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在小欣的病房，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汪律师打来的，她问我考虑怎么样子了。我告诉她，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考虑赔偿几万块钱，然后把那辆破车也作价赔偿给朱司机，我停到对方停顿一会儿，问我现在在哪里，她和朱司机要来再当面谈。

我想绝对不能让他们来这里，就告诉他们我一会儿去他们那里，我昨天的钱交手术费用后还剩下大约五万元，我想把这个赔偿给朱司机。

我到了那里以后，告诉他们我带了五万元钱，可以赔偿他们，但我只有这么多，如果不够，那辆破车也可以给他们，他们要的那么多的精神赔偿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要打官司我也没有办法。中间我还问了一下朱司机我的破车被拉走的事情。

朱司机告诉我，他知道我那辆破车现在哪里，办个手续就可以要出来，然后他们两个嘀咕了一下，表示可以接受我的赔偿提议，我一下感到非常地轻松。

随后朱司机告诉我车是他在当地派出所的熟人把车拉走的，于是我们一起打车去那里，在路过我住的地方的时候，我进去取出有关这辆车的文档拿着，最后我们到了旁边一个破烂的修理场里。

我又看到我那辆被压成了小卧车形状的面包车，我回想起我当时很累，是后仰着躺在座位上看小欣开车的，否则我非受重伤不可。

找到朱司机的朋友，以后的交接手续很简单，我在皮包里找一张纸，写一个转让字据，把有关发票和文档交给了汪律师和朱司机，我看到汪律师一下子笑了起来，脸像一朵花一样绽开着，过了一会儿才收敛起来。

最后我们又回到汪律师的事务所，我把包里的五万块钱付了，汪律师打了一个字据，上面签上名，我让朱司机也签了名，上面说明我交付过破车和赔款以后，双方再不相干。

从汪律师的事务所出来以后，我感到一阵的轻松，我可以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和小欣一起度过难关了。

从上午八点一刻开始，到中午一点零两分结束，小欣的手术做了大约四小时四十七分钟，我看到躺在小车上的小欣被护士缓缓推了出来。

小欣手术前，例行有一项是家属签字，是我让小美以妹妹的名义签的字，毕竟我和小欣只是恋人或同居关系，这没有法律上的意义。也是在手术以前，我见到要给小欣做手术的蒋医生，他进去以后又出来喊一个护士的时候我看了他，他是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但眼睛里显示出善良，不像有些医生看起来那么冷漠，看样子也不是邪恶之人，我注意到他带着橡胶手套，感到心里好受一些。

小欣的手术看来是成功的，到下午的时候，我感到小欣脸上虽然还是没有光彩，但眼光开始有点明亮了，说话力气也大了一些。蒋医生出来后，我迎接上去问他，他说手术很成功，小欣体质很好，随后交代了我和小美有关的护理事项后就离开了。

小欣手术的当天，我没有回家里，而是很晚的时候，看小欣睡着了，吩咐小美以后，我在医院门口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我印象中做大手术后的病人，是最危险的。虽然几个医生都没有这样说过。

我在旅馆看电视很晚才入睡，第二天天刚亮就去那里，推一下门，里面人还没有起床，我在外面椅子上坐了好半天，才看到小美打开门。

我急忙进去看小欣，发现她睡得正香，我放下了心，坐一会儿，等小美回来，我又回到旅馆洗漱后路边吃了早点。

我感到那几天小欣在恢复着，已经能坐起来自己下床了，只是偶尔的咳嗽还是那样撕心裂肺，使我心惊。

“是我拖累你了，”小美不在的时候，小欣对我说。

我又差点流泪了，我扶着她的背部，告诉她，其实这是我感到自己生命最有价值的时刻，而且小美比我付出得更多，我告诉她好好养病，我和小美都盼她早日康复。我还告诉她，我已经给陈台长说小欣最近生了小病，估计要晚一些才能去上班，陈台长表示问候，同时让我转告小欣，晚几天去上班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我还能行吗？”小欣问我。

我告诉小欣放心，她的病已经开始好转，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了。

“Everythingwillturnoutallright！（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这样安慰小欣。

但小欣立即又咳嗽了起来，那撕心裂肺的感觉，使我总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

小美在的时候，我去找何医生，告诉她小欣咳嗽得很可怕，何医生说，这是正常的，小欣胸腹都受伤了，一般咳嗽是很普遍的临床反应，但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同意去看一下小欣。

何医生进来的时候大约半个小时，简单检查了一下，这段时间小欣并没有咳嗽，但何医生的脸色使我发现可能有什么地方不对了。

何医生随后让小欣再做一次扫描检查，小欣被推回来后我再去找何医生就找不到了。

第二天接近中午，我听到小欣门口几个的护士议论，说是旁边房间里的美人大学生胸部手术后还有没有发现的玻璃碎片，几个医生正在商议讨论，已经上报了，我连忙又去何医生那里，这一次见到了她。

我问她小欣新检查的情况，是不是有一小片玻璃还在胸腔里，何医生看着我良久说，确实有，但因为非常薄，又在血管和上肋骨的遮蔽之下，上次居然没有发现。

我问何医生怎么办，何医生说，可能还要手术一次，小欣胸腔里的玻璃碎片位置非常危险，搞不好就会有生命危险。

何医生告诉我，他们医院不是上海最好的医院，小欣再次手术难度非常大，如果转到更好的医院手术成功的把握也就更大。

我问何医生如果不做手术会怎么样子，何医生沉吟了一下，告诉我，那确实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引起内出血，危及生命。

我问何医生应该到上海哪一家医院比较好，何医生给我推荐了一家，补充到，可能还要花不少的钱，不会比在这里花的钱少多少。

我看着何医生斑白的头发，这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我觉得可以再次相信她的话。

我回去告诉小美，让她立即回去把帐目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我说的非常坚决，小美也就没有犹豫就回去了，很块就把四捆包好的钱交给了我。

精品屋的这几万块钱我知道是远远不够的，但在上海我已经没有可以借钱的朋友了，我仔细想着，许旅长最近一直在广东，如果他在上海可能会借给我一些钱，但一想到问他借钱是为了小欣，我又打心眼里不愿意开口，因为他也曾对小欣虎视眈眈过，这时我突然想到了陈厂长。

对了，陈厂长！我记得上次大温做好商标送过去的时候，陈厂长表示等一段时间还可以做一些，我可以先让他支付一些，然后从我们做的商标款中扣除。

想到这里，我连忙打开手机，陈厂长的电话号码在我的手机里存储着。

我打了他的办公室，一位女秘书告诉我陈厂长不在，我立即拨打了陈厂长的手机，听到了陈厂长的声音。

“邱博士吗？你的名字邱大炮，很了不起，了不起，”陈厂长好象喝了酒，这样说话。

我没有工夫闲聊，告诉他我的意图，希望能借到一些钱，等马上我们就做商标，从应收款中扣除归还给他，因为我记得大温曾催过我多问一下陈厂长，他那边随时可以把商标做出来。

陈厂长哈哈了几声，表示没有问题，他说他正要找我，现在就让我去他那里。

“带上你那个会知道人说假话的宝贝，”陈厂长说了两遍。

“明白！”我问清楚了他在的地址方位，是一个宾馆的名字，离我的位置打车只要一个多小时。

我连忙打车到女儿吧，为我经常不去，测谎仪上盖的绒布已经落上了一些灰尘，我连忙把他们装成两个小箱子——当初我把它从北京带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包装的，然后叫一辆车直奔陈厂长的宾馆方向去了。

陈厂长的宾馆在一个小城市，离他们酒厂又几十里路，我一路催了多次司机，平时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硬是在一个小时内赶到了。

我用手机和陈厂长通着话，找到了那家宾馆，我付了钱，提着两个小箱子跳下车去，立即按照陈厂长说的房间号去了，到门口我见到了刁助理口里叼着一根烟在附近转悠。

“小林子，”进了陈厂长的房间，我突然看到小林子坐在外间，正要惊问，仔细一看并不是小林子，而是一个比小林子小得多的小姑娘，长相酷似小林子，大约十二三岁光景，也和小林子一样丰盈，和小林子一样穿着鲜艳的红衣服，但年龄还小，一脸稚气。

“叔叔好！”见我朝她走去要打招呼，她向我问好来了。

我回答以后才仔细看了这个房间，发现外间像一个宫殿一样大而漂亮，比我在北京见过的许多五星级宾馆的标准件要大和豪华不少倍，外间大厅中央有一个小的喷水池，池里面还有几尾金鱼在摇摆着尾巴。

我看到那个红衣服的小女孩的身边还有两个年龄差不多的小女孩子坐在那里，最里面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叉腰看着我，看我的目光很可怕，给我的感觉不是善类。

我连忙问陈厂长在哪里，而这时陈厂长已经走了出来，我几乎认识不出来他：上几次见的陈厂长都感觉他很朴实，但今天却打扮地像个湾台来的商人，一身的珠光宝气。

他把我迎接到里屋，随手关了一点门，我才看到里屋也很深，有一长大大的床还有豪华的家具、老板台以及大屏幕电视机和落地式的收录机和冰箱酒柜等，酒柜子上摆着各种形状的洋酒瓶子，里面的洋酒都是满的。

他让我坐下，告诉我先不要着急，钱他有办法，我知道像他这样身份的人说话是算数的，心里感到一阵轻松。

我感到陈厂长确实喝了酒，对面闻到气味扑鼻，手里还拿着杯子，里面有没喝完的酒。

我听陈厂长问我名字叫大炮，喜欢不喜欢“打炮”，我吃了一惊，不知道他怎么这样问我。

陈厂长接着告诉我，他让我来给他测试一下那几个“小芽子”被人“开过苞”没有，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一副模洋，一下呆住了，只得听他继续说。

陈厂长可能有点醉了，呷着酒，他用夹杂南腔北调的普通话给我讲，但我慢慢听懂了他让我来的意图。

原来他经常在这里“打炮”，都是“小芽子”，“没有开过苞的”，见到了血才付钱，如果“见到血了”，要付两三万块或更多的钱给“赚头儿”，付钱多少看“货咋样”，如果没见血，最多只付几百块钱打发了，有时候一分不付，还要把“转头儿”骂一顿赶走。

他说很多话，大意是，现在很多“赚头儿”都会让“小芽子”粘假处女膜或者用针在子宫注入猪血，到时候虽然不是“没开过苞的”了，但有血出来，就要付钱，骗过了他好几次，骗了他的不少钱不说，还让他染上了病，去年好几个月就没有“动荤”，最近刚刚治好。

他告诉我，让我用测谎仪给他“考考”那几个坐着的“小芽子”，看看有没有“被人造过”。

我惊恐而且开始愤怒了，我知道他说“考考”就是让我用测谎仪测试一下，我没想到对面的是一个人面禽兽，我看着陈厂长，寻思着对策。

陈厂长说着突然走近我，伸手要摸了我的下身，我连忙躲开了。

“小伙子，该玩就要玩，到时候小鸡子都不能用了，想玩也没有了！”他继续说，手比划着。

“考完了也给你一个耍耍。”陈厂长躺在长沙发上看着我，这时我看得出，他是清醒的。

我想站起来就走，但想到我来的任务，就压住了愤怒问他。

“你这样要是出事了，自己也就毁了。”我看着陈厂长问，我想起这个人曾经爽快地让我做成一笔大生意。

“哈哈，”陈厂长失笑了，他告诉我，这里的市长副市长都是“我的铁哥们儿”。

我感觉陈厂长可能老家是北方人，在南方住的时间长了，南腔北调起来，他说的铁哥们几个字像是北京附近说的话。

“我是不会给你干的——你不觉得这样伤天害理吗？”我又问。

不想陈厂长发怒了：

“你们这些酸秀才，读几天书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他看着我，一副要发作的样子，“不识时务，不识抬举！”

说话的时候，他挥动手臂膀，手中酒杯里的酒洒一些到我的脸上，我知道他是无意的，但我已经控制不住了。

“我要走了，”我愤怒地提着包站起来，对着陈厂长，“你这个混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趁他愣怔的功夫，我伸手拉开房门，双手提着两个小包出门了。

到外间，我又仔细看了一眼那个长得极像小林子的小女孩子，然后出了房间大门。

“叔叔再见！”我听到那个小女孩背后这样对我说。

我走出门刚好迎上刁助理，他很诧异地看着我，我没有理睬他，自己下楼去了。

走出去后，我冷静了一下，想到那个像小林子的小女孩儿，对陈厂长充满憎恶和痛恨，我见到路边有一个小商店，里面有一部投币电话，我用手里的软钞换了两个投币，拨打了那个三位数的电话号码，等电话里面有声音询问的时候，我告诉了那个宾馆的房间号码，我特意强调，那里不是一般地嫖娼，那几个女孩子看上都不会超过十四岁。

这是我第三次拨打这个数字，那一次是在我开办网吧以前，我常在上海体育馆附近的一家网吧上网，晚上很晚才去一个朋友家借住。一次上网回来，我在体育馆周围北边围绕的人行道路上，午夜细雨中见到一个卧在那里的中年男子，只有一条薄被子裹住自己，当时是冬天，他在那里已经冻得快没有人的形状了，我立即报了警，但第二天我午夜我又原路回去的时候，还见到那个男人躺在那里，我很惊讶他居然还活着，于是我再次拨打了那个三位数的报警号码，第三天果然见不到他了。

那一次报警，我告诉了小林子，那时我们正在恋爱，小林子称赞了我的举动。

回到上海的女儿吧，我把测谎仪器放好，就见到田甜的舅舅，田甜的舅舅四十岁左右，有一张像黄鼬一样的脸，他进门以后才打招呼，我感到很奇怪，因为以前没有人这样过，都是在门口先问我一声再进来的。

但我立即意识到他有女儿吧的一半股份，和我是平起平坐的老板了，我虽然不喜欢他那典型的商人嘴脸，但只得站起来表示欢迎。

“这里确实不错，做好了能赚大钱，”他给我讲。

我突然想起女儿吧还有我的一半股份，我觉得可以都卖给他算了，因为我确实找不到继续给小欣做手术的钱了。

我把意思告诉他，同时讲了我的困境，如果他立即把现金交给我的话，我把女儿吧的另一半股份也让给他。

我看他眼睛亮了，但嘴里却说，谁知道有没有邱大炮这个网吧能不能继续赚钱呢。

我追问他到底行不行，不行我可以考虑转让给别人，最后他好象下很大决心一样告诉我，最多再出十万块钱买剩下的一半股份。

我看着田甜的舅舅那一张像黄鼬一样的脸，看着他那发黄的牙齿和眼睛闪烁的狡猾的光芒，我突然觉得女儿吧落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是一种罪过。我告诉他，那样也可以，但必须把女儿吧改一个名字。

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他说自己正在琢磨着给它改个名字呢。

我要求立即成交，他说马上就能把钱取出来，果然他出去一会儿，就把十万元现金给我准备好了交给我。

我把更改法人的授权书写好，盖上章，取出自己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一并交给他，当时田甜没有在场，我承诺等田甜回来让她把女儿吧所有的手续都交给他。

我把这十万块钱塞进我的包里，心里暗暗祈祷，小欣，一定要快好起来，否则我也快没有能力再继续给你治疗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