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张罗婚事了，心中充满了好事多磨的喜悦。服装设计师是个难得的好丈夫，既浪漫又实惠。他为我精心设计了整套的婚纱、礼服、时装和家居内衣。收拾房子他不让我动手，他说，一个舞蹈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肢体。相当于科学家的大脑音乐家的声带。弯腰撅腚洒扫庭厨不是你干的事情，有什么想法你动嘴就是了。肢体这个词最初我是从老师那里听到的。我心里的哪个地方小鸟一样叫了一声。

可我偏偏是个不爱动嘴的人，我在新房里走过来走过去，无所事事。

丈夫一边装窗帘一边深情地说，你真像一株植物。他还给这株植物送了一件定情物。那时中国情人间的定情物一般是梅花手表。丈夫说太大众化了，他要送我一件黄金首饰。在这之前，我是没见过金子的，只知道金子是可以闪光的。看到一条美仑美奂的金项链，我真的有些头晕目眩。我犹豫着，五十多元人民币一克，我有点舍不得。可丈夫把它戴在我雪白的脖子上说，买下，以后这是一件家当，会增值的。

丈夫爱我的肢体是发自内心的。他欣赏它呵护它心疼它。他白天把我当成一只衣架，给我披挂最舒适最高雅的服装。晚上把我当成一件瓷器，贴着捂着，那么小心翼翼，仿佛一失手就会覆水难收。有一种装运玻璃器物的纸箱，上面通常写着“小心轻放请勿倒置”，说的仿佛就是丈夫对他的妻子。做爱的时候，丈夫是那么谦虚那么节约，为了不磨损舞蹈家的金枝玉叶般的肢体，他只用一个部位接触我，他偷工减料地委屈自己，但他感到幸福。

一年之后，丈夫问我，你怎么从来都不哼哼一声。

我想说我从来没有过快感。但是我闭紧了嘴。有的男女虽然不是夫妻但可以无话不谈，比如我和刘苏子。可是有的夫妻在一个被窝里睡一辈子也不能掏心窝子，心和心总是隔着。彼此不自觉地防着，怕对方笑话，怕对方鄙视，怕在一种特殊的不友好的情况下被对方抓住，真的。

我只能选择不说话。

丈夫急了说，你怎么老是不说话？

我说，是你亲口对我说，你最喜欢我不爱说话。

丈夫说，我是不喜欢爱叨唠的女人，但是做爱的时候你从来都一声不吭，这正常吗？

做爱又不用嘴为什么要吭声呢？我抢白。

结婚之后，我愈加缄默是在守护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从春天开始的。一到春天我就花粉过敏。我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就嗜睡。一睡着就会看到一个人向我伏过来。

这是一个男人，我看不清他的脸，或者他干脆就没有上半身。他总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扑来。第一次我是恐惧的，第二次是半推半就的，到第三次，我进入等待。仿佛牛郎和织女，我们在春天相会。我像一只桔子，一瓣一瓣被这个人挤碎。我从来没有看清楚这个人的脸，有一次我摸到了，摸到他宽阔的额头，额头的中央有一个洞，深不见底。我从空中跌落下来，我呻吟了一声。

整个春天里，我的身心一派葱茏，难怪丈夫总说我是一株植物，但他不知道这株植物在为谁开花。我在这个春天过后会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等待一个人的时候有必要说什么吗？

蓝药王开始以弟弟的身份出入我和服装设计师的家，他主人般地打开冰箱找吃的。他把他周转的数额很大的现金放在姐姐这里，那个时候银行的业务没有现在方便。我把这些钱藏来藏去的，我弓下腰脑袋钻进鞋橱里，后背露着一块雪白的肉。我如此对待钱，让丈夫感到悲哀。在他心中，蓝绸子这种女人应该是视金钱如粪土的，植物只能喜欢水和阳光，怎么能看重钱呢？更何况这是弟弟的钱，弟弟是他的情敌。丈夫对弟弟是耿耿于怀的，但看到我对待弟弟本人非常淡定，也不好说什么。可我和弟弟单独在家的时候，他在外面还是心神不定。丈夫提议到我的老家看看我的父母。我认为是个好主意，我想我的父亲了。

我本来想先去看我的父亲，可是我弟弟已经把我们的归程告诉了母亲。我们一下火车，母亲和右派丈夫就在站台上给我们招手。母亲已随右派住在高知楼里，那是我们镇子上最气派的房子。一进母亲家门，没想到父亲也在，并且还像个主人一样扎着围裙张罗饭菜。看上去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处得不错，比在一起过日子的时候好多了。我们受到了母亲的热情款待。母亲对他的女婿非常满意，说他长得象《春苗》里的方明，她对我们频频举杯，像一个政治家那样，说着高于家庭一个层面的话。母亲成了一个领袖，即使在家里也领导着两个男人。两个男人来往于餐厅和厨房之间，不亦乐乎。

母亲承包了肉联厂，生产和经营着“香一刀”的肉食品品牌，我们整个地区家家家户户都认“香一刀”熟肉食品，母亲发财了。母亲带我们去参观她的厂区，县里的领导陪同着我们，好像我们是省上的干部。一进厂区母亲的表情严肃起来。工作人员一色的白色工作服，白口罩，低着头干活，一看就知道已经见过了一些人物经过了一些世面的。母亲当着我们和员工的面做了简短的演讲。她说，搞肉食品行业，一要味道，二要卫生。我们这就是个开放式的厨房，欢迎大家参观指导。食堂里的厨房客人看了就倒了胃口。我们的车间，让人看了食欲大增。我们的理念是，民以食为天，我以民为天。

母亲的思想觉悟更高了，说话更有水平了。

丈夫是第一次来我家，他对我的家庭才开始了解。他问我母亲在搞企业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你看像干什么工作的。丈夫毫不犹豫地说，国家干部，至少十七级。我不知道十七级的干部是一个什么级别，可我能看出来丈夫对他的岳母娘比较崇拜。他明知道我和母亲没有血缘，可他还是不失惊讶地说，你们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吃谁的像谁呀。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母亲养育了我，强调一下母亲的功劳，并表示衷心的感激；二是母亲的容貌与我相似，要不是年龄一定是美女无疑。母亲笑起来了。上楼梯的时候我顺手伸手扶一下母亲，可丈夫说，母亲这身板比我们都健美，看你这弱不禁风的小样子，比起母亲差远了。这话也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母亲精神状态的赞扬，一是充满了对妻子的疼爱。母亲对他的女婿满意极了。她说，家有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呀。丈夫接着说，家有梧桐树，养出金凤凰呀。

晚上我们都住在母亲家里，包括父亲。母亲到我们房子里来单独和我们说话。说起了他和我父亲找对象的事。她说，那时候他是个民办教师，家里穷得没有一条木头腿，一只木箱放在炕上，是惟一的家具。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一迈右腿，露出一截红线裤，一迈左腿，露出一截蓝线裤。我想行头还不错，还有线裤穿。第二次我到他家，他远远地看见我来了，把刚洗出来的晾在绳子上的衣服赶快藏进箱子里。我坐在炕上，发现箱子里漏水。我是个直性人，打开箱子要看个究竟。原来他怕我看到他的衣服烂得吊着穗儿，湿着就藏了起来。结婚以后，我惦记着他那两条线裤，我翻开箱子找，没有。撩起席子找，没有。我跑到学校找他，看他是不是穿在身上。原来那两条线裤是借来的。可是日子在于人过，和气生财，他手里有笔我手里有刀，我们的光景也就越来越好了。可是一打倒“四人帮”，你爸成了知识分子，他嫌我没文化了，提出离婚。绸子，你可得给我做证，是他先提出离婚的。后来有了你的右派父亲，他是更大的知识分子。我就有这个命，我的八字里就有天上的文曲星。母亲大笑。笑毕又转移了话题，她说她给父亲介绍了好几个对象，都没谈成，他对女人没感觉甚至没表情。父亲这个人就不适合谈对象不适合成家，或者干脆就不适合做男人。他只认数字，他像陈井润一样整天算算术。要能像陈井润那样研究出点名堂也好，国家就会帮着张罗婚事，可是我父亲还没有那个道行。父亲对于母亲就像是一个找不着媳妇的儿子，母亲很是着急，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我相信母亲是真诚的，母亲对谁都是真诚的。母亲接着说，后来我看着他生活都无法自理，就让他到家里来吃，想住就住。好在他们俩反而更投缘，很是合得来。他俩往往像个主人，我倒像外人了。母亲一般在说话时尤其是在叙述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往往很投入，她沉浸在事件或故事里，是那么忘我那么深情那么一意孤行，她甚至忘了她的诉说对象的存在。她的表情真的让人觉得母亲是个很纯粹的很真挚的人，我的心里升起了感动。情不自禁地拉了母亲的手，挤在我的双手里。母亲的语流没有断，但已经分了心，她在故做镇静。我看到母亲的眼里渗出泪水。这是多少年来我第一次亲近母亲，我突然发现人和人之间亲人和亲人之间是这么容易融合，只要你先伸出一只手来，心就近了。记得刘苏子上大学那一年，我们到火车站去送。开车前母亲急燎燎地来了，她把大包小包的东西往车上撂。开车时，她对刘苏子说，一二三四五，把包看好，下车就有人接了。这时刘苏子才知道这些包都是给他带的。母亲当时的表情就是一如既往的一意孤行。当时我真的很感动，我想伸出手来拽住母亲的胳膊。可是手伸了一半就缩回来了。到现在我后悔。

显然父亲对母亲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彼此不再憎恨。父亲性格也随和多了，做什么事情之前他先用眼睛征求一下母亲的意见，母亲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人到老年后，女人便成了男人的主心骨。

右派父亲也被母亲征服了。起初也许是为了我才娶了母亲，后来他也认识到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母亲的优点正是他和父亲的不足。渐渐地右派父亲发现，他的生活得依赖这个万能的女人。他们三个之间，没有爱情，没有嫉妒，没有嫌弃，在生活的磨练中，积累起了一种亲情，母亲和右派父亲因为有我，母亲和父亲因为有我和弟弟，他们三个似乎是亲人，谁也不想离开谁。

说实在的，这次回家我是非常高兴的，为了我的两个父亲和母亲。我长大了我懂得了爱惜，懂得了感激。早上我们睡懒觉，听得三个老人给我们准备早饭，脚步轻轻的，说话像耳语。被人疼爱的感觉多好啊，有父母亲的感觉多好啊。不知不觉地我在被窝里流下泪来。吃饭的时候，右派父亲说，二十一世纪动物役苗的研究要进行到一个新高度，任何一个国家在高速发展的时候，对生态的破坏是必然的，生态不平衡导致动物役病高发期的到来。父亲说，那咱们还得好好活着，社会还需要我们。人类的起始源于数字，最终也要归于数字，末来对于科学世界的管理只能依赖数字。母亲说，科学的高速发展，依赖于经济，落后就要挨批，为什么？那是因为穷。

天哪，几年后我想起三个老人在今天说的话，我从心底生出深深的敬仰。他们都是社会上了不起的人才呀。

我和丈夫端起酒杯叫了右派父亲“爸爸”，右派父亲愣了一下，突然站起来到厨房端菜，半天不出来。我的父亲到厨房里找，出来时老哥俩几乎是勾肩搭背的。

我和母亲说到我们旧房子时的老邻居，刘苏子的继母。母亲告诉我，辛曼嫁给了学校门卫的张头儿，真是可惜了的。我说她怎么会嫁给老张头儿呢？母亲说，她肚子里揣着一个，还得供养着一个，能嫁给谁呀。原来这样。

我很想知道老师的情况。知青大部分都返城了，不知我的老师还在不在我们这个镇子上。可是母亲只字不提我的老师，她好像早把他给忘了。

我吭吭哧哧地说，那个女革委会主任，当时挺漂亮的。

母亲说，她早被打成了三种人了。你的老师返城了，要跟她离婚，可她得了神经病。婚姻法规定，一方有精神病患，患病期间不得离婚。说到这里，母亲发现我低下了头。她说，唉，给人介绍对象就是这么麻烦，本来嘛是想做个好事，可后来人家闹离婚介绍人就成了罪人。

谁都不知道听了母亲的话，我的心突然痉挛。疼从很远的地方来了，拄着一只拐杖，噔噔噔在点在我的心上，逾近逾疼。我等待着，不知道下一刻我的心会掉在哪个深渊里。我埋下头，把一口气从胸中缓缓放出来，我等待。

可是母亲把话岔开了，她开始说别的事情。这些事情与我无关。

离开家的时候，母亲往我的包里塞钱，我手足无措。母亲说，本来想在镇子上给你们再办一次，可是太排场了就显得俗，好像我们是暴发户似的。得，钱拿着，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不要舍不得。花钱的时候心疼，挣钱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要这么多钱干啥呢，还不是为了你和骄子。

丈夫提议看看我小时候的练功房。过去的练功房变成了高耸的大楼，我仰头看，一阵目眩。丈夫过来扶我。我们镇子上的阳光总是像水一样蓝，我是如此清晰地看到丈夫的脸。他英俊得不可挑剔，他的眼里蓄满了深情。这个男人有什么不好啊。

对于蓝家，我真是个赔钱货。我充满了内疚。我想对母亲说一些什么，但是我张不开口。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对任何人表白过什么。难怪母亲说葫芦都有个嘴呢，夜壶都有个嘴呢，你为什么就没长嘴。我突然自卑。

上了返程的火车，我看到了我十七岁那一年坐过的那一段铁轨。那时我为了一个男人想让火车把自己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