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这座西北小镇就像一只被踩扁的麻雀那么单薄,不过是几条窄街和两三家小工厂,最高最显眼的地方,是从一片低矮的厂房伸向天空中的烟囱,一年四季总是有气无力地冒着青烟。而一到傍晚,街道更是冷冷清清的,偶尔会有一群小孩被挟在风沙中乱跑,嘴巴哇啦哇啦地叫喊着,像极了一群凄惶的麻雀找不到充饥的谷子。
这时外面确实有点兵慌马乱的样子,标语和大字报简直像可怕的牛皮癣四处蔓延,黑的红的白的贴遍了大街小巷。几乎一夜之间,所有的墙壁和电线杆子都成了爆发户,身量变得又厚又粗,看不清它们原先的面目了。
我们食品厂也乱成一锅糨糊了,车间停产了,烟囱不冒烟了,厂革委会隔三差五就要揪出一撮人去游行,搞群批群斗。这里面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工人也有干部,还有我们子弟学校的所有“臭老九”。大伙反映空前强烈,因为这些坏人平时就不太老实,爱乱说乱动,还蓄意破坏生产和团结的大好局面。全厂职工都被动员起来了,革委会号召大伙要时刻保持警惕,把眼睛再擦亮一点,争取尽快将那些坏人像垃圾一样清理出来,让他们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很快,就连食品厂子弟学校也被迫停了课。教室门被撬飞了;窗户叫学生砸得稀巴烂;桌子板凳都一夜之间缺胳膊少腿;讲台上屙满了屎尿;黑色的纸灰里偶尔能看到一半页幸免于难的学生课本,白森森地露着一角怪吓人的。学校的代课老师整天也被揪来抓去,连我们的老校长也都被剃了可笑的阴阳头,叫人拖着死猪般在厂里一通乱打,可怜的老校长哭爹喊娘,生不如死。所有人都说念书没有用了,知识越多的人阴谋诡计也越多,对人对己对社会主义,一点儿好处都没有的。
我们子弟学校高年级的那些学生,个个都像是中了邪。他们六亲不认、骂骂咧咧、喊打喊杀,不是砸桌凳烧课本,就是朝那些教过自己的老师脸上吐口水、擤鼻涕。通常是,这边批斗会还没有正式宣布结束,那边学生们早就带头冲进人堆里,争先恐后地揪老师的头发,扇很响亮的耳光,还往老师的身上啐白唾沫,往脸上涂黑墨汁,给老师头上戴尖顶帽子,往鼻子和脸上贴无数张白纸条,把他们装扮成黑白无常的样子。
我哥这时也光荣地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我亲眼看见他用毛笔在一个女老师的脸上画乱涂乱画。我哥的画技实在太差了,那个女老师在他笔下很快就变成传说里的钟馗,披头散发,龇牙咧嘴,脸上长胡子,模样十分的荒唐。女老师自始至终都在抽泣,好像犯了错误的女学生,但又好像根本不清楚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而遭受如此的戏谑和折磨。
我看见我哥像个蹩脚的指挥家,一边抖着手里的画笔,一边对那个女老师呸呸地吐着口水。他说哭屁哭,再不老实的话,看我不揍扁你。那个女老师才不敢出声了。我哥这种人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如果当时他的年纪再长几岁的话,我相信他能干出更荒唐更大胆的勾当。
那时,厂里确实破败和萧条得一塌糊涂了,到处都是被焚烧和砸毁过的痕迹。子弟学校的操场上也空荡荡的,一群讨厌的麻雀在上面漫不经心地用碎步跳跃着,好像也在示威游行。所有的墙壁上都贴上了白纸黑字,那些字个个写得有人头大,让人见了浑身直发怵。
突然有一天,我们无比震惊地发现,我爸的名字也被赫然写在上面了,还被画了大大的红圈,又打上了锋利鲜艳的红“×”,就像被判了死刑的囚犯。
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的名字被写得这么巨大、这么醒目过,斗大的名字后面紧跟着东倒西歪的几行黑字。我们才惶恐不安地得知,那是厂革委会给我爸定下的一系列罪状:牛鬼蛇神、特务、披着羊皮的狼,他们说我爸整天尽吹些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他是站在烟囱上招手——想把人往黑路上引的;此外,我爸经常性的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对社会主义心存不满,对党和人民耿耿于怀……总之,我爸一下子就成了大伙眼中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其实,我爸这人并没啥本事,他只是一个给食品厂烧锅炉的工人,他最大的爱好是喝酒和吹小号。表面上看,这两件事情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我爸不往肚子里灌下二两烈酒,是吹不出什么好调儿的。除了上班烧锅炉,他就成天价抱着他的破号呜呜哇哇地吹,边吹边往肚里灌酒,酒在他的五脏六腑里燃烧,吹出的曲调也透露出火辣辣的味道。我们家时刻有种要被点燃的危险。
顺便再罗嗦一下,我爸早先是一个文艺兵,吹拉弹唱样样能来两下,可他就是爱喝酒,酒喝多了就爱吹胡子瞪眼睛(他们这些搞音乐的都有点不太正常)。几乎没有领导喜欢他这样的性格,反正从车间主任到罗厂长,我们厂没有谁真正愿意待见他。他曾在厂里搞过几天宣传,接连与工人、干部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摩擦后,他就被提溜到锅炉房干活。还有,我爸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很自负,永远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还有点厌世嫉俗的臭毛病,不论做什么事情,他从来不认真地检讨自己,只知道回家对我们动拳头发脾气。我妈总是在说我这辈子算是倒了血霉,摊上你这样没本事的男人!这种时候,我爸自然要与我妈大肆理论一番,轻者吵,重则打。之后,他倒跟没事人似的,把自己关在一间幽黑的房子里,昏天暗地地一通乱吹,好像我们家死了人要他来报丧似的。我妈的哭闹声当然就被小号的声音淹没了。我想再泼辣的女人在我爸这样的男人面前也毫无办法。自打烧上锅炉以后,就很少有人同我爸说话。没人说话不要紧,好在我爸有他的烧酒和小号,都是嘴对嘴的玩意,只不过他是把从酒瓶里吞进肚里的那团火,又鼓着腮帮子从那只黄铜玩意的嘴里吐了出去。那团火便以我爸为圆心向四周蔓延,传到别人的耳朵里是不是音乐我并不知道,可我总听得别扭。我爸这样吹来吹去喝来喝去骂来骂去,我们家便像一辆被他折腾散架的老牛车,随时都有坠落悬崖的危险了。
事实就是这样,我妈跟我爸总在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哪怕一丁点事情都会弄得脸红脖子粗的。我爸大概有些怀才不遇的困惑和迷茫,他也许到死都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连一点他的音乐细胞都没有继承下来。他整天悠哉悠哉地吹着,其实我知道他希望能感染我使我能决意做他的嫡传弟子,可我对他的黄铜玩意一点也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厌恶透顶。我爸时时有种担心,他觉得我完了,其实他是觉得我们都完了,包括蓝丫和我哥——我爸对他的子女们充满了愤怒与失望。我爸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挨个数落我们,这是他的一贯风格。
等到我们厂再开群众批斗大会的时候,我爸就被一伙人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家里架着土飞机推出去游大街了。
这回,厂革委会决定非要把我爸彻底地批倒批臭不可,让我爸这样自以为是的坏人永世不得翻身。我爸这种人天生又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性格,他两眼紧闭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好像革命烈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妈哭着倒在家门口,好像一只得了瘟病的老母鸡。我们把她搀回屋里,她哭得死去活来,就像我爸已经被人拉出去枪毙了。
那些戴红袖箍的人的确非常愤怒,他们嗷嗷怪叫着,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将我爸的裤子扒光了,又用线绳子把我爸心爱的小号捆绑在他的两腿之间。他们推推搡搡,像赶牲口似的架着我爸往前走。那个黄铜玩意就在他的腿跨中间吊儿郎当乱摇乱摆,样子真的丑陋极了。
就这样,我爸被他们押着从食品厂一路走到东方红剧院,再从东方红剧院走到十字街头的大型批斗会场,然后他就跟一大群剃了阴阳头、挂了破鞋、戴着尖顶帽子的人汇聚一处。围观的人热血沸腾,一个个高举拳头,振振有辞,谁都像最纯粹最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一副不把旧世界砸得稀巴烂决不罢休的架势。
这一天,我爸跟那些花花绿绿的人呆在一起,就像是在等待最后的一次判决。他们这些丑陋的“地、富、反、坏、右”,在广场上歪歪斜斜瑟思索缩跪成长长的一溜儿,仿佛一条半死不活的巨蟒那样蔫头耷脑无精打采。
我心惊肉跳地躲在人群中远远观望着。我爸老老实实跪在水泥地上,他这辈子好像从来没有那么守规矩和屈服过。他腰身弯曲着,脸面抬不起来似的瞅着地面,好像那里扔着一块金元宝吸引着他(其实只有那只碍事的小号像死狗样垂在地上)。在我爸他们身后,立着一排穿制服戴袖箍的人,一个个梗着脖子,龇着牙,瞪着眼,牛皮哄哄的。他们手里还拎着棍子或结实的武装带,时不时用力敲打着前面跪着的那些“坏蛋”们。他们一连声吆喝,老实点老实点……再不老实剥你的皮!
日头毒得要命,我在人群里快被蒸成肉干了。空气凝滞而又哄臭,脚丫子味和哑巴屁层出不穷,我口干舌燥,眼快喘不上气来了。我想我爸一定渴疯了,就从人堆里钻出来,拼命往家跑。到家以后我就钻进伙房,把头伸进水缸里,像驴那样咕咚咕咚猛喝一通。自己喝饱了,抹抹嘴,才想起来我爸。
于是,又找来一只搪瓷缸子,从水缸里舀了满满一杯,端着就往外跑,一路跑一路打水嗝,脚步慌慌张张的,水也跟着滴滴答答洒了一路。好容易从人山人海中挤到跟前,像是被人夹住了尾巴的狗。猛然抬头,却发现刚才我爸头上戴着的那顶又细又长又尖的纸帽子不见了,而且,他的身上肯定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地方,看起来又突兀又别扭——是他的嘴,鼻子,眼睛,额头……好像都不对,哪里出问题了呢?
后来我又往跟前凑了凑,这才看见我爸脚底下落着一摊乱糟糟的黑毛发,像生冷的猪棕。这才意识到我爸的脑袋有点不对劲了。是头发。天哪!我爸的头发怎么会被剃成那样龌龊——齐齐地少掉了半拉——从脑顶心到右耳朵那边整一半全光了,青亮的头发茬子依稀可见。这是哪个愚蠢的家伙干的?手艺这么差,到底会不会剃头!我爸让他们弄成这副怪模样,今后可怎么见人呀!或许是,剩余的那些头发在隐隐作祟,我爸跪在那里总是给人一种向左严重倾斜的错觉。
我刚想把水给我爸递过去让他解解渴,却被一只飞来的大头皮鞋踢在那只搪瓷缸子上,咣当一声,本来就没剩下多少水,这下全洒在地上了。我可惜得想哭,却听见戴红袖箍的人大声呵斥,小鬼,想找死是不是!快给老子滚开!我吓得腿脚都哆嗦了。这时,我爸抬起脸悲凉地望着我,因为头发的缘故,他的样子实在太滑稽了,我几乎快忍不住笑出声来。可忽然间,我又泪流满面了,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那样喜怒无常。
这天一直捱到夜幕降临以后,我爸他们又让黑压压的蚊子(当时我们城里的蚊子多得要命,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可以拌一碟子凉菜)饱饱地喝足了血,革委会的人才心慈手软地允许我们把我爸搀回家去。
我爸已经奄奄一息了,可他还像梦中人那样呻吟着,号啊,我的号啊,别抢走我的小号……
我妈痛恨得咬牙切齿,她嘟嘟囔囔地和蓝丫分别抓胳膊抱腿;我负责抬我爸那颗沾满口水鼻涕和血迹的只剩一半头发的大脑袋;而我哥这个狡猾的家伙,却只把我爸那只心爱的小号搂在怀里,好像他最聪明最孝顺一样。而且,他还故意磨磨蹭蹭落在我们后面,好像那只黄铜玩意重得他搬不动似的。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了,我哥那时一心只想当他的革命小将,所以他才不想当着外人亲自去抬我爸,以免影响了他在外面的革命形象。其实,我哥这种做法完全是掩耳盗铃自欺其人的。用当时的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我爸都落魄成这副模样了,我们几个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况且这种时候,恐怕连傻子也能看出来,我家已经到了声败名裂的地步。
再后来好像没过多久,我爸又让一伙声色俱厉的家伙闯进家里提留走了,他们像扔一棵发霉发臭的大白菜似的,随随便便把他丢进一辆绿色的军用卡车里。据说,他们是要扭送我爸到一个遥远的农场接受学习和改造,这也是厂革委会给我爸的一次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没想到的是,我爸这一去,很久很久都没有回来。
可问题是,我妈也正是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突然发现自己的肚子里怀上了我那个可怜的弟弟。我能感觉到,我妈好像一点也不喜欢他,因为我们总能听见她拍着自己慢慢鼓起来的肚子唉声叹气唠唠叨叨,你这个小孽障,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种时候要来!而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既然那么不想要,他们为什么还要怀上弟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