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场上的苇草就剩得不多了。

一冬无事，刘贤年的警惕性便有所放松了。那天他有点感冒，在场上绕了几圈之后，下半夜，他实在受不了了，便回到场房里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他来到场上，清点草捆的数目，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垛在场西北角的那垛苇草少了三捆！三捆草少说得有一百斤，加工成门帘，可挣来几十块钱！是谁这么会钻空子，在他睡觉的时候偷走了三捆草？每天，刘贤年等着场上有人来干活时他才回家吃饭，他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队长会怎样处分他。好在那一天队长外出，来场上领着社员干活的是生产队会计，会计不知道昨天下午收工时场上还有多少草。刘贤年便稍稍放下心来，这件事给刘贤年提了醒儿：啥时候也不能麻痹大意，庄稼人有句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看场的人在明处，偷草的人在暗处，那贼看着你进了场房他才下手，防不胜防！刘贤年估摸着那贼得手了一次不会善罢干休，说不定还会来偷第二次、第三次，如果能把这个贼逮住，传出去一个拐腿的看场人逮住了一个好腿的偷草贼，那他刘贤年就成了英雄，说不定他的名字会上广播，会上报纸。想到这儿，刘贤年很亢奋，自个儿跟自个儿说：非得把那家伙逮住不可

那几天，刘贤年把自己埋在草垛里，只把头露出来，发困时就学电影中那些潜伏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的战士，吃一口辣椒，他期待着那个小偷早点出现。一夜过去了，两夜过去了，三夜过去了，那小偷没有再来，刘贤年心里跟自个儿说，再坚持一夜，如果那个小偷再不来，就放弃这种努力，因为把自个儿埋在草垛里滋味实在不好受：两腿发麻，露出草垛的耳朵冻得生疼，又不能一整夜都呆在草垛里，最起码得出来撒尿，撤完尿回到草垛中，得重新用草把自己栖身的洞再挡严实，否则小风吹进来，冻得人手脚生疼。出出进进挺费事，不到万不得已刘贤年不出来撒尿，可憋尿的滋味也真不好受。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苦苦盼着一件事情发生，那件事情偏不发生，却在你不再期盼时，那件事情却发生了。也不知道因为那个偷草贼贪心无度，还是他过低地估计了刘贤年的耐性，就在刘贤年把自己埋在草垛中的第四天夜里下半夜，黎明前的那时刻。他又提着根绳子溜出了自己家，朝刘贤年看守的草场而去。那时候刘贤年已困得有点受不了，真想回到场房小睡一会儿，可他命令自己再坚持最后的时刻，从口袋里掏出小红辣椒，咬下一口，辣得他张开嘴，差点没喊出声来。就在这时，他发现场边的小路上，隐隐约约来了一个人，口中的那个“啊”字便咽了回去，把剩下的半根小红辣椒丢在草垛里，心怦怦直跳，注视着朝场上走来的那个人。那人来到场边上，朝四下张望了一番，然后来到离刘贤年藏身的草垛相邻的草垛旁，把手中的绳子铺在地上，然后从草垛上往绳子上搬草。一捆、二捆……要搬第三捆的时候，刘贤年把挡在前面的苇草一推，从草垛中走了出来。那家伙听到响声，赶紧把绳子从那几捆草下抽了出来，扭头就跑………

刘贤年并未去追，残腿的他无论如何追不上好腿的贼。

第三天早上，双岭村的社员们在大队部的院墙上，发现了一张用红纸写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警惕林彪式的人物躺在我们身边。大字报上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阴谋家、野心家惯用的伎俩，林彪如此，林彪的孝子贤孙也如此。林彪摔死了，他的孝子贤孙还活着，有的就躺在我们身边，个别人还受到大队党支部的重用。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应该擦亮眼睛，不能让个别人的阴谋得逞………大队部院墙前围了不少的人，猜测着写大字报的人是谁，大字报上说的那个受到大队党支部重用的人又是谁。

大字报是刘贤年写的。那个黎明之前，当他看清那个偷草贼竟是他初中的同学周瑞新时，大吃一惊，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犹豫着，该不该把他喊住？他那一犹豫，就让周瑞新跑掉了。那之后，刘贤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和他的同学都知道，在班里，周瑞新是最讲政治的人，在校表现得还真不错，学校开展的哪项活动他都走在前头，甚至有些活动是他提出建议被校长张其天采纳的。那小子点子特毒。初二上半年，他向校长张其天提了个建议，让学生上路，堵截投机倒把分子！张其天觉得这主意不错，搞好了，双岭中学又出个经验在全县推广，功劳自然是他张其天的了。于是双岭中学就成立了学生缉察队，队长理所当然的是周瑞新。周瑞新要全班同学都参加缉察队，否则就是对投机倒把分子不痛恨，就是革命立场不坚定，就是对毛主席不忠！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有点傻，谁都怕落了对毛主席不忠的名声，竟然相信不参加缉察队真的是对毛主席不忠，一个个都报了名，男的报了名，女的也报了名，就连走起路来风摆荷叶的刘贤年也不甘落后。周瑞新来者不拒，统统接纳，这样，实际上他就成了和一班之长平起平坐的人物，只是他这个缉察队的队长不是大伙选出来的，是他自封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他的队员们发号施令。他把连他自己包括在内的50名队员分成5组，每组10个人，在穿越双岭村长约两公里的公路上放三个组，一组在东，一组在西，一组在中间，另外有一个组把守土路与公路的交叉口，剩下的一组由他亲自指挥，名日接应组，在公路上巡察，哪组碰到了事情就赶到哪组。在公路上的那三组每组都准备了一条又长又粗的绳子，一头拴在路边的杨树上，另一头由几个人拉着，平时那绳子是伏在路面上的，自行车和汽车经过时只是有点颠簸，如果有驮着东西的自行车过来，就会认为自行车上驮的是粮食或者食盐、棉花之类的东西，就会被认为这些东西是投机倒把来的，当成被截获之列，伏在路面上的绳子就会拉起来一米来高，自行车自然越不了那样的高度，骑车技艺好的人会在绳子被拉起的那一刻下了车不致于摔倒，大多数人会措手不及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缉察队员们便一涌而上，问自行车上驮的东西是什么，是从哪儿弄来的，驮到哪里去……一时间，双岭公路段成了过路人谈虎色变的地方，晚上过路的人都胆战心惊。周瑞新因此受到张其天的表扬，张其天因此受到上级的表扬，说双岭中学真正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培养的学生真正是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了第一位。从那以后，周瑞新就在双岭初中大红大紫起来，出风头的事都少不了他，张其天还带他参加过全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开完会回到学校，周瑞新便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了。评价一个人时他好用据说是一位伟人评价一位名人时用的语言：知道他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知道他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他的将来！齐有志和刘贤年都被周瑞新这样评价过。周瑞新的光辉形象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被保送上了高中，人了团，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当上了团支部副书记，据说大队党支部正培养他人党，有人预测，他是现任党支部书记的接班人。自打初中毕业，刘贤年和周瑞新接触的机会少了，但周瑞新的事情还是有所耳闻。他很羡慕周瑞新，好事情都让他赶上了，人家的命怎么就那么好？让刘贤年迷惑的是，一个堂堂的团支部副书记怎么和一个偷草贼划等号，想来想去，他认定了周瑞新是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这样的人真要当上了党支部书记，那双岭大队的老百姓就该倒霉了。刘贤年本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让老百姓看清周瑞新的真实面貌，他写那张大字报也是被逼无奈。

丢了三捆草的第一天，队长外出办事，会计带着社员在场上干活，会计是个有心计的人，场上有多少捆草，他心里有数，那天上班，他就把场上的草捆点了点数，发现比昨天收工时少了三捆草，他想问一问刘贤年这是怎么回事，又一想这不是自己的职责，便没有问刘贤年，也没有把丢草的事跟别的社员讲。队长办事回来后，会计把场上少了三捆草的事告诉了他，队长便找到刘贤年，问刘贤年草是什么时候丢的。队长问刘贤年这件事的时候，是周瑞新来场上偷草的第二天早晨，刘贤年便把夜里的事情告诉了队长。队长嘱咐刘贤年别把这件事情往外说，以后小心点是了。刘贤年很感激队长，以为这是队长对他的特殊关照，如果丢了这个工作，每天就少挣十个工分，对刘贤年来说，这十个工分不是那么容易挣得到的。他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哪知道当天晚上，刘贤年又去场上上班时，场上又有了一个小伙子。那小伙子跟刘贤年说队长让他来看草，刘贤年问那我怎么办？小伙子说那你去问队长嘛！刘贤年便去找了队长，队长倒也坦率，跟刘贤年说他本来是想照顾刘贤年的，可有的社员说，让一个拐子看场纯粹是拿着公家财产不当回事，眼睁睁地看着贼来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刘贤年说怎么没有办法？我不是认出了偷草贼是谁吗？队长说那又有什么用，没把人家当场抓住，一点证据都没有，你说人家是偷草贼，人家承认不？人家不承认还不等于白搭？队长说他得为全队的社员负责，也就照顾不了刘贤年了。就这样，刘贤年失去了每天能挣十个工分的活儿，这意味着夏天他不能到麦场去看麦子，秋天不能到场上看脱了粒未来得及收入库的玉米、大豆、花生了，意味着每年少挣一千多个工分！这一切都是周瑞新造成的！他恨死了周瑞新，脑瓜子一热，便写出了那张大字报。

那天，周瑞新经过大队部门口，见大队院墙前站着不少的人，便走过去看热闹。那张大字报上虽没有明着指出野心家是谁，但周瑞新却从字里行间看出大字报指的就是谁，也猜出了写这张大字报的人是谁，在心里跟自个儿说：刘贤年，骑着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刘贤年贴出了那张大字报，开始时心里平衡了一些，但没有多久便被一种新的忧虑困惑了：往后的路该怎么走？那天晚上，他躺在小屋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是想着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弱者，该如何自立于社会。以往，他总是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给他的的同情给他的关照上，比如希望他的家人给他更多的关照，希望队长给他更多的关照，经过兄弟要求分家和被队长辞退这几件事，他认识到，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同情和关照上是没有出路的，那样，他就会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永远是一个弱者。要摆脱被人瞧不起的社会地位，只有靠自己！他觉得他没有必要跟他的兄长过不去，不就是三间新房吗？给他算了，他认为他这一辈子的结局无非是两种：要么，无所作为，到什么也干不成的时候用一根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既便有两间好的房子又有什么用？要么，成就一番事业，到大城市里去发展，娶妻生子，那样，也用不着住老家的房子！何必让他的兄长以为他要占便宜呢，人生需要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越是没有退路的时候暴发出的能量越大！于是，刘贤年找到他的父亲刘兆兴，说他同意分家，同意把三间新房分给他的二哥请中人，写文书，签字，画押，三间新房归刘庆年，三间瓦房归了刘贤年，但那是刘兆兴夫妇住到百年之后的事。分了家，刘贤年仍得住在他原来住的草棚子里。

他觉得无所谓，他套用领袖的话安慰自个儿：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写了分家文书的第二天，刘家院墙之外的老槐树的树干上钉了一个木牌子，上写：北院修理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