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一文中，曾谈到武帝“建元”年间发生了一场宫廷之变。刊出后，有友人对此提出质疑。此事淹昧在史料中，古今论汉武帝者皆未见论及。��

1.汉初“无为而治”并非太平天下�前人之论刘彻，多以其为太平天子，也有认为他是挥霍无度之败家子者。认为刘彻上承文景盛世，国库充盈，因而对外大规模用兵，“内穷侈靡，外攘夷狄”，致使“天下萧然，财力耗尽”。《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功业基本肯定，但也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认为汉武帝的失误，在于改变了文景时代无为而治的黄老路线。�

实际上，文景之世并不是太平时代，而是潜伏危机的时代。�

汉文帝时产生了两位具有宏观战略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一是贾谊，一是晁错。贾谊出身平民，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专家。20岁从政，33岁早逝。生前曾多次问文帝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建议，遭到列王公卿的反对。文帝忌惮朝野舆论的压力，虽然重视贾生之论却不敢采纳。晁错是研治《尚书》的专家。在担任太子家令时多次向文帝上书，提出削藩限制诸侯的政议，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击胡备边的对外战略，文帝均明确表示欣赏但也不敢采用。�

文帝时“匈奴连岁入边，杀掠人民及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敝甚。”文帝六年，匈奴两路攻汉，“烽火逼于甘泉、长安”，兵锋直逼距长安不远的皇帝行宫甘泉宫。（宫址在陕西淳化县西北。）而文帝也只有以外嫁公主纳币和亲一策作为应对。景帝初即位之第三年，以吴王、楚王为首的刘姓七国诸侯即联兵造反，其口号是“杀晁错，清君侧”。景帝不得不杀掉晁错作为安抚，但诸侯并没有退兵。兵连祸结，内乱一年后才被中央平定。景帝在位仅十六年，其间匈奴五次入边，杀掠人口，动以万计。�

景帝时代，国政糜烂，法制荒疏。王公贵族嚣张，官制世官世守。“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豪）民富，役财骄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通鉴》卷16）��

2.刘彻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刘彻于建元元年16—17岁时继父位成为皇帝。上台后即任命信奉儒学的窦婴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蚡主持兵政为太尉，任命他当太子时的两位儒学老师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毅然实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刘彻于即位的当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诏要各地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各地推荐上来一百余人，刘彻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从平民中擢拨了董仲舒、严助等一批后来的名臣。但刘彻所注意的，并不是应付一时的对策，而是统筹全局和长远的总体战略思想。�

他的老师王臧推荐宿儒鲁申公作皇帝顾问。这位申公曾作过楚王刘戊的宾客，七王之乱时由于反对楚王叛乱一度被楚王罚为奴隶。刘彻派人以安车驷马恭敬迎接，向其“征问古今治乱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论，只说：“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这种见解令刘彻大为失望，因为他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要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战略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