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希望别人称我为知识分子，有学识的人，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我知道我是个农民，叫我农民，即使我今天已经是所谓的副教授、文学博士。我痛恨知识分子这个称呼，我觉得这个称呼在今天已经成了妥协、猥琐、虚无、颓废的代名词，这个时代再没有什么词比这个称呼更让人恶心的了，我一听到这个词就要呕吐。

我也知道，我作为一个农民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即使我是个写作者，我也将只能得到嘲笑。是的，四周嘲笑的声音已经是如此的大，它们充斥着我的耳膜，他们说，看哪，这个人，他有多蠢，他竟然是个农民。是的，我是个农民，我也将永远站立在我家乡的草场、稻田、树阴的边缘为大地、作物、河流、日光以及依赖这些而生活着的人们讲话。我知道他们的命运，我是他们命运的见证，他们牢牢地绑缚在土地上，他们和土地的人生依附关系，他们呆滞的目光、裸露的臂膀、焦黑的面庞、绝望的生死……我是这一切最有资格的代言人。我数次挣脱它，又被一根无形的锁链拉回的命运就是证据。如今我已经明白，如果因此而得到嘲笑，那么这就是我的大光荣、大命运。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几乎是注定的，我终于能理解“过客”，他为什么拒绝布施，因为这个世界对于“过客”本就没有布施，期待布施、接受布施只会使自己虚弱。“过客”将被那些人认真地嘲笑、讥讽，然后踩上几脚，他们将被各种各样的语言打扮成小丑、流氓、青皮。那些人用文风、学风的帽子，用作秀、炒作、出风头的帽子，从道德上打击我。算是找到了症结，那些人看到了我在学术活动中的道德主义动机——就是要从道德上击垮那些没有信念的人，将他们从历史的牌坊中剔除出去，放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那些人看破了我的动机了，所以以其人之术还之于其人之身，那些人用这个方式，来打击我，算是击中要害了。那么就让我被击中吧。这又有什么呢？我已经听到那些人嘲笑的声音。那些人说“瞧啊，这些魔鬼，被我们击倒了”。我也有可能在这击中中死去，这样那些人嘲笑的声音就会更大了。对于那些人，我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只好对他说：“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找野兽和恶鬼。”

这是一个农民，他说出真理的时刻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人们已经失去了以一种真诚来领受另外一种真诚的能力。丧失了仅仅出于正义而团结在一种行动中的能力，伪善的东西太多伪善成了正常，真诚却反而被人们怀疑为伪善。有人在黑暗中说话了，这个时候人们想到的不是正义和真理，首先想到的是怀疑他们的动机，从道德上打击他们。其实，在中国一向只有“老人”、“圣人”、“伟人”才有资格说出真理，人们只能听他们崇拜的伟人说出来的话，他们重复着伟人的牙慧，在世界上狂奔，自己已经变成了哑巴，因而就认为其他人也都应该是哑巴——至少应该在圣人、伟人面前闭嘴，他们见不得小人物说话，我一个30岁的农民凭什么在世人面前说话？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是这个时代的衡量标准，我用我自己的命运来衡量这个时代。大多数人习惯于用这个时代来衡量自己，看自己能干什么，而我用我自己能干什么来衡量这个时代。我是农民、学生、教师，我热烈而富于激情，勤奋常常让我近乎自虐，真诚常常令我泪如泉涌。如果我努力，如果奋不顾身却依然失败，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对待我的态度上我们将看到什么？看一个富人如何对待穷人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否有善心，看一个父亲如何对待他的儿女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否有公平心；就如同我们在大陆和万物的身上看见上帝的恩泽，就如同我们在海水和云霓的身上照见阳光。

多年以前我们还能寄希望于“学术”、“学术价值”这样一些词汇来巩固知识分子的职业信念和自尊，然而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对学究式文体的嘲笑态度。一件学术成果不被说成是布满时代偏见和派系成见的，一本书出版五年后还不被说成是过时的、荒谬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学术价值”已经成了似乎是靠同行承认才得以成立的事情。这是否就是学术的宿命，又进而就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今天有谁说“这是人类的必然法则”、“这就是真理”这样的话会被人笑掉大牙，在这个时代，“学术”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光环。

“学术”本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猎奇”，它是知识分子的解决精神困顿的方式，是一种知识本能。当代知识分子有三个精神源泉：其一是当代中国（50年代以来）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其二是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其三是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它们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规范，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这种从既定规范出发来思考、写作和生活，它们像婴儿需要乳汁一样地依赖这些规范。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时代，再没有神，也没有圣，这其实就是尼采说的一句话：“瞧，那儿有多好，没有上帝只有诸神！”没有超级人格为知识分子提供规范了，知识体系里传统的等级秩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民主和平权的时代，也因此是一个知识上的充分的自由和创造的时代。但是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能承受尼采式的“杀死上帝”的“虚无主义”？如果“超级人格”死亡了、“绝对主体”不在了，我们许多知识分子便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是从此脱离母腹走向自由自觉，不是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而是四处逡巡寻找新的依附对象，他们什么都找，就是不找自己。他们对真正的知识民主和知识平权的局面无法适应，他们的思维习惯了过去那种知识集权主义、恐怖主义的作风，他们要寻找“学术的尊严”和“学术的秩序”，仿佛不回到那个一元格局中去就没有真正的学术了，如果大家不遵守一个统一的“真理”（或者说他们认定的真理）他们就要大声棒喝，看起来他们气壮如牛，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婴儿病。

知识分子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书面性，他们的工作是为人类文明的传承提供创造、发扬和保障，这要求他们具有超越的眼光和伟大的历史感，他们的成就应通过书面化而得到保存。而当今知识分子的工作正在失去书面化的特征，正在不断地口语化，各种各样的报纸刊物上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对话”，“对话”的特点是它的意义依赖于特殊语境（具体情景，交谈者各方的共识等），语境参与口语意义的生成，口语意义是由实际说出的部分（言语）和未说出但被暗示、参照和指涉的部分（语境）共同构成的。口语与其语境统一，一旦将交谈抽离其具体语境，它的意义就会出现分歧，因此对话这种方式是一种意义难以被其他语境分享的一种限制性的学术方式。与口语相反，书面文化的前提是读者的不在场，写作的具体情景并不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口语意义的当下语境对于书面语来说是不存在的，写作经历了一个超离“语境”的过程，因此它更适宜于大范围的文化传播和传承，更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它从形式上使人们更容易上升到普遍性的存在层次，使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超越于当下一时一地的意义，体现出一种普遍性的、超越意义的价值。当今知识分子热衷于对话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已充分表明当今的知识分子已经深深地陷入当下性的情景之中，他们对其言说的历史价值和独立意义、超越可能是不抱任何信念的。一个自信的人，他一定一言千金，充分珍重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不断唠唠叨叨、言说不止的人，他一定是不自信的，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总是别人会怀疑他，所以他才要反反复复地论证自己，他不知道他说得越多，其实就越不可信。这就是当代学术的唠叨病。知识分子似乎已经失去了通过细致入微的创造性书面工作而使世界为之感动的信心，而是换成了不断的唠叨，似乎在今天除了用不断唠叨，不断地在传媒“反复其道”，不断重复地说话这种方式以外，知识分子已经无法使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了，一个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的精神产品他是否能体验到一个农民面对自己产出的水灵灵的瓜果时那种充实和幸福的感受？面对买主，那个农民抽着旱烟无言地蹲在他的瓜篮面前，他无需说话，因为他的瓜果本身就是最好的语言，然而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他是否会有这样的无言的自信呢？不，他没有！他必须不断地说，不停地说，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和意义，不停地说话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强迫症。知识分子只能像祥林嫂一样地说着，这是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宿命吗？其原因是否又是因为他所生产的不为这个时代所需要，而他却无法不生产？

当代知识分子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配给与一个又一个单位的，他们的一切都依赖“单位”的配给，这种体制上的依赖（没有单位以及职称仿佛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造成了他们精神上的依赖。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一种光荣的独立的职业，学术也随之不再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了，而是释解和传道，成了一个人人都能做的工作。当代学术正越来越陷于复杂的学术官僚结构之中，这种学术的官僚结构越来越复杂，它和当代知识的民主和平权局面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维护知识体系和结构的等级秩序几乎是学术官僚结构的本能。

历史上，西方世界独立地发展出了科技文明以及理性思辨体系，而中国只有在西方世界的刺激之下才有了科学技术和逻辑思辨力，为什么呢？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类型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被认为是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的，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看法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思想家的看法，少数人企图将科技和思想的发明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尝试，尽管可能非常先进，但是，却不被社会所允许，它们很快地就被压制了，寻求新的知识、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冲动就这样窒息了。在这种类型的文化中，人们没有机会选择自己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不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因为严格的社会思想控制，他们也没有机会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况一直从社会生活的公共方面深入到个人生活的隐私方面，因而科技文明以及理性思想（每个个人按照自己独特的对于生活的理性理解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因子就不可能在这种文明中发芽生长。因为这个社会不鼓励而是压抑个人这样做，相反鼓励个人按照大多数人的统治性观念生活。

这种处境中的学与识，那会是什么含义呢？学就是理解并无条件地接受统治性思维、观念，识就是不折不扣按照这种观念生活。学识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彻底地丧失自我，而成为一个执行统治性观念的机器。一个越有学识的人他就越是丧失自己，在这样的境况中，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的意思是说他完全地没有个人人格和思想，他是另外的一个人，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他只能叫无名氏。

“我意识到自己埋身于一种抵抗之中……我懂得自由人终会惹起野蛮人的怨恨，他的最初任务便是去对抗他们。”这是《西蒙?波娃回忆录》第一卷《闺中淑女》里的一段话，自然波娃也有软弱的时候，正如她自己所说：“有时候我认为自己缺乏力量，我可能忍受再次变得和他人一样。”但是这不影响她作为本世纪有数的几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而享有的荣誉和尊敬。由此联想到萨特，他在自传中说：“我将通过我的神秘的祭品、我的作品使得处于深渊边缘的人类不至坠落下去……我自愿成为了一个赎罪的牺牲品。”（《词语》）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自我拯救：“我通过我的工作和真诚来拯救我自己。”（《词语》）在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著作和人格”中我看到对历史、对读者的真诚以及近乎自虐的自我解剖结合起来了，他们的一生就是“反抗的一生”，她拒绝“世上的惯例”，“向外界的意见挑战。”她心中的惟一的神是“我深奥的内在”，她用她的“整个存在服从它”。她说：“我发觉在世界上没有一处适合我，……我不去考虑自己究竟要在什么地方停留，我将献身于不安。”她不愿在“一个地方停留”，她无法忍受没有想象、没有自由，“每一天都是前天的重复”的生活，就此她宁可献身于“不安”，“许多人在他们久待而可怕的退休之日来临前，没有摆脱这种重复生活的希望。对他们来说，生活中惟一新鲜之处是他们的孩子的出生和成长；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这种新鲜感又会消退”，这对于波娃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而波娃和萨特保持了终生协议式伴侣生活，尽管他们志同道合，但却始终没有结婚，他们一方面彼此深深地眷恋，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生活中保留了自由交往的空间。对于她和萨特的关系她是这样说的：“在我的情形中，我有大量的闲暇；我读书，我结交新朋友，我旅行——我继续发现。我继续关注外部世界。我保持同萨特的生动的紧密的关系，我不受家庭和家务之累，我也不觉得自己被过去牢牢地束缚了手脚，同时，我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自由发挥了作用。”除萨特以外她曾两次公开有过情人，她和萨特甚至尝试过一种“三重奏”的生活。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传记在这方面体现了“绝对”的坦诚，她说：“我还是很热心地信奉不道德主义……如果他们是没有理由的、绝望的、反叛的……那是拒绝和正人君子混同的极端的态度。”我尊敬这样的知识分子，然而这种知识分子他首要的任务不是解放别人，而是解放自己，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能解放自己？在《词语》中萨特说一般人缺少存在因而他们总是生活在被给予的存在中。这不正是在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吗？

尼采自己曾说自己“既是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说他是颓废者是因为他身体孱弱，在其父谢世的年龄（36岁）他的身体就出现了可怕的衰颓的征象。但是也正是这种衰颓给了他抵抗的力量，使他获得一种他自称为“侵略性激情”的东西，成为颓废者的对立物。他说“病患甚至成了生命的特效兴奋剂，成为促使生命旺盛的刺激物”，“从自身要求健康、渴求生命的愿望出发，我创立了自己的哲学。”这这句话是理解他的哲学的钥匙。

一方面他有着极为强力的理性思辨力量，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最最彻底的怀疑论者。他怀疑一切既往，一切成规，批判一切在先的和已成的，他甚至怀疑自己、批判自己，这种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精神分裂和疯狂。就这样理性和疯狂成了他的一人两面，以一种疯狂而追求理智，成了他的哲学的根本特征。

他宣布上帝的死亡，将上帝这个高居于“人”之上的超越者死亡的消息带给了人类，“重估一切价值”，宣布“偶像的黄昏”，这样他就将人的超越性渴求由天国拉回到了尘世，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基督教道德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真正将哲学从关于精神的梦呓中拉回到地上的人中间来的人，如他自己所认定的那样他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者。但是一方面是上帝已死，另一方面他又“打着灯笼寻找上帝”，他并没有彻底地放弃西方思想中的超越性理念，重估一切价值的背后是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对待旧有道德谱系的弃绝性态度之后是重建新的道德标准，他消灭了神—人的二分法。他说：“看！那儿有多好，只有神而没有上帝。”但是他没有杀死西方思想中的超越性理念本身，他建立了地上的超越者：超人，以超人和虫人的二分法代替了神和人的二分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他是西方最后的形而上学家也是没有错的。神—人二分法中人的处境是被动的死亡的颓废的无望的，而在超人和虫人的二分法中人的处境却是积极的强力的创造的，人宣布自己为个体、个人、孤独者，自己的世界的主宰者，因而人由上帝的他救而成为自我中心的的自救者，人人都可以成为超人——这就是“超人”作为超越理念和西方传统超越思想不同的地方，它是属人的而且是属于充分地生活于个体意志之上个人的现世的超越理想，是“人”的道路。

尼采对于这个世界是绝望的，他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他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进化，只是永远的循环而已，是偶然的机遇的，没有绝对目标和方向，因而也就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但是尼采又不是绝对绝望者，他反对叔本华式的厌世，他将希望寄托于个人，他寄希望于孤独个体的诞生，那种在神死之后自己理解，自己掌握自己，自己作为世界的最后仲裁的个人的出现，“这种人和‘现代’人、‘善良’人和基督徒和其他虚无主义者完全相反，他的哲学奠基于个人之上”——超人。因此超人是一个个体概念，许多人将尼采的“超人”理解成是超越他人的人，这是不尽准确的，“超人”的原始含义是超越自我的人，“超人”是每个孤独个体的自我超越理想，是个体的超越理念，因而超人的理想和“上帝”的超越理想是不同的，上帝的超越的结果是绝对主宰，而这正是尼采所反对的。超人的超越目标是自我的诞生，是个体的确立，至于对他者的超凌只是它的外在结果：自我超越的人自然同时会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人——虫人。

尼采是近代以来世界上少有的能用语言这把令人困惑的乐器演奏出精彩的华章的语言大师之一，他说“伟大的韵律的技艺、圆周句技艺的伟大风格，表现一种超凡的超人激情的大起大落，这都是我首先发现的。”尼采的语言放纵恣肆，毫无修饰做作的成份。一种充满激情的内在紧张感极为强烈的语体，尼采的语言是诗化的易读的，在尼采那里看不到黑格尔、康德那种冷冰冰的僵硬气息，有的是一种柔软的以天才的力量灌注而成的诗。可以说他的语言本身就是他的哲学的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哲学。

尼采是绝对自信的，看一看《瞧！这个人》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这些标题是：《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好的书》、《为什么我是命运》……，他说谁“偏爱我的书就是给他自己最高的奖赏”……但是他又是不合时宜的，他在那个时代注定要忍受讥讽、嘲弄和漠视，所以他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证明尼采对自己的命运是充分了解的。他生活的时代依然是谢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天下，而他的哲学正是从这些人的晦暗处出发的，他把辩证法看成是颓废的征象，他一生都在反对德国古典哲学。虽然尼采没有像叔本华那样直接遭遇与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坛上斗法的失败（叔本华认定谢林、费希特、黑格尔是吹牛和江湖法术的三个诡辩家），但是这种反对注定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会成功。他生在19世纪，却注定自己是后19世纪哲学家，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受过他的影响，弗洛伊德、柏格森、舍勒、海德格尔、德里达等等都是如此，法国后现代大师福柯就曾坦言自己是“尼采主义者”。说尼采的思想启示20世纪也许是不过分的。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典范，在尼采、萨特、波娃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学与识是怎样地使他变得和大地、人民以及自己更为亲近的，而不是相反。

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呢？这块土地上，那些戴着深度眼镜的人，那些坐在冷板凳上人，他们道德主义的脑门已经被糨糊填满了，他们仿佛是黑暗中的鬼蜮，一点点儿声响都会让他们哆哆嗦嗦，恐惧和猥琐已经让他们的人格垮台了。学识没有使他坚强、清晰而是使他变得暧昧、模糊。他的灰暗、模糊没有棱角的脸面显现在这个时代的大街上，他告诉别人他叫知识分子。

——当我们为一篇又一篇明知对世界毫无益处的文字而费尽心血，当我们怀着深深的近乎绝望的希望而写作那些被称作“学术”的文字，当我们对一个与世无补的问题而争论不休，我们谁能逃脱这学术“强迫症”？除了“学术”我们尚不能找到区别我们为知识分子的其他身份标志，只要有关“学术”的幻想依然招安着我们的灵魂，我们就只能如此，或许我们注定如此，我们的学术病就是这样致命。

这是一件幸事还是一件不幸的事？

你看，我是多么的矛盾啊。袁，我真的非常矛盾，其实，我什么都干不了，也许我生下来就是老年，或者我现在已经退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