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之约--深的是遗憾,浅的是痛 2-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那样深切地投入过。为了准备人物,除了最大限度从编导手中获取材料以外,我总是不断地从各种渠道去收集整理所有我认为对人物有用的东西。在录像的前夜,对一个人物我通常还要再咀嚼三四个小时。我是一个泛体育迷,虽然不在体育圈混,但因为有锻炼的爱好,所以我对体育有种本能的关注。竞赛实际就是高度浓缩的人生,把人生的几十年浓缩成几秒钟、几分钟、几小时,浓缩成精华放在人类面前呈现。敢于竞争、善于竞争是体育名将共有的性格特征。而我最关心的是,在尖子们水平都相当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最终导致了王者的胜出。哪怕一个年龄再小的冠军,只要剖开他们去分析,只要拿自己去比照,就一定能够发现,为什么他(她)会成为世界冠军,偏偏自己不是,而其他人也不是。他们身上确实具有一点甚至多点让普通人叹服的长处。我总认为,《名将之约》应该重在人生成长经历和经验的分享,它是可以做成老中青几代共有的励志节目的。《艺术人生》煽情,《名将之约》励志,多好哇。题材近似,但绝不雷同,也不可能雷同。因为人物的特质不同,只要抓住特质,呈现特质,节目就可能成了。

可是在主持人对节目完全没有主导权的体制中,面对别人的游移,我只能选择离开。那可真是“挥泪斩自己”啊。

在我离开之后,制片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代替,《名将之约》又重新回归到没有主持人的纪录片形态。

2003年的夏天,在我离开几个月之后,制片人又一次找到我。她兴奋地拿出一张演播室设计图,对我说,她打算把《名将之约》改成演播室访谈节目,还是希望我来主持。真的么?我心里再一次升起希望。制片人想通了么?真正放弃纪录片了?

那是一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图,以希腊雕塑《掷铁饼者》的放大造型为视觉主体,突出体育节目的特征。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醒目设计。在主体前面有两个舞台似的演播区,一个是谈话区,一个是文艺节目表演区。节目的基本形态是边谈话,边在谈话过程中穿插文艺表演。啊?还有文艺节目?那肯定带现场观众了?没有,没有现场观众。制片人说。

这一下,轮到我不理解了。

我对制片人谈了我的想法。我认为,一场好的谈话常常有赖于好的谈话氛围,把人放到舞台上去谈,有表演感不说,心里还会空落落的。如果是一对一,你说我听,场景应该尽量温暖,让被访者尽快适应、熟悉、松弛下来,这样的谈话相对容易进入内心。如果是带观众的访谈,那就是我们谈给观众听,是一场谈话秀。在这样的秀场中,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构建谈话场,观众还可以适当参与。而制片人选择的是一对一访谈,但却放在了没有观众的舞台上,舞台的那一边还有人在表演,这样的空间安排,依据是什么呢?谈给谁听,又表演给谁看呢?

但制片人坚持自己的想法。她是制片人,那是她的权力。她说,在节目的样带期就试过把观众请进演播室,效果并不好,单纯的一对一画面又太冷清,就这样吧。

带着如此巨大的不解,我走进了演播室。我太想做谈话节目了,制片人说这次改动以谈话为主体,练的就是主持人。受着这样的诱惑和鼓舞,我决定先干起来再说。

因为先天的空间错乱,节目一开始就陷入逻辑悖论。

节目给被访嘉宾设计了一个隆重的出场:随着辉煌的仪式般的音乐,伴着喷薄的烟雾,名将从幕后闪亮登场,但却无人喝彩;我在节目中拿出嘉宾事先提供的故事道具,边说却边卖关子地展示给它的主人看,拿得连我自己手都哆嗦;谈话进行中,不时有演员插进来,深情地为嘉宾献歌或献诗,因为没有观众,演员只好面向嘉宾:噢,××,你是一股跃动的精灵……你的眉,你的唇……直至嘉宾忍俊不禁,最终笑场。演员给嘉宾献歌,我这个主持人怎么办呢?看见两人如此近距离、如此肉麻地吹捧和被吹捧,我内心感到了滑稽、荒诞和无奈。多少次,我厌恶地把头扭开,期盼着这个可笑的过程赶紧过去。而制片人透过耳机大声提醒我:徐俐,你要看着他们!

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要有仪式般的出场?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会有第三者插进来献歌?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会卖那么多的道具关子,甚至出现“恰逢其时”的室外电话连线?逻辑,起码的逻辑合理性,都在这里被一一颠覆了。

经常,在我和嘉宾感觉谈兴正好的时候,编导提醒我,该进诗朗诵了。多少次,我找不到理由,不知该如何把朗诵者以及朗诵者的满腔深情介绍给对面的嘉宾。

在这样的逻辑悖论中,我们走过了多场谈话,很多时候,我找不到谈话的心理依据,那是我作为主持人心理上极其难受的时期。制片人或者节目组太渴望形式的突破了!

试图把访谈和纪录片嫁接,是制片人突破形式的尝试之一;这次又想到访谈和文艺表演嫁接,大约是她的再一次尝试。或许,收视率的硬性压力会把节目生存挤压到无奈的边缘,制片人只有在节目形态上不断地寻求突破、再突破。

我不断地同节目组沟通,把我在现场的感受告诉他们。也许大家也感到了逻辑的不顺,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现场终于请来了观众。把花样玩儿给观众看,至少还是个说法。

以后的节目,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谈话秀。对于节目组而言,从早期的纪录片样式,到纪录与访谈相互穿插,到演播室访谈与表演环节穿插,再到演播室谈话秀,一年多里,变化不可谓不大。无论是编导还是主持人,要做到快速适应和自如把握,显然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现在,大家要共同面对一个崭新的课题:如何才能秀好看呢?

同样面对人物,主持人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交流方式。《面对面》的王志是一种,先验地预设了对所有人的不信任,将质疑进行到底;《鲁豫有约》的鲁豫是一种,只适时引导,将倾听进行到底;《艺术人生》的朱军是一种,将提问包裹在交谈之中,重在情感氛围的构建;张越的访谈也是一种,在她的一系列边缘人物的访谈中,彼此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构成访谈过程的最动人之处。

不同的方式依据不同的心理掌控,并将导致完全不同的语言模式和镜前状态。那么《名将之约》应该是那种方式?

节目组从来没有明确讨论过这个问题。制片人既欣赏王志冷面杀手似的穷追不舍,也欣赏朱军场景热闹的亲情氛围。她有时希望我单刀直入,富有对抗性,更多地又要求我亲和些,再亲和些。

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确实是依据每个主持人不同的特性和节目需要决定的。没有哪个主持人能离开自己的性格底色和风格特质而“博采众长”,也没有哪个节目能够把其他同类节目的长处一网打尽。

从新闻播报台走向谈话秀场,这是一个不小的跨度。我知道国外的很多同行都这样跨过,而且一直跨着。通常周一至周五,他们在新闻的主播台上,周末再兼做一个带观众的谈话秀,内容大多和时事政治相关。

我和他们的不同,是我做的不是一场新闻时事谈话,而是在新闻之外,做了一个人物谈话秀。

我认为,不论做什么节目,有过新闻训练的主持人,拥有的储备和在其他不同类型节目中可能呈现出的能力,同没有训练的人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除非他只是一个播报匠,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他所播报的内容,没有真正关注过时事政治,没有认真思考过与之相关的各色社会问题。而只要是一个对新闻真正投注了情感和思考的人,通过对新闻时事的长期关注和主动思考,他的大脑应该是灵敏的,他的思维应该是开阔的,他的观察应该是细致的,他的思考应该是深入的。拥有这样的训练,新闻带给他的就不再是拘谨,不是换了场景就畏手畏脚不知所措,而应该展示出沉着的理性力量,和以这种力量为支撑的纵横捭阖的自信与自如。

按照一般的标准,我能歌善舞;按照一般的标准,我能说会道;按照一般的标准,我聪明伶俐;按照一般的标准,我身姿窈窕。甚至,按照一般的标准,我还有点幽默(不好意思,这样地喷自己的鼻血)。在这些基础上,再加上我的新闻底子,我大约能够比较好地把握一个秀场。我所具备的这些条件和特质,大约秀场都需要吧。

痴人说梦一般,我一直想象着这样的秀,而体育冠军人物访谈应该是个不错的秀场。这个群体有超人的意志力,这是一般大众愿意学习和效仿的;这个人群个性鲜明,许多人才思敏捷,都是人中极品。用多种手段、多种方式接近他们,揭示他们,展示他们,应该会是不错的人物秀吧。

以我的个性特质,我真的希望这是一个真正有质量的励志秀。

我认为,制片人也应该是这么想的。

在秀场的聚光灯下,我不是一个拘谨的人,我需要寻找的只是一种放开的途径和方式,以及放开之后的分寸。因为长期的训练,我知道在新闻主播台上的每一个尺度,我要做到的就是在秀场也有漂亮和精当的尺度。

在心里,我又给自己定下了十个人物的时间。按播出时间统计,一周一个人物,也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两个多月,不是说自己一定能做到多么精彩(完全不可能),而是给自己和观众一个交待:跳开主播台,徐俐也能走进秀场。在获取这个资格之后,我会带着新闻训练的底子,按照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去调整,去修正,去进一步乃至自由地发挥。

改成谈话秀以后,《名将之约》有了一段短暂的稳定期。

中宣部李东生副部长看到的节目,大约都是这个阶段录制的。面对我的摇头,他说,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一个月的节目中,有一期人物精彩就相当不错了。做人物太难了。

关于我做《名将之约》节目所有的意见反馈,历时一年多,到这时候已经泾渭分明。有相当说好的,也有相当说不好的。说好的,大都因为看到了其中好的部分;说不好的,就觉得我莫名其妙,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节目,太不适合。

对于那些现场好、后期制作也流畅的节目,我一直怀有深深的记忆。比如富有人性之美的桑兰上下集,直到几次重播以后很久,我还在收到观众来信。比如同王军霞和桑雪的对话,连同调动的现场气氛,真的是生气勃勃。而另外一些节目,自己在现场觉得不错,可一看播出,又满不是想象的那回事,沮丧之情简直无以言表。

我喜欢朴素、流畅,情感源自内心,而绝不花里胡哨的东西。尤其是人物节目,没有比真实和朴素更好的了。真实才有力量,朴素才是美的至高境界,所以我反对一切看似颇具匠心,其实又格外刻意人为的技法,哪怕这个技法仅用于节目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