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引兵，驱长安衍市人，集数万众，至长乐宫西阙下。逢丞相等，会战。计五日，死数万人，血流御沟中。庚寅，太子兵败，南奔杜门（复盎门）。�

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诸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太子逃亡，东至湖，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8月辛亥，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入室自经。］�

9月，以商丘成为御史大夫。�

匈奴入上谷、五原，杀掠吏民。�

北军护军任安牵连卫太子案，以不忠下狱。任安赠书司马迁。�

［关于卫太子事变概述：�

武帝晚年多病，总疑惑有人用蛊道诅咒，令江充“穷治蛊道”。江充说宫里有蛊气。于是武帝就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和黄门苏文，共同协助江充，到太子宫里，在御座下面，掘出桐木人子几个。武帝原是卧病在长安西北甘泉宫的（甘泉是现在陕西淳化县西北地），皇后和家吏请问，都不得回报。太子“收捕江充”等，发中厩车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召集百官，告以帝卧病甘泉，江充等谋反“，杀江充。章赣和苏文两人逃回甘泉，说太子反了。武帝一听太子谋反，命丞相刘屈氂牦发兵，和太子交战。他又从甘泉力疾回到长安城西建章宫，表明了太子说他甘泉病卧，并非实事。戾太子在部署将帅的时候，召”监北军使者“任安，给以符节，叫他发北军兵助战。可是任安在当时，节是接受了，却闭上了门，并没有发兵帮助太子。太子和丞相在长安城里交战五六天，死的有五六万人，太子终以不能取胜，从复盎门逃走了（长安城南门，又名杜门）。他逃到长安东方偏南的新安县附近的湖地（今河南阌乡县地），借住在一个卖草鞋人的家里，不久就被人发觉了。新安县吏亲自带了军队，去逮捕太子。留下太子的主人保护太子，战死。太子不得已，在八月辛亥日，自经而死。武帝从甘泉回到建章宫以后，愤怒城门司直田仁放走了太子，当即把他诛死。又愤怒御史大夫暴胜之当时阻止丞相直接斩田仁，说“司直是二千石的官，应当请示再加刑”，因此“切责胜之”；暴胜之自杀。汉武帝回到长安，赏赐那些击捕太子的人；凡是随从太子的，或是替太子作战的，统统治以重罪。壶关三老，上书给武帝，说太子当初是受困于“奸臣江充，不能自明，冤结在心，无处告诉，因此忿而发兵，诛杀江充；子盗父兵，并无他意。”高庙令田千秋（即车千秋）上书，申讼太子冤枉。他马上就擢千秋一直升为大鸿胪，后来不久又升为丞相；于是“以事族江充之家，焚苏文于横桥。”武帝心中，悔恨悲痛，达到极点，“深怜太子无罪而死，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

武帝原先认为任安是卫青大将军荐举的（卫青是戾太子的舅父），对他不次超用，竟然“坐持两端，以观成败”。因此他对任安不加原谅，而处以极刑大辟。］�

11月，武帝将幸甘泉，命司马迁从驾西行。�

［赵翼谓，司马迁于本年作“报任安书。”略曰：�

“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祥，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士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汉书·司马迁传》。）�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仆虽怯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完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汉书·司马迁传》。）］��

征和三年（B90，辛卯），67岁。�

正月，武帝行幸甘泉。�

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

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驰千余里，军北至燕然山（今杭爱山）。�

6月，丞相刘屈氂因与李广利谋立昌邑王被腰斩，其妻枭首。�

［“贰师之出也，丞相为祝道。遂至渭桥。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之。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子。广利女为丞相子妻，故谋焉。时内谒者令郭穰在侧，归告帝：‘丞相夫人祝诅上及与贰师将军共祷祠，欲立昌邑王为帝。’按验，罪大逆不道，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收广利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