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样深切地投入过。为了准备人物，除了最大限度从编导手中获取材料以外，我总是不断地从各种渠道去收集整理所有我认为对人物有用的东西。在录像的前夜，对一个人物我通常还要再咀嚼三四个小时。我是一个泛体育迷，虽然不在体育圈混，但因为有锻炼的爱好，所以我对体育有种本能的关注。竞赛实际就是高度浓缩的人生，把人生的几十年浓缩成几秒钟、几分钟、几小时，浓缩成精华放在人类面前呈现。敢于竞争、善于竞争是体育名将共有的性格特征。而我最关心的是，在尖子们水平都相当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最终导致了王者的胜出。哪怕一个年龄再小的冠军，只要剖开他们去分析，只要拿自己去比照，就一定能够发现，为什么他（她）会成为世界冠军，偏偏自己不是，而其他人也不是。他们身上确实具有一点甚至多点让普通人叹服的长处。我总认为，《名将之约》应该重在人生成长经历和经验的分享，它是可以做成老中青几代共有的励志节目的。《艺术人生》煽情，《名将之约》励志，多好哇。题材近似，但绝不雷同，也不可能雷同。因为人物的特质不同，只要抓住特质，呈现特质，节目就可能成了。

可是在主持人对节目完全没有主导权的体制中，面对别人的游移，我只能选择离开。那可真是“挥泪斩自己”啊。

在我离开之后，制片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代替，《名将之约》又重新回归到没有主持人的纪录片形态。

２００３年的夏天，在我离开几个月之后，制片人又一次找到我。她兴奋地拿出一张演播室设计图，对我说，她打算把《名将之约》改成演播室访谈节目，还是希望我来主持。真的么？我心里再一次升起希望。制片人想通了么？真正放弃纪录片了？

那是一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图，以希腊雕塑《掷铁饼者》的放大造型为视觉主体，突出体育节目的特征。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醒目设计。在主体前面有两个舞台似的演播区，一个是谈话区，一个是文艺节目表演区。节目的基本形态是边谈话，边在谈话过程中穿插文艺表演。啊？还有文艺节目？那肯定带现场观众了？没有，没有现场观众。制片人说。

这一下，轮到我不理解了。

我对制片人谈了我的想法。我认为，一场好的谈话常常有赖于好的谈话氛围，把人放到舞台上去谈，有表演感不说，心里还会空落落的。如果是一对一，你说我听，场景应该尽量温暖，让被访者尽快适应、熟悉、松弛下来，这样的谈话相对容易进入内心。如果是带观众的访谈，那就是我们谈给观众听，是一场谈话秀。在这样的秀场中，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构建谈话场，观众还可以适当参与。而制片人选择的是一对一访谈，但却放在了没有观众的舞台上，舞台的那一边还有人在表演，这样的空间安排，依据是什么呢？谈给谁听，又表演给谁看呢？

但制片人坚持自己的想法。她是制片人，那是她的权力。她说，在节目的样带期就试过把观众请进演播室，效果并不好，单纯的一对一画面又太冷清，就这样吧。

带着如此巨大的不解，我走进了演播室。我太想做谈话节目了，制片人说这次改动以谈话为主体，练的就是主持人。受着这样的诱惑和鼓舞，我决定先干起来再说。

因为先天的空间错乱，节目一开始就陷入逻辑悖论。

节目给被访嘉宾设计了一个隆重的出场：随着辉煌的仪式般的音乐，伴着喷薄的烟雾，名将从幕后闪亮登场，但却无人喝彩；我在节目中拿出嘉宾事先提供的故事道具，边说却边卖关子地展示给它的主人看，拿得连我自己手都哆嗦；谈话进行中，不时有演员插进来，深情地为嘉宾献歌或献诗，因为没有观众，演员只好面向嘉宾：噢，××，你是一股跃动的精灵……你的眉，你的唇……直至嘉宾忍俊不禁，最终笑场。演员给嘉宾献歌，我这个主持人怎么办呢？看见两人如此近距离、如此肉麻地吹捧和被吹捧，我内心感到了滑稽、荒诞和无奈。多少次，我厌恶地把头扭开，期盼着这个可笑的过程赶紧过去。而制片人透过耳机大声提醒我：徐俐，你要看着他们！

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要有仪式般的出场？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会有第三者插进来献歌？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会卖那么多的道具关子，甚至出现“恰逢其时”的室外电话连线？逻辑，起码的逻辑合理性，都在这里被一一颠覆了。

经常，在我和嘉宾感觉谈兴正好的时候，编导提醒我，该进诗朗诵了。多少次，我找不到理由，不知该如何把朗诵者以及朗诵者的满腔深情介绍给对面的嘉宾。

在这样的逻辑悖论中，我们走过了多场谈话，很多时候，我找不到谈话的心理依据，那是我作为主持人心理上极其难受的时期。制片人或者节目组太渴望形式的突破了！

试图把访谈和纪录片嫁接，是制片人突破形式的尝试之一；这次又想到访谈和文艺表演嫁接，大约是她的再一次尝试。或许，收视率的硬性压力会把节目生存挤压到无奈的边缘，制片人只有在节目形态上不断地寻求突破、再突破。

我不断地同节目组沟通，把我在现场的感受告诉他们。也许大家也感到了逻辑的不顺，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现场终于请来了观众。把花样玩儿给观众看，至少还是个说法。

以后的节目，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谈话秀。对于节目组而言，从早期的纪录片样式，到纪录与访谈相互穿插，到演播室访谈与表演环节穿插，再到演播室谈话秀，一年多里，变化不可谓不大。无论是编导还是主持人，要做到快速适应和自如把握，显然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现在，大家要共同面对一个崭新的课题：如何才能秀好看呢？

同样面对人物，主持人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交流方式。《面对面》的王志是一种，先验地预设了对所有人的不信任，将质疑进行到底；《鲁豫有约》的鲁豫是一种，只适时引导，将倾听进行到底；《艺术人生》的朱军是一种，将提问包裹在交谈之中，重在情感氛围的构建；张越的访谈也是一种，在她的一系列边缘人物的访谈中，彼此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构成访谈过程的最动人之处。

不同的方式依据不同的心理掌控，并将导致完全不同的语言模式和镜前状态。那么《名将之约》应该是那种方式？

节目组从来没有明确讨论过这个问题。制片人既欣赏王志冷面杀手似的穷追不舍，也欣赏朱军场景热闹的亲情氛围。她有时希望我单刀直入，富有对抗性，更多地又要求我亲和些，再亲和些。

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确实是依据每个主持人不同的特性和节目需要决定的。没有哪个主持人能离开自己的性格底色和风格特质而“博采众长”，也没有哪个节目能够把其他同类节目的长处一网打尽。

从新闻播报台走向谈话秀场，这是一个不小的跨度。我知道国外的很多同行都这样跨过，而且一直跨着。通常周一至周五，他们在新闻的主播台上，周末再兼做一个带观众的谈话秀，内容大多和时事政治相关。

我和他们的不同，是我做的不是一场新闻时事谈话，而是在新闻之外，做了一个人物谈话秀。

我认为，不论做什么节目，有过新闻训练的主持人，拥有的储备和在其他不同类型节目中可能呈现出的能力，同没有训练的人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除非他只是一个播报匠，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他所播报的内容，没有真正关注过时事政治，没有认真思考过与之相关的各色社会问题。而只要是一个对新闻真正投注了情感和思考的人，通过对新闻时事的长期关注和主动思考，他的大脑应该是灵敏的，他的思维应该是开阔的，他的观察应该是细致的，他的思考应该是深入的。拥有这样的训练，新闻带给他的就不再是拘谨，不是换了场景就畏手畏脚不知所措，而应该展示出沉着的理性力量，和以这种力量为支撑的纵横捭阖的自信与自如。

按照一般的标准，我能歌善舞；按照一般的标准，我能说会道；按照一般的标准，我聪明伶俐；按照一般的标准，我身姿窈窕。甚至，按照一般的标准，我还有点幽默（不好意思，这样地喷自己的鼻血）。在这些基础上，再加上我的新闻底子，我大约能够比较好地把握一个秀场。我所具备的这些条件和特质，大约秀场都需要吧。

痴人说梦一般，我一直想象着这样的秀，而体育冠军人物访谈应该是个不错的秀场。这个群体有超人的意志力，这是一般大众愿意学习和效仿的；这个人群个性鲜明，许多人才思敏捷，都是人中极品。用多种手段、多种方式接近他们，揭示他们，展示他们，应该会是不错的人物秀吧。

以我的个性特质，我真的希望这是一个真正有质量的励志秀。

我认为，制片人也应该是这么想的。

在秀场的聚光灯下，我不是一个拘谨的人，我需要寻找的只是一种放开的途径和方式，以及放开之后的分寸。因为长期的训练，我知道在新闻主播台上的每一个尺度，我要做到的就是在秀场也有漂亮和精当的尺度。

在心里，我又给自己定下了十个人物的时间。按播出时间统计，一周一个人物，也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两个多月，不是说自己一定能做到多么精彩（完全不可能），而是给自己和观众一个交待：跳开主播台，徐俐也能走进秀场。在获取这个资格之后，我会带着新闻训练的底子，按照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去调整，去修正，去进一步乃至自由地发挥。

改成谈话秀以后，《名将之约》有了一段短暂的稳定期。

中宣部李东生副部长看到的节目，大约都是这个阶段录制的。面对我的摇头，他说，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一个月的节目中，有一期人物精彩就相当不错了。做人物太难了。

关于我做《名将之约》节目所有的意见反馈，历时一年多，到这时候已经泾渭分明。有相当说好的，也有相当说不好的。说好的，大都因为看到了其中好的部分；说不好的，就觉得我莫名其妙，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节目，太不适合。

对于那些现场好、后期制作也流畅的节目，我一直怀有深深的记忆。比如富有人性之美的桑兰上下集，直到几次重播以后很久，我还在收到观众来信。比如同王军霞和桑雪的对话，连同调动的现场气氛，真的是生气勃勃。而另外一些节目，自己在现场觉得不错，可一看播出，又满不是想象的那回事，沮丧之情简直无以言表。

我喜欢朴素、流畅，情感源自内心，而绝不花里胡哨的东西。尤其是人物节目，没有比真实和朴素更好的了。真实才有力量，朴素才是美的至高境界，所以我反对一切看似颇具匠心，其实又格外刻意人为的技法，哪怕这个技法仅用于节目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