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里最俗的事情之一，就是所谓“名人出书”，一时间“名人出书热”几乎成了大众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尽管如此，却还是没能阻挡住更多大大小小的名人以各种理由、各种角度、各种形式出书。

尽管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名人”，被一些人知道、认识，也不过是职业的特殊性使然。２００６年“春晚”的小品里，宋丹丹说“没有绯闻的名人，那不是真正的名人！”尽管有婚姻的变动，我依然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媒体的视线之外生活，就足以证明我的“名”远没有大到具有市场利用价值的程度。但尴尬的是，如果我动笔写书了，却又逃不脱被归入“名人出书”之列的命运。所以，这几年里，凡议及写书的话题，便总有朋友提醒：你的屏幕形象十几年来不惹尘俗，别在写书这事上落了俗套。

其实六七年前，就有对我过去的文字有所了解的出版社编辑约我写书。如果那时写了，虽然未必大卖，但至少不用顾忌惹来非议。可那时不管别人如何怂恿，我里外都下不了决心。在我的心里，写书是件神圣的事情，没有特别的感悟或特别的才情，最好不要尝试。我想这和我从小对文化和文字的崇敬有关。我从小不是一个多么浪漫的人，如果说在我少女时代的朦胧憧憬中，对未来的爱情曾有过什么想象，就是希望我的爱人是一个“导师”，可以在人生与文化方面都予我以指导。而可以充任这一角色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有深厚的文化和文字修养。爱人如此，书更当如此。因此在我的概念中，书，即使不是神圣的，至少也是严肃的，或则给人以教益，或则给人以启迪，至少也要给人以文字或意境的审美愉悦。我从不认为那些拉拉杂杂、东鳞西爪的生活片断，也有资格拼凑成书。虽然也曾被人夸为才女，在长沙台时也曾有文章在全国散文类评奖中获得过一等奖，但是在没有确信自己有足够的人生感悟可以示人之前，我找不到说服自己提笔写书的理由和勇气。

现在之所以提笔，一是女人年过四十，一面还在执著不已地向往着更美好的未来、更广阔的前景，甚至更优雅的形象和更美好的爱情；另一方面，也分明有另外一只眼睛开始回望过去。以往那些因为一往无前而被留在身后的脚印，竟也勾勒出自己从未留意和思考过的人生轨迹，并呈现出某种让自己都颇为意外的人生意味。少时常感佩长者的睿智与通达，自己虽然至今不敢做如此想，但套用那句“经历也是一种文化”的熟语，大概“经历也是一种智慧”。有智慧者，可以反观自己，可以思考人生；可以反观自己、思考人生者，可以写书。

促我提笔的另一个动力，来自于中信出版社的编辑符红霞女士。偶然机会下的晤谈之后，红霞极诚恳地对我说：写吧！你既不是卖名气，也不是卖隐私，而是把你的人生感悟写出来，与和你有着同样或相似经历的人们分享，这多有意义！

除了她的诚恳之外，“分享”这个词打动了我。如果说我过去对书本所赋予的教益、启迪之类的重任，让我视自己提笔写书为畏途，“分享”的概念则把我从自己堆砌的高台上放了下来，即使是那些曾经让自己觉得过于琐屑的片断，也会作为无法忽略的经历，在自己的人生中扮演特定的角色，而使自己的生命变得真实和丰富。这种真实与丰富，恰恰可能会在分享的过程中，成为大家共同的经验。几乎与红霞提示我“分享”概念的同时，我被朋友拉入博客的行列。短暂的博客经历中的亲历和旁观，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现在的人们是多么地渴望和需要分享。或许在这个日益丰富和快速的世界中，每个人的个人经验，都是片面、单薄和有限的，如果不借助于分享他人的经验和见识，每个人都将无法了解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多么奇妙而广大，而这个广大世界中的人生可以多么丰富多彩。况且以我的观察，越是那些访问量上百万的热门博客，越是少见贩卖隐私或攻讦谩骂，多的倒是主客之间的交流与分享。这样的发现，更让我觉得红霞给了我一个最好的理由。

当然，分享需要条件，过于苍白的人生，缺少与他人分享的资本。在这方面，我稍感宽心：我比很多人年轻，但比更多的人年长；我的人生不如很多人精彩，但比更多的人丰富；我不如很多人活得壮烈，但比更多的人活得认真。我是个试图活得精彩的职业女性，我对职业的在意，对感情的期许，对人格的珍视，对日子的会心等，都是我生命质量的重要构成。或许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太多人动辄宣布“看透了”的时代，我依然固执地不放弃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信心，依然保持着眼睛和心灵的清亮，依然保持着理想主义的激情，以至于那些比我小了十几二十岁的同事，都时常不无惊讶地打量着我，说我是难得一见的拥有精神洁癖的“稀有动物”。

本着如此分享的愿望，我在坦诚，也在坦然地书写自己。

对于女人，人们有无数种评价的标准，对我而言，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更多的还是判断她的态度，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态度。女人如何对待他人，实际是在塑造自己。女人是一种态度。书名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