一会儿。”

“回去!”她把声音提高了一点。

“为什么呢?你要回去你可以先走,我马上就回。”文华有些清醒了。他把声音降低了许多。他知道自己老婆的脾气,不过眼前他觉得骑虎难下,身边的几个小青年,都是没有结过婚的,常常嘲笑那些软弱的丈夫,他不愿意给他们提供笑料。

“我要你回去!”黄秀丽厉声一字一顿地说。

所有的议论都停下来了,几十双眼睛错愕地注视着他们夫妻俩。周宏明赶紧插在他们之间,企图不动声色地把事情搅散。

文华站起身,踉踉跄跄地把秀丽拉到门外,低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想要出我的丑吗?你就不能帮我顾点面子?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回。”

“我帮你顾面子?谁帮我顾面子?你找不到工作,还要靠我养着,一家老小都没面子,你还有脸唱歌!”黄秀丽突然又哭又闹来。餐馆里的人们惊诧地涌出来了,有的劝说,有的七手八脚地把秀丽拉进去了。

张文华本来红红的脸突然变白了,渐渐转成了死灰色。他恨得直咬牙,在餐馆门口走了几个来回,然后突然地一声不响地走了。

两天以后,文华在去餐馆打工的一段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

经过抢救和两个星期的观察以后,医生说他脱离了生命危险,可是他成了植物人,再也不会说话了。

州政府为文华付清了昂贵的医疗费用,可是未来怎么办却成了严重的问题。文华的导师与其它五个著名的教授一起,联名号召全校师生募捐。学校附近的几个教堂也参加了募捐。结果得到了两万美元。周宏明留了一万元给秀丽,其它的都交给文华的母亲,让她把文华和两个孩子带回国内,使文华可以继续在医院里维持生命。

当十几个中国同学把文华祖孙四人送上飞机的时候,黄秀丽真正伤心地哭了,她哭得呼天抢地,撕心裂肺。那哭声里夹杂着一种疯狂地既毁灭别人又毁灭自己的欲望,令机场的每一个中国人心惊肉跳。

看着呼啸着腾空而起的中国民航波音飞机,周宏明攥紧了拳头。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奋斗,为了无愧于家乡父老,为了扬眉吐气地站立在洋人面前,也为了挣很多很多的钱,为了自己永远不再贫穷,不再受人讥笑,为了给毫无知觉的张文华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最舒适的病房,让张文华的父母和子女无衣食之忧,他狠狠地挥了挥他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