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夜晚，我天天和小欣在一起，而白天我在网吧的日子，则又有时间摆弄我的测谎仪来了，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玩意儿。

测谎仪说是新奇，其实只能说在中国很新奇，在欧美国家，早已经家喻户晓了，使我奇怪的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可口可乐、松下电器和奔驰汽车国外品牌都进入中国许多年了，为何在发达国家如此盛行的测谎测试却迟迟没有进入中国大陆来。

那几天发生的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常来上网的一个网客，一个年轻的妈妈，早晨她给一对十岁的孪生儿子大牛、二牛几百块钱，让他们去交书钱、学费，但她记不清楚钱是交给谁的了，可能当时她正在干什么家务，而两个小家伙长得、穿得都差不多。结果钱又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弄丢了，两个孩子回来后都说钱丢了，但都不承认是自己丢的，一怒之下，她来到我这里，要我给她的两个儿子测试一下谁在说谎。

我看到他那两个孩子，几乎忍俊不禁：两人都是一副顽皮的神气，长相一模一样，连穿的都是一模一样，我定睛看几十秒钟，仍然没有在他们之间找到差别，就放弃了这个打算。我知道，就算我找到两个人的不同之处，也许当时能分辨出来，但可能只要一个转身，他们立即就会又混在一起分不出来了。

两个小家伙一点都不害怕，站在对面还互相嬉笑嘲弄着，看着妈妈又笑又气地神情，不时骂上一句，我甚至觉得两个调皮的孩子可能是想故意逗逗妈妈玩玩儿的。

我让田甜给大牛装好测试探头，没有几分钟，就测出是他在玩游戏机的时候把钱丢了，另一个二牛根本就不需要测试了。

大牛声音很小地承认是他丢了钱后，妈妈边训斥着他，一边连声谢过了我，然后一手推着大牛，一手拉着二牛走了。

我曾经用测谎仪器给很多人做过测试，但回忆起来最使我自己感到震撼的就是给大牛二牛测试后当天，给一个艾滋病人的测试了。

在我的网吧的前面，有一个报摊位，我常在那个报摊上买《新民晚报》，久而久之就和报摊老板就熟悉了，说他是老板，其实就是一个质朴的农民模样，三十七八岁，长相和大导演张艺谋差不多，但显得淳朴多了，更瘦小有精神，也更黑一点，爱人也是脸膛黑黑的，胖胖的，抱一个孩子，常在报摊边转悠帮忙，都显得很淳朴。有一次我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但因为我当时回北京了，回来后怎么也买不到有我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报纸，就委托他去找，因为时间过去很久了，他又专门到城里报刊批发点找，也没有找到。我干脆写了一个告示，10元高价收购那一天的报纸，让他在报摊上放着。

果然，第二天，他就把那张报纸找到了，他告诉我，有人见到告示后，让他拿一张新的晚报换了这一张报纸。

我看着那一张写着我大名的报纸很兴奋，同时也很感动，就掏出二十元钱给他，不想他怎么也不肯收，最后，我只好买下他的几本杂志了事。随后我有时邀请他到我的网吧玩，也想教过他上网，但他总是诚惶诚恐的模样，大概是因为我西装革履的模样和他农民的打扮站在一起太不协调了吧。

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得了艾滋病，我简直不能相信。

几个月不见他出报摊之后，又在网吧门口再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消瘦多了，不过不是出报摊了，而是拿几张报纸在吆喝着卖，声音有气无力的。卖完报纸后，我请他到网吧坐了一会儿，闲聊几句，而这时他告诉我一件使我非常震惊的事情，他已经被发现携带艾滋病毒，过两天就要回老家去了。

记得我当时本能地看了一眼他触摸着的一次性杯子，他意识到了，告诉我，医生说，这种病是一般是不传染的，他接着告诉我，他这次来还想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一个忙，因为他目前正要和医院打一个官司。

原来，半年前，他有一天突然感到不适，到上海的一家医院检查是肠胃的疾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当时他考虑在上海动手术花钱太多，就和家人商议着，回苏北老家的一个镇医院做了这种手术，不想手术出了问题，中途需要输血，输血以后不久，他就出院了，前不久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血液检查查出了艾滋病毒，他平时没有过婚外性接触，而太太也随后做了检查，证明不是病毒携带者。于是，他和家人认为唯一的可能是那次输血感染上的，就要求医院承担责任，赔偿损失。

但那家医院不承认是他们的血浆的问题，但又害怕他上诉到法院，这样会见诸媒体，不管最后判决如何，都会极大地影响医院的声誉，因为是小城镇的医院，一旦被传开和那种世纪瘟疫联系起来，生意可能会因此立即败落，不可收拾。

医院提出，如果能确实证明他没有在外面有过嫖娼之类的婚外性接触，那么医院可以考虑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但怎么能证明呢，这成了他的一个难题，于是想到了我和我的测谎仪。

即使这样，回到上海，他还没有忘记老本行，先去批了几张报纸在门口吆喝着卖起来，挣一点钱。这使我很感动。

除了答应，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我当时感觉是一种深厚的来自泥土一样的感情，使我决定一定帮他这一个忙。

我是深深畏惧艾滋病的传染的，而且我还有一点洁癖，我知道最少测试他以后，我一定会把我的测谎仪上的所有探头都扔了，换一些新的——这不是难题，在国内就可以买到类似的东西，他坐过的椅子可能也要清洗了或扔掉了，但我也知道，这绝对不能告诉他。

那时我刚好要扩大网吧的经营，就把旁边的一家服装店的门面也转租下来了，当时正好还空着，我让小惠把椅子和测谎仪搬了进去，在一个晴朗的下午，在医院方的两个代表和他的爱人的面前开始了对他的测试。

在测试以前，为了使医院方信服，我先让医院方代表朱副院长躺在椅子上，让他在手心里写一组数字，很快我告诉他，是9281，朱副院长和另一个医院方的代表彻底信服了。于是我开始了正式测试：

“你以前去过歌舞厅之类的地方吗？”我问，

“去过一两次，”他回答。我看到旁边的朱副院长一下眼睛来了神。

“你在这几年内除了爱人，还和别的女人有过关系吗？”我问。

“根本没有！”他回答地斩钉截铁。测谎仪器显示他没有说谎。

“你确定吗？”我又问。

“是的！”他回答。

…………

“你认为你感染上病毒是因为在医院输血的缘故吗？”我又问。

“是的，”他回答。示波仪一条平直的直线显示，他说的都是实话。

这时候，我已经绝对确信他是无辜的了，就对朱副院长说，希望他也问几个问题，大概不习惯这样的场合，朱副院长忙摆摆手拒绝了，他表示他们相信我的测试。

据说后来他得到一笔可观的赔偿，但不久我又见他继续在那里卖他的报纸了，我见到他在那里拿一大叠报纸在那里吆喝着，爱人牵着孩子在旁边守着摊位。又过了几天，我外出的时候，见到他正在搬家，忙着大包小包朝一辆人力车上运，他原来就住在附近的民房里，我给他打招呼的时候，挥手示意他不要停下来，我看到他还是停下了手中的活，眼角中细细的泪水要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