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月，李广利率军投降匈奴。�

［广利与匈奴战，初胜，有斩获。后妻子被收，传至军前。广利不安，内生变。匈奴乘机集大兵围之。广利遂降。］�

9月，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书，讼太子冤，武帝感悟。征拜田千秋为大鸿胪。�同月，灭江充九族。�

焚苏文于渭桥上。�

武帝怜太子无辜，于长安作“思子宫”、于湖县太子死处作“归来望思之台”。�

司马迁著《太史公记》（“史记”）完成，“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汉书·迁传》颜师古注：“藏于名山者，备亡失也，其副贰本乃留京师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者，汉司马迁父子之所作也。”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先人，司马谈也。因书为两代人所纂，故不无舛误矛盾不合之处。《汉书·迁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东平王思传》：“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扼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后汉书蔡邕传》引王允曰：“武帝不杀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

征和四年（B89，壬辰），68岁。�

3月，躬耕巨定。诏罢劳民伤财及神仙之事，驱逐方士。�

诏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

［“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风晦冥，不得御楼般，乃还。上乃言曰：“朕即位已来，于下愁苦，所为狂勃，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罢之。”拜千秋奏请罢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鸿胪奏是也。其海上诸候及西王母驿，悉罢之。’拜千秋为丞相。］�

［上召见群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皆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昔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何按：由此可见，武帝之所以尊崇方士，与当时瘟疫流行有关。）�

夏6月丁巳，以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心，慰安众庶，乃与御史二千石以上俱寿颂德，美劝上。�

上报曰：“朕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毒士大夫。）至今余巫颇脱不止，朕甚愧之，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

（何按：于此言，似可知巫蛊之祸非仅江充事，背后犹有李广利及刘屈氂之阴谋也。盖李广利欲立李夫人之昌邑王为太子，乃与江充阴谋，以察巫蛊案延祸于卫皇后及太子刘据。后乃为宦者郭穰所揭露。）�

［千秋无他材能，又无伐阅功劳，以一言寤上意，数月得宰相，封侯。汉使往匈奴，单于问新丞相事。曰：“苟如言，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也。”�

使者归告单于语，帝怒，以为辱命，欲杀之，良久，乃释之。然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优于前任。］�

同月，颁“罢轮台戍哀痛之诏（轮台诏）。向全国民众表示忏悔。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乱收费），”又曰：“方今之务，在于励农。”�

［《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

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过程中，该止步的时候没有止步。他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引自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征和四年武帝下轮台诏略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足置长城下，驰言：秦人，（秦人，即西语China之源，来自匈奴语也。译音即“秦那”，“那”为匈奴语之“人”称。）我与若马。’又，汉使者久而不还（谓苏武等）。�

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乃者以弘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曰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骊山，诏之必毋深入，乃不效。及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

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使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戍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