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蓝绸子。我在这个镇子里有一些独特。我走在大街，总有一些人指着我说，瞧，那就是蓝采和的女儿，啧啧啧，林立果要是没有摔死在温都尔汗，肯定能把她选成妃子。那时候我不懂妃子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到那是一个奢侈的妖娆的身份。

打我一记事起，母亲就让我跟着广播说普通话。母亲说，我的女儿就要有一点与众不同，像我年轻时的样子。我不相信母亲年轻时有什么好样子，她一笑就露出满嘴的牙花子。后来我知道她果然不是我的亲生母亲。而母亲逢人就说，你们看看我女儿越长越像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之后母亲无端地大笑起来，露出口腔深处的两颗龃齿。

1963年冬天，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父亲要去给学生上早自习。在门口他几乎被什么东西绊倒。父亲很弱，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天还不怎么亮，父亲走出去又折回来，他想要是一捆柴禾就好了，好拿回去生火。就这样父亲捡起了一个包袱。

父亲在母亲面前打开了这个包袱。

这个从天而降的女婴让这一对一直没有孩子的夫妇几乎掉下泪来。

父母亲结婚五年母亲一直没有怀上孩子，那时候医院还没有设立不孕不育的专科，也许是父母亲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个私人的秘密。他们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城东的青蛙放个屁，城西的小河都会起涟漪，他们不愿意丢这个人。听老年人讲，这种情况只有在抱养一个孩子后才能引出后面的孩子来，成功的例子确实很多。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心理疗法。怀不上孩子的夫妇由于心情急切，欲速则不达。殊不知这女人生孩子和老天下雨鸡下蛋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抱养一个孩子后，身心放松了，夫妻生活无为而为，这自然的产物就应运而生了。夫妇俩也曾到医院的妇产科逡巡过，由于底气虚无功而返。回来之后就互相埋怨。

你为什么不和大夫说说我们的意思呢？

你为什么不说呢要你是干啥的？这又不是什么丢人事儿你怕什么？

不丢人你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宣传？

你为什么不讲理呢？

有什么理可讲，生不出孩子来就没道理。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惟一道理或惟一真理就是生孩子。

吵到青筋暴跳目眦欲裂时，双方会突然偃旗息鼓。在没有怀上孩子之前是绝对不能动气的。也许精子和卵子已经着床，只是妻子经期未到不得知晓。也许就在当天晚上他们会一举中的，一炮打响。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宜于生气。于是生性懦弱的父亲说，哎呀，今天天气真好。

包袱里没有任何字据，只有一块上好的丝绸布料。父母亲心照不宣地笑了。这个孩子很可能是下放右派的私生子。当地人家不可能有这样的布料。据说这样的孩子聪明，因为他们是激情洋溢忍无可忍的产物。父亲要出去买奶粉，母亲坚持先给孩子洗澡。父亲理解母亲的意思。用他们家的水和香皂经他们的双手洗过后才是一个全新的孩子，才是他家的孩子。果然母亲双手把孩子从香皂泡里舀出来说，我们有孩子了。

父亲说，给孩子取名招弟吧。

母亲弧度很深地撇了下嘴唇。这个身体语言所有的女人都有，但没有哪个女人像母亲那样使用的频率高，因为母亲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她的嘴角本来就是八字形的。

母亲对父亲一向是鄙夷的，虽然母亲是一个国营肉食店的营业员，可父亲的民办教师身份是被母亲手下的刀轻一下或重一下割到转正，并调到县中学的。再比如过日子。锅里的菜总是油油水水的，坐在饭桌上，母亲会把一块肥肉很慷慨在夹进父亲的碗里。通常父亲是不表示什么谢意的，父亲是知识分子，纵使三个月不知肉味，也不好为一块肥肉折腰。父亲的不领情让母亲很是愤慨，当有人说父亲的气色很好时，母亲会说，都是党的阳光雨露滋润的。因此人们也说，蓝采和的媳妇，虽然是个卖肉的但思想觉悟高。觉悟，这个佛教用语，在那个时候被利用成一种人类的至高境界。

最终我没有被叫作招弟而是叫作了蓝绸子。我了解母亲的为人，即使是专门抱来用来招弟的，母亲也不会把这个事实张扬出去。况且我不是他们抱来的，是他们收留的，抚养的。母亲在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最重要的意义是让别人领情，她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蓝绸子确实是不负众望的，在我呀呀学语的时候，母亲怀孕了。

母亲气宇轩昂地呕吐，她的声音大得像美声演员在吊嗓子。每天早上我被母亲怪异的声音惊醒，父亲总是把我重新摁进被窝里。整个童年我总窝在父亲的腋窝里睡觉，他的腋毛软烘烘的夹杂着男人的味道。

母亲临产时正和父亲谈论一个非常哲学的命题，世界上到底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他们深情地对视，为他们能有如此高深的学门和高雅的情趣激动得脸红脖子粗。趁阵痛消失的片刻，他们便奋不顾身地拥抱在一起。这是一次真情的拥抱，彼此出于欣赏和爱戴。在他们的一生中这是惟一的一次。

一个响当当的儿子横空出世使他们才情大发。父亲处处体现着他农民出身的质朴，他说儿子的小名就叫鸡生吧。父亲有父亲的道理，一是为了纪念他们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哲学问题的思考，二是父亲本身对鸡就充满了崇拜。母鸡屁股一撅一只蛋，抱着蛋捂上一个月，呱呱叫的一窝小鸡，小鸡会很快长大，屁股们一撅一片蛋。那公鸡更是威武雄壮，毛主席都说一唱雄鸡天下白哩。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又一次弧度很深地撇了下嘴唇说，你这不是骂人吗？本来是我生的怎么是鸡生的，人家管妓女才叫鸡呢。

父亲说那就叫蛋生。

母亲说，天哪我命苦，嫁一个农民三辈子翻不了身。你怎么除了鸡就是蛋。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领导一样，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使命这个词在当时是很新潮的，于是母亲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

我的弟弟大名叫蓝骄子，小名叫蛋蛋。

就在蛋蛋呀呀学语的时候，母亲迷上了样板戏。演出大部分是在露天剧场进行的，母亲坐在人群里忘我地鼓掌，晚上回来母亲的双手肿成两只猪爪。最终她把蓝骄子撂在了我的后背上，她参加了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她扮演起了李奶奶。她在肉案和戏台之间奔走，她仿佛忘掉了她的命根子蓝骄子。后来我想，母亲当初盼子心切，完全是叶公好龙。母亲要强，她只是不服气别的女人能做的事情她为什么做不了。争了这口气后她就完事大吉一劳永逸了。

离我家五百米的大礼堂里热闹起来了，丝弦震天价响。我抱着哭闹不休的弟弟，伸长脖子听今天演的是《红灯记》还是《杜鹃山》。我看到我家的邻居刘苏子跑回来了，他说，蓝绸子，演的是《杜鹃山》，那个柯湘真好看，我给你抱蛋蛋，你去看一眼吧。

我把蛋蛋扔进刘苏子的怀里撒腿就跑。路上我喘着气，心里想，刘苏子真好，以后我要给刘苏子做媳妇。刘苏子确实是我们院子里最好的男孩子，他的上嘴唇上从来没有两筒黄中带绿的稠鼻涕，他真干净。

我往台下一站就忘了时间。等我想起弟弟和刘苏子，我又撒腿往家跑。回到家，刘苏子不在了，一口大铁锅放在地上，弟弟被放进漆黑的灶坑里，滚成了一个黑疙瘩。刘苏子真聪明，我怎么没想起这招呢。只要不摔着，黑一点怕什么呢？母亲说弟弟只要摔破一点就揭我的皮，可她没说弟弟黑一点她就砸碎我的脑袋壳。我拉出硕大的洗衣盆，放了水，把弟弟撂进去，往弟弟的身上抹猪胰子。母亲快回来了，我想把弟弟捞出来，可是弟弟滑得像一只泥鳅，他小耗子一样欢快地叫着。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奇异的想法，生命是一个很滑溜的东西，表面上会一点点长大，比如弟弟，他会长到刘苏子那么大，刘苏子的父亲那么大。其实生命像一块猪胰子，时间是水，以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速度渐渐消失。我还是把弟弟捞出来了，我把他抱在怀里。我的心中升起了一种母性的感觉。

于是我就大声喊，刘苏子，刘苏子。我很少高声说话。我知道现在整个院子都没有人。我张开喉咙的时候，我身体的哪个地方灼了一下或者痒了一下。总之喊刘苏子我心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