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生问我平生最痛恨什么人，我说我最痛恨道学家。这种人最虚伪。我亲眼见过几个道学家，他们平时对一个女孩子非常好，他们就这个女孩子几乎周周都要聚在一起喝茶。但是，当这个女孩子生活上出现了一点儿问题，需要他们出来打个招呼，做些解释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拒而远之，他们都跑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道学家。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道学面貌，会不惜牺牲别人，要知道这些人连起码的朋友之谊都不顾，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信赖呢。大多数道学家是用贬低和抨击别人的道德来证明自己的。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道学家，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正面的高尚举动，而是因为他们时常抨击那些所谓的道德败坏行为和道德败坏分子，他们从痛斥别人中获得名声，因而常常对别人越发的苛酷，必要的时候他们是不惮于在别人的伤口上撒把盐的。

但是，有些读了很多书的所谓知识分子似乎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一位朋友跟我谈电影《甲方乙方》。他举了几个例子，讲到美国国旗是非常神圣的，巴顿将军，《列宁在一九一八》是非常神圣的，烈士们是非常神圣的，南京因为曾经是中国的首都也是非常神圣的，所以电影《甲方乙方》就不应该拿这些神圣的事物来幽默，《甲方乙方》这样做完全是毒害那些不明事理的青年人。可是，我问他，难道“神圣的事物”就不能拿来做幽默的材料吗？事实上，这位先生可能不知道，美国人对国旗的态度是庄重的，但是当要通过法令，宣布焚烧国旗是非法的时候，美国人就站起来反对了。人可以自愿地尊崇一个事物，但是不能被迫地尊崇一个事物。在这位朋友看来，俗人把圣人当菩萨供着才是正理，俗人是没有权利拿圣人来幽一默的。所以，那个电影中那个胖子书商只该在他的书店里卖书，是绝不应该有他的幻想的，至于幻想做什么巴顿将军就更是大逆不道了。

其实一般情况下圣人都是很随和的，圣人也是不忌讳拿自己来幽默一下的。例如，毛泽东，他就在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去见马克思”来对自己的年老幽默一回。据说在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没有听说有人因此而嘲笑主席，相反大家从这个幽默中感到了主席的人格分量。这样的例子不枚胜举，“圣人”是不忌讳拿自己来幽默一回的，怕就怕在我们中的某些人自认为“卑人”，对着圣人鞠躬哈腰，在圣人面前连头也不敢抬一下，他把脑袋都给了圣人，然后自己做了没有脑袋的尾巴。他把自己的权利交给了圣人，其中甚至也包括笑的权利。现在，我们终于赶上了好时候，“卑人”也可以笑一笑了，可是有的人就是对“卑人”的笑看不过眼，好像“卑人”一笑，天下就大乱了，在他们的眼里人们一提到圣人（其中包括美国的圣人，如巴顿）的名字“卑人”就应该沉静肃穆默哀，一提到攻占南京“卑人”就应该咬牙切齿两眼含泪如丧考女比才行。

这就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德行。他们害怕大众的笑声，他们希望大众和他们一样成天愁眉苦脸。这就是中国的精英。他们将大众放在了精神的低点上，自认自己为大众导师，这种所谓的启蒙主义态度和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蒙昧主义政治态度在表面上看似乎相反，其实是一致的，蒙昧时代的政治是叫大众不要思考，而市场时代的精英是叫大众不要欢笑。反正，大众除了应当受苦，在苦行中实践他们的道德，为某个伟大理想而奋斗以外，就不应该有什么其他想法了。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大众实在不应当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持的立场。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他这样做，他将大众的生命当成实现政治报复和军事目标的工具或许还可以理解，但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应当如此。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是最缺乏人文关怀的。

《作家》1999年第6期上看到这样一首诗，题目叫做《人体盾牌》。

盾被发明出来/本来是为了保护人体的//而人类今天竟然用自己的身体/组成盾牌/保护那条河上惟一剩下的桥梁//那是为了已经邻近的下个世纪/正义和良心/有路可走//

我为这位诗人感到羞辱。

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他应当是为人类生命而歌唱的，他应当认识到生命本身才是生命的目的，可是现在，他在歌唱人体盾牌。

他想都没有想，就将人体的价值看成是低于桥梁的，身体必须为桥梁的存在付出代价，而不是相反。他忘记了一个常识性的逻辑，桥梁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体轻松，不必为了过一条河而绕路或者泅水，他不知道，桥梁毁掉可以依靠人体来建造，而人体毁掉了，却不可以通过桥梁来重建，他只是知道，桥梁的存在对于人类是必须的，因而它的价值就高于人体。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

一个国家（作为一种统治形式）不关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生命的权利，却鼓励人民用他们的身体去保护物，它把自己的人民当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它让自己的人民拿身体去换一座桥梁、一门大炮或者一辆汽车……，它的存在的合法性我看非常值得怀疑。它没有将自己的人民的生命看成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而是相反，将这个国家中的物看成是自己的目的，它宁可要一个物，也不愿意要一个人，它让人为了物而存在，它对这个国家的人民还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国家只有它保护人民的生命并且努力使人民生活得更自由更美好的时候才有理由存在。

我知道正义和良心经常是幌子，而试验这个幌子的真伪的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在为生命精打细算，他们用一千万美元一枚的炸弹，为什么他们不用一百美元一枚的炸弹？因为那种炸弹不能远距离精确制导，会伤及无辜。一千万美元一枚和一百美元一枚的区别就是为了在别国的领土上少伤一点别国的无辜者。而另一方呢？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他们让自己的公民组成人体盾牌，他们用电视、用广播鼓励这种做法，宣传这种做法，他们让自己的人民做盾牌而丝毫不感到可惜和可耻，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人的方式。我想知道这样的国家它到底为什么而存在，它在保护什么，为谁保护？

也许我们中许多人会说，这是人民自己愿意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将数千人这么有效率地带动起来，他们是被驱使的，是有组织的。没有组织者的筹划，很难想象，数千人能步调一致，更何况他们是平民，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呢？是谁在幕后组织他们轮着班地用自己的躯体守护大桥？

即使正义也没有权利充当这样的组织者，即使良心也没有理由用数千人的生命去冒险，而这仅仅是为了一座桥梁。

人肉盾牌，这是一种多么无耻的防御逻辑。战争的一方，它利用另一方的良知：它知道它的敌人是讲良心的，不愿意伤害无辜平民，即使是这些平民受了愚弄变成了敌人的时候，也不会向平民开枪。因而它将自己的人民赶上了桥头，它用自己对人民的残忍、嗜血、毫不珍惜来验证它的对手对它的人民的珍惜，它用自己的残忍来试验对手的良心。

是的，它终于成功了，它的人体盾牌成功了，终于那座桥被保护了下来。

然而我要说，这不是人体盾牌战略的成功，而是那个被看成是敌人的良心的成功，我从中看到的了良心——一种真正的良心。

一天梦里，我看到一位这样的父亲，他在和别人决斗，突然他感到自己就要失败了。这个时候，他转身回屋，一把揪出了自己的儿子，将锋利的刀刃架在了他儿子的脖子上，让他的儿子站在他的前面，做自己的盾牌，他对他的敌手说：你开枪吧，你杀死的将不是我而是我的儿子。

这个时候我一身冷汗地醒来了，我忘记了他的对手是否开了枪。但是我在想，这样的父亲，他有资格做一个父亲吗？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这样的父亲的儿子。

由此我想到，作家，一个作家应当有的基本良知是什么？或者一个作家应有的基本良知他是否有？为此我常常感到失望，他们被一些糨糊糊住了脑袋，他们只知道跟风，只知道人云亦云，他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起码的判断力。

一个只知道用功利的逻辑，而不知道用人道的逻辑来思考问题的人，他没有权利顶着作家的幌子说话，他应当去做政治家而不是一个诗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惟一的逻辑是“人”，人高于一切。即使是为了所谓“正义”的目标，也不能放弃这一点。让儿童救火，让一群战士做人肉炸弹，让一个人为了救一群羊而牺牲（集体的财产高于一切，包括高于个体生命），这些在特殊的历史情形下，在功利的逻辑中，在政治的考虑中是合理的，但是对一个作家，它永远是不合理的，它是考量一个作家的试金石。

是否站在人的立场上，而不是物的立场上讲话——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惟一标志，它应当是知识分子惟一的道德准则。

看到那种学者，他们走路时的样子是佝偻着腰的，仿佛知识的重量已经使他们不胜重负，他们谈话的时候总是引经据典，仿佛除了引用别人的话，他们自己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们一生的时间都在解释别人的话——在纸面上，在生活中都是如此。做学问，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看别人是怎么说的，从这本书到那本书，如果把他们的文章中的引文去掉，他们的文章剩下来的就只有引号了。他们的眼睛特别发达，不仅用常人的肉眼，还要加上两只镜片，他们的眼睛似乎生来就是看书的，看书中的圣贤怎么说，然后跟着说，于是他们成了十足的道德主义者，他们得上了一种共同的病叫“道德主义病”。

问题的关键是他们不仅把这种做学问的方法用在他们的文章中，他们还把这种方法用在生活中，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仿佛不是自己的事，而是书中早就规定好了的事，他们的知识害死了他们，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实践圣人在书中已经规定好了的预言，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圣人预言的实现。他们失去了活生生的自己，那个有血有肉的人死去了。他们害怕任何书外的东西，任何圣人没有说过的东西，他们都感到害怕，一件小小的新鲜的东西（例如一块新品牌的冰激凌）都会使他们装满文字的脑壳短路，因而他们除了成天躲在家里做所谓的学问之外不敢做任何别的事情。他们不敢外出，街上的摩登女郎使他们眩晕，摩登女郎的超短裙击中了他们道德主义的脑门，使他们发出非道德主义的惊呼。他们对这个活生生的变化着的世界是恐惧的，他们不敢和这个世界接触，于是他们就用一种理由将自己禁锢起来，这个理由我们经常听到——学者要坐冷板凳。他们太虚弱了，虚弱到霓虹灯的光线也会使他们生病。所以他们只能坐在家里的冷板凳上。

这就是知识在他们身上的反映。他们用知识代替思考，对于他们来说知识就像我们每天刷牙一样无可怀疑。他们生活在知识中觉得无比的安全。所以他们手不释卷，离开了书他们该干什么呢？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中国知识分子病得最严重的地方是道德。他们的道德太多，他们试图为社会建立道德秩序，他们乐意充当社会的道德总裁判的角色。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头重脚轻的人，他凭什么在

这个世界立足，他如何证明自己为这个世界所必需？他说：我的形是颓的，我的身是弱的，我的体是虚的，但是我的魂是强大的，我的灵是高贵的，我的神是勇敢的；他说：一个人在世界上存在重要的是灵魂的安妥和清洁，身体是可耻的粗陋的卑下的污秽的，只有灵魂是伟大的高尚的纯洁的美满的。——文人就是这样利用身体和灵魂的二分法证明了自己的高人一等，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解除了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焦虑，把这种焦虑转嫁给了劳力者。

就是这些文人杀死了原始的安居于这个世界的灵肉统一不分的身体本真地处于安妥状态的人，建立了两个妖怪：灵魂的人、肉体的人，并为这两个虚想出来的怪物编织了无数的神话。文人说：道德即知识。文人自己是靠知识吃饭的人，他就说只有知识才能导致道德，言下之义就是只有文人（有知识的人）才是真正的拥有道德的人。由此我想到一个劳动者——一个农民，他会不会像一个文人一样一边在田间劳作（比如喷洒农药），一边说自己的劳动是惟一的道德，他不会说只有喷洒农药才会导致道德。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劳动（喷洒农药）。一个农民，一个纯朴的农民他不会这样，他只是默默地耕耘，他的道德就是他的身体，他的体力，以及他的体力的结果——那些鲜绿鲜绿的青菜、萝卜，那些通红通红的番茄、苹果，当他来到菜市场，他弓腰坐在他的蔬菜摊前，他无需说话，用不着夸夸其谈，他的蔬菜就是最好的语言，他的道德就在他沉默的弓腰而坐的身体里，在他的新鲜而自信的蔬菜里。他的道德是沉默地身体性地凝结在结果中的，而不是语言的、灵魂的、看不见的、虚幻的和说辞的。文人说：“爱灵魂不要爱身体，爱上帝不要爱自己”，“肉体只是一具臭皮囊而已，最可鄙的人就是只爱自己和那具臭皮囊的人”。——文人进一步说这个社会的灵魂就是他们，大众只是这个社会的肢体。在这里人的身—心二分法落实为现实世界的人在主体地位上的（超越主体与一般主体）的绝对等级制度。文人说：道德即秩序。儒家讲“无违”，就是要人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

在中国，儒家的对于身体的蔑视（“君子舍利而取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历史的源头没有像古希腊的伊壁鸠鲁那样的崇尚身体、感性的反对派伦理学家，又没有经历尼采那种非道德主义哲学的冲击，所以中国的反身体、敌视感性（感官）、视肉体为仇寇的道德主义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过程中一直受着这些可耻的道德主义者的愚弄和欺骗，以至中华民族看起来似乎是先天就反身体的。中国人不重视身体锻炼、缺乏户外体育活动的兴趣——对身体蔑视得太久了，几千年的结果人们获得了一种种族上的身体的颓败形式，道德主义者应该为这种身体素质的普遍虚弱、体力的普遍萎靡，感官（感性）的普遍退化负责，一个灵魂主义的民族怎么不会得此病症呢？

我们承认人道主义的精髓在于对个体的人的自我选择和决断的权力的肯定，那么我们会清楚地发现道德主义者的文人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地反人道主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个体：自由自觉自主的个体，而代之以那些无个性无决断的“群众”。他们把道德抬高到绝对，其目的就是要无数个体放弃个性没入普遍理性和普遍意识之中。进而言之就是要牺牲无数人的个性，使他们不能成为个人，而成为道德主义者的道德容器，执行思想而不是创造思想，甚至连选择思想的权力都没有。对于世界这将是怎样一副图景？世界之舟的最上层是道德主义者“高大”的身影，他们振臂挥舞，是伟大舵手，而世界上的其他人都只能在底层的船舱里划桨，对于这船划向哪里他们无权过问。他们除了划桨之外不再有任何权力。

面对道德主义者我总是对自己说：别盲信，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决断。必须认清道德主义者的虚伪的面目。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现在我们把这个世界简化到只有三个人，这是一个简化的世界模型。假设他们三人只有一个面包作为食物，这时道德主义者会对另外两个人说：“你们应该讲讲道德，应该将面包给有病的人吃（我就是那个有病的人）。”而个体主义者会对另外两个人说：“你们有权选择你们对面包的态度，但是我对面包拥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我将使用这个权力。”第三个人，他听信了道德主义者，他说：“亲爱的道德主义者，我听从您的教导，为了道德的完善，我将面包献给您。”第三天我们将看到道德主义者在吃了双份的面包之后满面红光，他的道德主义说辞越发凌厉辉煌，而那个献出面包的人已经饿得两眼昏花，连说一句“给我一片面包吧”的力气也没有了。不要相信道德主义者的说教，不要将自己降格为一个无思想无个性无决断的人，一旦我们解除了对道德主义者的迷信，人们不再相信关于上帝、圣人、大全的说辞，对于绝对主体的信仰没有了，那么相信一种超凌于个体之上的道德规范为一种绝对的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的信念也会跟着瓦解。人们就会从这里回家，回到那个个人的立场。换句话说，没有普遍必然的道德律，道德主义者无权充当绝对主体，无权对公众指手划脚。

然而一个道德主义者，他不对大众指手划脚，他还能干什么呢？那些道德主义者，时刻都会用道德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你，一旦风吹草动，为了保住他道德主义的声誉，为了他的知识他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你。他们是一些只有脑壳而没有身体的怪物，而他们的脑壳里无一例外地装满了“知识”这种糨糊——他们是把知识变成糨糊储存在他们僵硬的脑壳里的。因而他们在生活上毫无趣味可言。他们成天就为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活着，他们读那些死去的人的书，只和那些死去的人交谈。我宁可和那些毫无知识的人交往：他们的脑子里没有糨糊，没有圣人的条条框框，因而他们的行事依靠自己的判断，甚至本能。他们的身体保留着鲜灵灵的活力，他们不仅用脑子思考这个世界，还用自己的身体来思考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用他们身体的行动证明自己的思考。他们没有知识，可是拥有比知识更为宝贵的本能，他们知道冷暖饥饱，知道如何维持自己的存在，不会像那些所谓的学者那样标榜自己“废寝忘食”，把手表放到饭锅里，出门总是撞到电线杆上。他们知道一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必然的欲望：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欲望，为了存在他们早出晚归，不吝啬使用自己的身体，相反他们为自己的身体感到自豪，他们循着自己的本能在夜晚和自己的爱人做爱，他们用他们的身体表达对他们的爱人的感激和钟情而不是用夸张乏味的语言。他们渴望生育，为自己的生育能力感到自豪，他们不会像那些“有知识”的人那样拒绝生育，拒绝为人类的延续承担义务，他们的本能使他们自然地亲近人类的使命，而不像那些“有知识”的人那样拒绝生育。单纯地做一个知识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要反对知识，在一个本真地存活于世的人和一个骄矜的知识者之间我选择前者，我愿意我的身边充满了那样的朋友。他们胖胖地、松软地活着，丝毫也不因为“知识”的理由而变得畏缩、猥琐，他们大大咧咧，对着酒瓶喝酒，在傍晚的光线中他们哼着流行歌曲回家，你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发自本能的肆无忌惮的笑声……

对于道德主义者，我天生就感到恐惧。在他们的诡辩和伎俩面前我常常会感到非常软弱。他们太会利用大众了，他们用“义正词严”的面孔蛊惑了大众，大众像羔羊追随他们，他们浩浩荡荡，像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历史的深处，到处布满了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刀和剑奕奕闪光，多少英魂消失在他们的笑声中，他们有人缘，他们有势力。而被中伤者则是孤家寡人，他们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常常能看到他们的眼睛从杨贵妃的阴魂背后，从十字架上基督的背后闪现出来，令人毛骨悚然。

你看，他们现在就在中伤我了，他们已经从道德上取消了我，仅仅因为我不能认同他们的道德，他们就说我没有道德。那么，亲爱的道德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请问你们，你们中有谁能和我对质？你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会比我更热烈吗？你们为这个国家流过的眼泪会比我更多吗？你们的学术理想比我更崇高吗？你们的学术道德比我更高尚吗？拿着你们的道德离开我，让我做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吧！请将你们的道德拿走，将我的道德留下，让我在你们的词典里做一个流氓吧，因为在我自己的词典里这正是英雄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