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在卧室里面给儿子唱儿歌，那种轻轻的声音和台灯的光线融汇在一起，散发着栀子花的味道，这是一种带着芳香的声音，“一撸嘛，两撸嘛，三撸嘛，竹节开……”它使儿子安稳地进入梦乡。

可是这儿歌会飘出儿子的梦境，来到他爸爸的生活里，它是怎样地影响了他的父亲啊？此刻我站在书房的门口，被这种温婉的声音揪住了，这种声音，它揪住我是想去哪里呢？它能让我回到对于我来说已经一去不复返的那个时候，甚至在我的记忆中都已经模糊到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吗？仿佛是这样的，我又回到了那里，仿佛我正躺在一双柔软的手中，仿佛我又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心跳，这个人的心跳我多么熟悉。

现在我的母亲，是在很远很远的刮着冷风的北方，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她的手上一定已经生了冻疮，现在她的儿子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已经成了一个父亲，这些已经无法挽回了。无论他付出什么代价，他都无法回到儿歌的芳香中去，那是北方的儿歌，有温暖的火炉，有坚硬的风在门外栖息的北方的儿歌，一种和炉火的噼啪声结合在一起，和冷风栖息时的轻轻的呢喃声结合在一起的儿歌，和湛蓝湛蓝的天上的星星以及白雪的大地结合在一起的声音——什么声音能让人如此感动？

现在我的儿子，他已经在妻子的怀里睡着了，这样的童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多久？梦中飘着母亲的儿歌声的睡眠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多久？

什么时候开始失眠？什么时候开始叹息？什么时候那儿歌的声音就从我们的耳边，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了。这个时刻它又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它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却又让人感到那么的熟悉。

小时候个子小，我总是处于向上看的位置。坐在教室里看老师在黑板上板书自然是向上看，看个子高一点的同学玩“摆子”也是向上看，就是上厕所为了能吸一点所外空气也要尽力仰脸向那高高在上的窗户看……所以在其他人的眼里也许我就是该仰视别人的吧。有一次我们全班的同学乘车出游，——现在那次出游是去哪儿我已经不记得了，记得的只是坐车排位置，我的老师让全班的同学都坐在椅子上，而轮到我时，就只剩一只木板凳摆在车门口的过道里。春游一路我们拉歌一路，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斜躺在坐椅上，他们的眼光越过我的头顶指向遥远的前方。而我呢？在我的木板凳上，因为没有靠背只好一路佝偻着腰，又因为我的老师总是在拉歌的时候挥舞他的大手，而我又总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旦我的眼睛离开那双大手，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拍到我的脑袋上来，整整一路我就这样仰视着它们，努力防犯它们对我的侵害。

那种“向上看”的经历对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直到上了大学依然习惯于“向上看”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的时候我的个子出其不意地高了起来，以至上体育课的时候，如果全班排四队，我可以排在正数第三了，在我的下手有甲乙丙丁六七号人。可是我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依然是一副仰视的模样，我的视线总是从他们头顶的天空中穿过，不能正点地落在他们的额头上，这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认为我目中无人。面对这种异口同声的指责，我不能无动于衷，我开始练习向下看。

那时因为年轻，总是对这不满，对那不屑。我的父亲适时地指导了我，他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可以了。从此，我父亲的指教成了我“向下看”和“向上看”的法宝。在许多时候我开始着意使用“向下看”。比如爬山，如果抬头向上看，看到头顶上我的同事们遥遥领先，我便立即转换视角“向下看”，如果在下面正好看到我的一个同事，匆匆而来，我便巩固了闲庭信步的信心，我对我自己说：向下看几眼，向下看几眼吧。

当然真正让我学会向下看的是我的儿子。他小小的身子站在你的面前，你不得不向下看，现在我不仅学会了低头向下看，还学会了弯腰向下看。比如削一只苹果给儿子，从一筐苹果中我挑出那个最大、最红、最香的，我一边仔细地削着它，一边忍受着滋滋流淌的口水，然后我依依不舍然而却是无比虔敬地将它递给儿子。现在我的儿子在我的低头“向下看”的注视中吃着他的苹果，突然他一甩手将吃了一半的苹果扔到了地上，这时我会像一只饥饿的猴子一样弯腰“向下看”，我四处逡巡终于在电视机的旮旯里找到了那半只苹果，我越身过去，一把拾起来——在我儿子好奇地“向上看”中我将把它吃个精光。

现在我天天在“向下看”中生活，夕阳的余晖洒在儿子的头发上，他在傍晚的光线中奔跑着，他不知道他的身后跟着一双“向下看”的目光，这双目光曾经那样习惯于“向上看”，而现在为了他小小的身影这目光已经很少“向上看”了。

有一天我的儿子突然会长大，大到我必须“向上看”才能看到他。那时对他佝偻着腰的父亲，他将不得已而采用“向下看”的方法，那时在他“向下看”的目光中他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

怀孕的时候妻子最大的担心是儿子是否聪明，是否有“天赋”，直到儿子落地，甚至直到现在，我想妻子的这个忧虑依然存在着。而我呢？我最希望于儿子的品格是什么呢？我寄希望于我的儿子的不是聪明，甚至也不是健康，是感受欢乐的能力，一种心灵的力量。为此，我愿意我的儿子稍微地笨一些。

笨一些又有何妨？有的人是伟大的发明家，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吧，例如爱因斯坦，但是他幸福吗？爱因斯坦的个人生活恰恰是不幸福的。有的人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个有组织才能的人，当一个可以主宰自己进而主宰他人命运的人，我对此不敢苟同。希特勒是有组织天赋的了，可是，他的天赋对这个世界有益吗？进而，他的天赋对自己有益吗？他的天赋给予他的只是一个自杀的结局而已。

我从来不对我的儿子说：“你将来要做一个将军”，“你将来要做一个作家”一类的话。我想对儿子这样说是可耻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时间里能让自己成为杰出的人呢？大概千分之一吧？要他出人头地，对自己的孩子提出千分之一的人才能达到的要求，难道不是可耻的吗？有些人以社会竞争压力大为借口，要求孩子杰出一点儿，再杰出一点儿。这是不对的，所有的人都只愿意做那个杰出的，那么那个衬托杰出者的大众谁来做呢？

我寄希望于孩子的是什么呢？快乐一些，再快乐一些，做个快乐的大众。迟早，我们这个社会的评判体系，会转变到真正的最人道的方向上来，它不是以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能力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它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弱智需要社会的救助就将他开除出社会，就对他的人格嗤之以鼻，也不会因为这个人是科学家就觉得这个人高人一等，对他的人格无限景仰。它尊敬一个人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正直的、力所能及地工作着的人。它鄙视一个人不会因为这个人是垃圾工或者是养老院里的老人，而是因为这个人灵魂卑污，行为卑鄙。

我无中生有地创造了我的儿子，不是为了他成为什么杰出的人，当然他如果有这个天赋，我也会为此高兴。但是我的目的是使他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他轻松地、阳光地活着，一如大地上的植物般欢快地生长，如果，他真的活得非常舒心，那么我将感到我的责任已经完成了。他注定是我的替代者，他将见证我的从有到无，但是我对此心甘情愿，因为，他活得非常幸福，有什么能比这一点儿更重要？

然而，人们的误解是何其地深呢？人们以为只要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快乐和幸福就会自然地得到，人们以为自己成功了，有了钱，有了地位，有了创造发明……总之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的虚与实的东西越多就越幸福，其实这是不正确的。领受欢乐的能力，感受幸福的能力，不是先天的，而是需要用我们的人格加以锻造的。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为我的儿子感到深深的忧伤，4岁的他常常会说“我不快活”。

为什么呢？我的儿子，我如何教会你感到快活呢？

因为分居，又或许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屋子吧，家的概念在我的脑海里总也是抽象的，家就是那个时时萦绕的思念，就是妻子的信。每周一，妻子的信总会静静地等待在我的信箱里，掏出钥匙，打开信箱就仿佛打开家门，信箱是我能见到爱神的地方。再后来，妻子生了宝宝，忙碌起来，写信就少了。

现在我的家在电话里，在电话里我的妻正和我的那个小情敌一起生活着。拿起听筒，开门的钥匙是一串长长的号码，一口气拨出那11个数字，妻就会在电话线的那一头听到我摁门铃的声音，会用左手来开门，而宝宝就抱在她的右手上，我会同时见到他们两个。这样我的小小的电话中的家就落成了，不过我的小情敌反对我的主宰，他不愿长时间地以一种姿势被妻子抱着，他对电话中的家毫无兴趣，妻只好放下话筒。这时家的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在门外，我的妻子和我的小情敌在门里。

直到如今，对于我的小情敌是如何无中生有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是如何大摇大摆地睡在本属于我的地方，在过去的12个月的时间里他又是如何可以那么迅速地长大了三倍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依然感到困惑不解。仅仅是在一年前，当我从产房里抱出他时他是那么弱小，他的弱小使我觉得仅仅为了听一听他的鼻息，就应该停住整个世界的运转让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而现在他已经可以扶着床沿站起来，在妻子的视觉里他是世界上最美的事物或者说他就是整个世界，在妻子的听觉里他的声音已经盖过了一切，他一个轻轻的翻身就能将她从睡梦中惊醒。

假期来临，当我出现在他们身边，对我这个陌生人的介入，他起先是惊讶和好奇，然后是漠视。对于他的不理不睬，我只得小心翼翼，我发现我的地位岌岌可危（即使我的名字叫爸爸），我的惟一的光明出路是小心翼翼讨他欢心，这个过程漫长而艰辛，以致于当他对我展颜而笑，我竟感到受宠若惊。

现在我的电话中的家由我的小情敌主宰，他常常以否定的态度来对待我的叩门声，以致我不得不选他睡着的时候拿起话筒，在电话的家里和妻子约会。我想在我的小情敌的睡梦中一定有一个大房子，开着大大的朝南的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蒲公英的小伞在湖边轻轻地飞翔，这个家一定比我的电话中的家更好，不然他怎么会反对我电话中的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