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好像谁和我说过:头疼,是一件很头疼的事。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一看见柳晓菲,我就头疼。自从我调到派出所以后,她经常来找我办事儿,还都不是大事,像办身份证这样的小事也来找我,她的理由总是理直气壮的:外面排长队呢,有李哥在,到窗口排队多没面子啊。
那天,柳晓菲穿着一件淡黄色高领羊绒衫,牛仔裤,雪白的脖子上挂着个小巧玲珑的手机。不到十分钟,身份证办完了。她看看我,忽然表情很丰富地问:“李哥,最近我大哥整天跟丢了魂儿似的,快两个星期了,天天早出晚归的。你有空关心关心他,到底怎么了?”
“你自己怎么不问啊?”
“谁说我没问啊,我问了他也不说。我爸爸去乡下了,说是看望学校的一位老同事。等我爸爸回来,我倒是要当面问问大哥,在捣什么鬼?哼。”
“啊,我知道了。你爸爸一定是看杨老师去了,他好像刚退休。”在她的提示下,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杨老师的形象,但已经很模糊了。“你大哥就爱打打麻将,别瞎猜。对了,你嫂子呢?”
“她呀,又出差了。带团去新马泰了,要半个月才能回来呢。”柳晓菲手指头摆弄着长发,娇滴滴地说。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请你和你大哥吃饭。”我说。
“好吧,那就不打扰你了。记得打我电话啊。”她一蹦一跳地走了。
目送柳晓菲出了大门,我才松了口气,这个小丫头真缠人,都是让她爸妈惯的。好多天没见到柳峰了,他一个人在忙什么呢?
我拨通了柳峰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他很兴奋地说:“哥们,今晚你有空吗?我老婆带团去旅行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东西让你看看,晚上来我家吧,不见不散啊。”
说完话,他就把电话关了。
坐在椅子上,我奇怪地想,柳峰能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呢?能让他激动的事太少了。中国队世界杯出线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而他却没兴奋起来,很深沉地跟我们说:靠,日韩没参加小组赛,中国队出线是借光,有什么可高兴的?难道一只球队要靠运气打比赛吗?中国队能和人家巴西队比赛就够幸福了,想进十六强,做梦去吧!
柳峰有时候对问题看得非常透彻,属于思想很深刻的那种人。这正是我喜欢和柳峰做朋友的地方,他看事情挺准的。
在柳峰家里,他招呼我坐到沙发上,然后伸了个懒腰,非常神秘地对我说,你猜猜东子前些日子送给我什么了?
什么?我真懒得回答他,从昨天晚上开始,他老让我猜这猜那。
“你忘啦,有次喝酒我跟东子要幅画,他答应了我。一个星期前,我去他家取,画得绝对艺术,估计将来能值挺多钱呢,我拿给你看看。”他找了把椅子,打开吊棚天花板上的石棉模板,很小心地抽出一卷油画布。
“你怎么藏这儿了?”我问他。
他说,不能让我老婆知道,是裸体的。她如果看见,能把我用开水煮喽!
那幅油画的尺寸适中,估计在175cm×120cm,是个女子的正面裸体画像。画中模特的身材清秀而瘦弱,黝黑的长发在头上绾个结,眉目之间带着一种抑郁的情绪,她的双手舒展地在脑后交叉,白白的脖颈上有颗黑色的痣。她的乳房还没完全发育成熟,宛如一刀切开的两只柠檬扣在胸前。女孩是半跪的,脐下的部分被花篮巧妙地遮住了,她的细腰因为身体的扭转有一些细微的皱褶。女孩的身体仿佛一直在紧绷着,透出无法抑制的青春气息,就像一个刚从火窑里取出来的陶器,一闪一闪地发着令人目眩的光芒。
画布的右下角,签着东子的英文名字,让我不由得想起雨后活跃在屋檐下的一种动物:蜘蛛!他的名字签在女孩脚趾的旁边,就像个以逸待劳的黑蜘蛛!
看我站在那儿发呆,柳峰问道:“这幅画怎么样?好看吧?我说得没错吧?绝对艺术!”
我揉了揉鼻子,尽量把语气放得平和一些,对他说:“画面上的模特年纪太小了,也就十六七岁吧,还没成年呢。东子在哪儿找的?”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柳峰把画收起来,重新放回天花板后面,“让你看一看,你又想多了。东子的事儿,咱哥们别掺和。这样的女模特,只要肯花钱总能找得到,人家没准儿是自愿的呢,免费!你别瞎操心了。”
他的话音刚落,房门忽然被打开了,柳晓菲从外面走进来。
“哎呀,你怎么也在这儿啊?警察哥哥。”柳晓菲的一只脚还没进门,声音却先到了。“两个男人,一大早的议论什么呢?”
啊,没事,我换个灯管。柳峰慌忙把椅子搬走,背对着妹妹冲我直挤眼睛。
“你哥特别爱劳动,早晨起来就干家务,说要迎接你嫂子回家。”我和女孩撒谎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表情还是不够娴熟。
“算了吧,嫂子还有四五天才能回国呢。你们就会骗人,该不是要找人打麻将吧?又搬椅子又换灯管的。”
“不是,啊,那是那是。”我有些语无伦次了,最近不知怎么搞的,看见她我就紧张,以前从来没这样过。
她把手里拎的水果放在篮子里,趿拉着拖鞋去卫生间洗手。由于柳晓菲的突然出现,我和柳峰的话题无法继续下去了,可是又没有理由先告辞。我想了想,重新把屁股放回了沙发。
柳峰从厨房出来接个电话,没说几句就撂了,十分着急地对我说,走吧,我有急事去单位,正好顺路送你。他和我开门往外走,柳晓菲也跟了出来,说要去商店买化妆品。
“那就一起走吧。”柳峰说。他在前面先跑下楼梯,去小区院里的停车场提车。
我和柳晓菲在楼下的路口等车,她穿着黄色羽绒服活像一只刚出蛋壳的小鸡雏,手插在衣服口袋里和我抱怨着天气冷。这时,天空上飘起了雪,很大的雪。快过春节了,大街上忙忙碌碌的人群在不知不觉中又长了一岁。这个世界上,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它永远不会为任何人停下脚步,即使是短暂的一秒。
回到家,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周末的电视节目几乎都在争抢收视率,综艺节目一个接一个,屏幕里,中央台幸运52的主持人冲观众挥着拳头喊到:“耶———”!他的话非常具有煽动性,台上台下的人们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极大满足,每个人的脸上都跳跃着灿烂的笑容。趁着插播广告的时间,我对三十多个频道进行了全面搜索,终于找到了一档体育节目。定睛一瞧,原来是半个月前的意甲联赛,我早就看过了。太无聊了,我把遥控器一扔,四仰八叉地倒在沙发上。
一个人独处时,最容易胡思乱想。因此,我忽然发觉,回忆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把从前一些值得怀念的人生片段重新在脑海里过一遍。陷入回忆的旋涡,脑海里温暖的、幼稚的、甚至辛酸的记忆会跟着你的思绪填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时的自己,恍惚中已经成了灵魂世界的主宰。
尼采在他的著作里说过,再强壮的人也有疲惫的时候。按照他的逻辑,我并不强壮,是不是更应该疲惫呢?
说实话,我挺累的。爱管闲事儿的人,能不累吗?!回家的路上,柳晓菲从后面座位求我帮忙,要我陪她去乡下采访个村长,据她说那个村子原来非常贫困,自从牛村长去了以后,就集体脱贫了。牛村长因此被评为本市十大杰出青年。这个新闻眼,省报的总编大人点名要柳晓菲去采访,头题文章的位置都预先给她留起来了,事不宜迟,明天就要动身。
柳晓菲说她自己开车去,需要一个人陪着,负责保护她。她问我:你有时间吗?
还没等我编个理由拒绝,柳峰先说话了。他说:你和我妹妹一起去吧,你这个人我比较放心。换作别人,我心里可就没底啦。
无法再拒绝了。我只好说,好吧,明天早一点出发。
真没想到,柳晓菲开车还挺溜的。捷达车飞速地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道路两旁的风景不停地后退,我第一次坐她开的车,心里感觉很不安全,一直抓着头上的把手,并且不时关照她开得慢点儿。
她可能被我激怒了,指指后面说:“你可真够紧张的啊,实在不行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去。”
“你怎么说话呢?荒郊野地的,我能自己回去吗?”我松开手,对她说。她的小脾气真够戗,总得让着她,我真后悔陪她出来采访。
柳晓菲仍然把车开得飞快,我的手很自然地又抓住了车厢上的把手。她扭头看看我,忽然咯咯地笑开了:“你胆子这么小,居然也能当警察!真奇怪了。”
随便她笑话,我就是不吭声,由她笑去吧。
车在国道上跑了小半天,下午三点多上了乡村公路,开了将近一个钟头,终于到了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子。
村口上站着一群人,原来牛村长和乡干部早就在等候我们了。走下车,大家非常热情地握手,牛村长两只大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欢迎欢迎啊,没想到大拐子村的事儿把市里的新闻单位都惊动了,先到村子里看看,乡亲们都等着呢。”
柳晓菲施展开她的外交才能,和每一位同志握了手,还主动介绍说:“这位同志是我们报社新来的美编,姓李。”她撒谎连眼睛都不眨,我和她们报社什么关系都没有!
看我站在那发愣,她把相机往我怀里一塞,说:“我了解一下情况,你拍照吧,要多拍一些啊,要把大拐子村的繁荣景象集中反映给市民们。”
我终于挣脱了牛村长的热情握手,乖乖地拿着相机跟在他们后面。一起来迎接我们的还有位乡政府姓张的小通信员,他紧跟在我屁股后,不厌其烦地介绍村子里的巨大变化,让我拍这个拍那个,把我折腾得浑身上下直冒汗。
大拐子村的农民们几乎家家养鸡,牛村长带领我们参观的村民代表家都很有特点,成筐成篓的鸡蛋在大屋里摆放着,满脸微笑的老太太、大姑娘或者小媳妇在进行鸡蛋深加工:就是在每个鸡蛋上贴标签。我走到跟前一瞧,椭圆的标签上写着“绿色鸡蛋”的字样。看我们感兴趣,牛村长挥挥大手,兴致勃勃地介绍说:“这是我们大拐子村生产的绿色鸡蛋,我们村儿的鸡都是特殊品种,全部野外饲养,不仅产蛋量高,而且保证鸡饲料里不掺杂任何生长剂,完全符合国家关于绿色食品的要求。”
说着话,牛村长拿起个鸡蛋,笑眯眯地说:“大家伙瞧好喽,这个绿色鸡蛋准保是双黄的,不信你们就看看。”
只见他一抖手,把鸡蛋往身边的酸菜缸上一磕,鸡蛋碎了,瓷碗里果然是两个鸡蛋黄。
“怎么样,我没撒谎吧?呵呵。这种鸡蛋的营养价值可以比得上三个普通的鸡蛋。”牛村长随手拿起条毛巾擦擦手,带领我们继续参观另一处鸡场。
大拐子村的鸡场灯火通明,鸡舍里上下重叠的鸡笼摆放得整齐划一,估计鸡舍管理员和母鸡们都已经等了很久了,看见我们一大群人走进来,还真有些不太适应。柳晓菲很主动地和管理员握手,并且把采访机及时送到牛村长的嘴边。她不愧是久经沙场的大记者,每一个细节都让被采访者觉得很舒服,尤其是能不断激发牛村长的讲话欲望。
牛村长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母鸡产蛋的全过程,我抽空在一边换胶卷。
鸡场的空气中弥漫了消毒水和室内清新剂相互混合的味道,北墙上挂着一条横幅———“欢迎各位领导参观指导”。条幅上的字是后来贴上去的,隐约还能看见以前的话,好像是“欢迎广大客户踊跃参观定货”。我绕到门口,把牛村长、柳晓菲、宣传横幅以及莫名其妙的母鸡们统统纳入镜头,连续抓拍了七八张。跟在我身后的通信员小张用十分佩服的口气说:“李记者,你真行,这个角度把所有的人都拍进来了。”
我装做很谦虚的样子回答道:“拍新闻片要求很高的,讲究以背景衬托人物,要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我争取把他们都抓拍进去,这叫一网打尽。”
小张满脸堆笑地说:“对,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能少。”
天色渐渐暗下来,两个小时的采访终于结束了。
在乡亲们的护送下,我们登上汽车,牛村长乘坐的北京吉普在前面开道,我们跟着后面。据同车的小张讲,今天晚上你们说什么也不能走,先到县里的大酒店吃饭,然后到宾馆下榻。他说下榻这两个字时,挺用力的,把我弄懵住了。小张反应很快,趴到我耳朵边低声说,下榻就是喝完酒再洗洗桑那,然后自由活动或者去睡觉。
没想到,下榻这个本来很简单的词汇,竟被赋予了如此多的含义,可真够复杂的。
柳晓菲在开车,头也没回地问道:“县里的宾馆是星级吗?”她又开始开玩笑了,一个小农业县能有星级宾馆吗?我琢磨肯定没有。
小张的笑容非常职业,探头对柳晓菲说:“您就放心吧,不是星级胜似星级,床铺干净,还可以洗热水澡,房间我都定好了,305和306两个双人间,您就放心住吧。”
“谢谢你啊,给你添麻烦了。”柳晓菲微笑地说。
“别客气,还要欢迎你们常来呢。”小张说着话,指了指前面一个彩旗飘飘的地方说,到了,停在路边就行。他说的大酒店到了,其实就是一幢二层小楼,叫饭店还可以,叫大酒店可就太惭愧了。入乡随俗吧,或许县里的老百姓就喜欢这个叫法呢。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住处。牛村长好像还没喝够,非要出去再喝,柳晓菲看形势不好,跑进房间怎么叫门也不开。牛村长没办法,回头问我,咱仨出去喝吧,他身后的小张也帮腔说,就咱仨,没外人。
我坚决没答应。回来的路上,小张说牛村长要安排去喝酒然后再桑那,我可无论如何不能去。进这里的浴池桑那,和唐僧进盘丝洞有什么两样啊?坚决不能去。
看我坚持不走,牛村长非常遗憾地说,那就等以后喝吧,明天你们回市里,我特意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咱村子的土特产,装到你车的后备箱。小意思,不成敬意啊。
“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以后到市里,一定要到我那啊,不去就不够朋友了。”我十分认真地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牛村长说:“那是那是,去市里办事儿,一定去看你。今后需要兄弟的事儿,你吱一声就好使。”
送走他们俩,我趴在床上就起不来了。突然,床头的电话嘀铃铃响起来。谁啊?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心里直纳闷。
原来电话来自隔壁,柳晓菲柔和的声调从那边传来,她问我睡着没有呢?
我说,没有。
她说,我也没睡呢,干脆我们聊天吧。
真新鲜,大半夜的,隔着墙壁聊什么天啊?赶快睡吧。我劝她说。
柳晓菲说,我睡不着了,换地方就睡不着。你不也没睡吗?你等我。
什么等不等的,我放下电话。一会儿,门铃响了。我扯着脖子喊,谁啊?没人答应。
趿拉上鞋子,我打开了房门。门口站着柳晓菲,她穿着乳白色的睡衣,在冲着我笑。看我开门,她一扭身就进来了。她用脚后跟关上门,把我紧紧抱住,两条小腿盘住我的腰,呼吸很急促地说道,我喜欢你。
面对她雪白的脖子和微微上翘的嘴唇,我脑袋一热,脚下像踩着云雾一般,把她轻轻放在床上。
我不是君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这辈子也当不了君子。即使君子面对异性潮湿温暖的肉体也同样会抑制不住感情冲动的。当柳晓菲捂住羞处娇羞地呼唤我的名字时,我内心中压抑很久的欲望瞬间爆发了。她在床上的举止像个淑女,动作很轻很温柔,我甚至怀疑她是第一次和男人做爱。可是,我错了!慢慢的,她的喘息和呻吟声越来越大了,双手紧紧攥住床单,雪白的脖颈上流着细汗。我用嘴唇含住她的舌尖,变换着姿势进入她的身体。柳晓菲自始至终紧闭着双眼,她的脸颊因为持续的快感弥漫了粉红的颜色。
最后,她突然紧紧抱住我的后背,娇喘着说:“别起来,好么?就这样抱着我,好么?”
我没有回答,重新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十分钟后,她和我一起去洗澡,在明亮的灯光下,她害羞地躲避着我的目光,有些紧张地说道:“你不要老盯着人家看嘛,好不好?”
看我不说话,她终于忍不住了,很放肆地跳到我的怀里,眯起眼睛说:“哥,我喜欢你。”话音刚落,她像一个章鱼似的又紧紧抱住了我……
清晨,我躺在床上不想起来。对于昨晚发生的事,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可是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没有任何理由去后悔。柳晓菲的身体蜷缩在被子里,她的小手靠着枕头向上扬起,让我忽然间想到陆游的词句———红酥手,黄籐酒,满园春色宫墙柳。后面的句子想不起来了,她的样子与词中的韵味恰好吻合。她还在沉睡,就像一只飞速奔跑后非常疲倦的小花猫,她酣睡的姿态在我的眼里逐渐模糊。我掐灭香烟,昏昏地睡去。
回到市里,柳晓菲像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把我送到家。我把牛村长放在后备箱的两包土特产都交给她,让她转交给柳峰或者她爸爸。柳晓菲说声谢谢,就开车走了。
晚上八点多,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柳晓菲问我,你有空吗?
我慌忙说,有,有时间。
她说,那你就来我们家吧。爸爸回来了,他的老同事也来了。他想见见你,我大哥也在。
好吧,我现在就去。关掉手机,我匆匆忙忙地下了楼,上了出租车。以前我从来不这样对待柳晓菲,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变得连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了。这能怪谁呢?只能怪爱情,都是爱情惹的祸。
等我赶到柳晓菲的家时,全家人正围在一起聊天呢。她说的客人我认识,是杨老师。杨老师的身体比十年前更加瘦弱了,戴着度数很大的近视镜,头顶有些秃,花白的头发如同干旱多年的草地,稀疏而凌乱。
寒暄过后,杨老师唯唯诺诺地对我说:“刚才柳校长提起你当警察呢,这次来,正好有件事要求你帮忙。”
“什么事,您尽管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一定去办。”说这话的时候,我看了看柳峰。
他也没含糊,对杨老师说:“您就说吧,是什么事啊?”
杨老师咽了口唾沫,神态落寞地叙述道:“我的女儿在半年前离家出走了,都怪我没用,她考上师范专科学校的艺术系学画画,可是我一时拿不出钱供她读书,就让她等两年再说。可是这孩子脾气倔,非要念书。我、我喝醉酒后打了她一耳光,她趁我睡觉的时候走了,留下封信,说要到市里半工半读,不用我操心了。可是,我到学校一问,她根本没有上学,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她呢。”
说到这儿,他喉头哽咽着说不下去了。稍微停顿后,他说道:“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她死去的妈啊?唉,这次来,就是想让你们帮忙找找,你们认识人多。”
杨老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纸包,打开放到茶几上。纸包里有一叠照片,上面的女孩子梳着麻花辫子,尖尖的下颏,眼睛很大。
“这是桐桐的照片,我女儿叫杨雨桐,是她妈妈给起的名字。”杨老师把照片分给我和柳峰,吃力地说。他的嗓音沙哑低沉,镜片后的目光湿漉漉的。
柳晓菲也拿了张照片,说要在报社发一条寻人启事,她和广告部的同事说,可以不花钱。柳峰的爸爸妈妈安排一桌饭菜,杨老师吃得很少,他吃饭的样子很小心,咀嚼饭菜的时候很少说话。为了表示感谢,他象征性地喝了两小杯白酒。据他说,已经半年多没喝酒了,彻底戒掉了,为了找到女儿,欠了亲戚朋友六千多块钱。
对于杨老师的遭遇,我和柳峰只能劝他别着急,还当场保证,一定尽力找,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他。
吃完饭,杨老师执意要走。柳校长扭不过他,只好让我和柳峰送他到车站。回县城的长途汽车刚开走,柳峰突然对我说,你先和我回趟家,我有个事儿和你商量。
听他的口气,我一时摸不准是什么原因,难道我和柳晓菲的事情让他知道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坐上车,和他一起回到家。
刚进家门,柳峰就搬出把椅子来。我问他“你想干什么?”
他没吭声,从天花板上取出那幅油画,在地板上展开。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说:“你看,这个人是谁?!”
沿着他的目光,我仔细瞅了瞅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
柳峰气得直咽唾沫,冷冷地说:“你是怎么当警察的啊?这个女孩肯定是杨雨桐,你看她脖子上的痣。”他把照片放在油画的边上,让我再看看。
我愣住了。照片和油画上的女孩简直太像了,不!就是一个人。
“我们该怎么办?”柳峰在收拾油画,听我问他,连头也不抬,气哼哼地说:“还能怎么办?我们先找东子问个明白!看这事儿和他有没有关系?如果他处理不明白,那朋友就没必要做了。”
柳峰抓起电话就打,嘴巴里嘟囔着“我先问问他,明天咱俩去一趟”。电话打过去,东子家没人接。
“这小子没在家。”柳峰对东子的称呼都变了,随口骂了句脏话,把电话啪的一声撂了。“电话答录机的留言说,他去云南啦,说参加什么画展,过完春节才能回来。”
“那就先找人吧,回派出所我先查查外来人口的登记,顺便到片区里看一看。”我说。
柳峰沉吟了半晌,说:“行,我们分头找。杨老师就这么个女儿,还有失语症,真挺可怜的。现在家家都在过年,杨老师一个人可怎么过啊?唉……”
穿上衣服,我和他说,那我先走了。他低头卷起油画,很不耐烦地嚷嚷道,走吧走吧。
春节过后,这个城市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过惯暖冬的人们忽然对这种气候不适应了,医院门诊的人比平常多了一倍,老赵很少感冒,可是这一次他赶上了,每天早上去旁边的医院打点滴。
为保障城市居民的节日安全,市局下令开展百日严打会战。我和同事们借着机会,把负责区内的家家户户都检查完了,没发现有叫杨雨桐的外地女孩,暂住人口的登记上有27个姓杨的人,经过一一排查,还是没有。
杨雨桐到底在哪儿呢?由于着急上火,我的嗓子已经哑了。有一天,柳晓菲来电话告诉我,寻人启示见报了,和牛村长的先进事迹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我看了那张报纸,头题下的照片就是我拍的。柳晓菲把文章写得十分生动感人,仔细一看,我发觉牛村长的创业经历有很多虚构的痕迹,例如带领乡亲们走上幸福路的那段,明显有杜撰的痕迹。关于杨雨桐的寻人启事在中缝里,很不显眼。
电话里,柳晓菲聊个没完没了,她若明若暗的语调让我不自觉地升腾起一种界乎于精神和肉体的欲望,那件事过去半个多月了,我们都试着忘记,但是谁也没有忘记。
“还有别的事儿吗?”我问她。
她说,没有了,想见你一面,行吗?你也想我,是吗?
我说,嗯。
这一瞬间,我发现自己无法拒绝她,电话那边的她甚至知道我的脑子里想什么。生活里,仿佛存在着一种非自然的力量把我们拉近,再拉近,直至彼此融合在一起。
柳晓菲好像不太可能嫁给我,她的男朋友在海口市一家合资企业任中方经理,常年在外面飞来飞去的。如果说,我的存在是个必然的话,也只能是她的情人,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一个感情替补。我的存在把她心里的那片空白暂时填满了,而有一天我们终究会很快地分道扬镳。人这一辈子,有些感情就如同小孩子写在作业本上的错别字,橡皮一擦就擦掉了。
她可以不在乎,可是我呢?我怎么办?我需不需要投入真实的感情?
我一直觉得,男人就像尝过鱼腥味的猫,总奢望在追逐鱼的过程中寻找到些许快乐,而忽略了快乐本身存在的危险。我是那只猫吗?或者我只是一条金鱼,一条在爱河里游游荡荡却不顾危险的金鱼。
一想到这些,我忽然不那么快乐了。
事实上,对于坠入情网的人们而言,诱惑无所不在。完美的性爱如果有了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感到莫名的失落、忧伤和空虚。这样的夜晚,柳晓菲选择了一个空房间,而我们在房间里所有的拥抱、亲吻、抚摩、呻吟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我们甚至缩短了对话的时间,用肢体语言相互交流,直至达到战栗的那一刻。我们像一对常春藤互相缠绕,却没有仔细想过未来,没有冷静思考的时间。这是两个现代人的感情游戏吗?
我无法回答自己的疑问,也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激情过后,我感到的是莫名的空虚。或许,我们都是为对方而来的,互相取暖,互相填补对方心灵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