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宁东·回首碧雪情·第十八部
第十八部
蒋梅笙是在一九四二年年底去世的；一九四三年对碧微来说，却是更不幸的一年。
蒋梅笙一辈子献身教育，上海沦陷后，不满日军统治下的教学环境，跋山涉水来到重庆；妻子戴清波却因为年老体衰而无法同行。开始的一段日子，老太太一个人还能勉强撑着既孤独又贫苦的生活；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碧微的二堂兄把老人家接到南京就近照料。父亲去世的噩耗，碧微一直瞒着母亲，怕母亲受不了打击；可是好一阵子没有丈夫的消息，老太太抑郁之下，竟然中风在床，拖了没多久也过世了。
这是九月里的事；前后才九个月的时间，最亲的父母相继撒手人寰，碧微的伤心是可以想见的；她终日以泪洗面，甚至连精神都恍恍惚惚的。回想起二十六年前跟悲鸿私奔，父母从一开始就原谅了她；后来倒是自己不能原谅自己，尤其是这些年和悲鸿一直处在濒临决裂的境地。
碧微也曾憧憬，在战争结束后，她要为两位老人家多尽点孝心，至少守在二老身边，陪他们度过一个宁静安详的晚年；可是天不从人愿，二老都没能等到那一天……
三个月后，另一件让碧微伤心的事发生了。
这一天，道藩到碧微家里，碧微失神落魄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封信，满脸痛苦地直摇头；道藩都走到跟前了，她似乎毫无感觉。
“怎么了，雪芬？……谁的信？”
道藩猜想一定又是什么不好的消息；刚问完，他一眼瞥见了信封上“四川省政府教育厅”的字样。
“是子杰的信？是不是伯阳怎么了？”
道藩是敏锐的，一猜就猜到了；碧微点了点头，把那封信递给了道藩。看完信，道藩愣住了；他只猜对了方向，事情本身却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碧微突然有点歇斯底里的；她拽住道藩的手：
“为什么？老天爷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
“你先冷静下来，不要太激动，更先别生气……这些都没有用的。”
“我怎么能不激动？怎么能不生气？好不容易把他身体调养好，……平常不用功读书，重庆的高中考不上，托子杰带他到成都去，好歹混了个学校念，可是他现在居然又不念了！……他还不满十六岁啊！”
“从军也没什么不好，国难当头，我要是有个儿子，说不定还鼓励他从军呢！我这绝不是说风凉话，也不是故意安慰你；孩子有孩子的看法，他既然都已经这么做了，你着急有什么用？”
原来郭有守在信上告诉碧微，伯阳突然留言出走，加入青年军去了；碧微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眼看碧微又气又难过，道藩只能尽力劝她。激动的情绪好不容易稍稍平静了下来，这会儿碧微眼神里充满了无助与无奈；她不再歇斯底里，却开始喃喃自语：
“是他父亲的错！……还有我！……两个孩子从小就没得到过温暖！一个残破不堪的家，一个永远不在家的父亲，一个精疲力竭的母亲，能奢望他们像别人家的孩子那么成器吗？能怪他们对这个家没有感情吗？”
“你不要说得那么严重，也不要太自责，我刚才说了，从军未必不是男孩子的一条好出路。我知道你舍不得伯阳，但这都已经成为事实了，你要面对它、接受它……”
这些话碧微听不进去；此刻她所气恼与怨恨的，已经不单单是伯阳从军的事实，更是多年来这个残破的家带给她和孩子的无尽伤害。而道藩所能劝碧微的，也仅限于此；他知道自己不便再说些什么。
一个星期天的下什，重庆文化会堂一间办公室里。大办公桌后面的空间很宽敝；道藩的椅子往后移到离办公桌至少有七八尺之远，他的左前方摆着一个画架。道藩神态悠闲地望着桌子对面的碧微：
“心里都准备好了吗？”“这句话得问你自己！我反正就只这么坐着，充其量当几个小时的石膏像罢了。你呢？……紧不紧张？”
“紧张还能画画吗？我心里唯一嘀咕的是别把你画成丑八怪！”
“是丑老太婆了！”
两个人都笑了。
道藩现在是中央文宣部的部长，办公地点就在这文化会堂里面；不久前女儿丽莲身体不舒服，医生诊断的结果是肺部衰弱，不适合长期住在湿气重、阴雨不断的重庆。夫妻俩商量之后，道藩安排素珊带着丽莲到兰州休养。
道藩一个人暂时不需要住大房子，他搬到了文化会堂楼上的宿舍里；两个大房间，相当舒适。唯一不方便的是三餐问题；碧微说服了挺会做菜的史坤生辞掉工作，过来照顾道藩的起居饮食。伯阳和丽丽不住在家里，蒋老太爷又过世了；史坤生觉得家务事要不了两个人帮忙，因此他留下同弟，自己在外面找了工作，好减轻碧微的负担……
碧微进城的次数多了，她经常来看道藩。前一阵子道藩突然心血来潮，替碧微画了几张素描；重拾画笔的感觉不错，他决心要好好为碧微画张像。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这时候史坤生端进来一壶煮得好香的咖啡，盘子上还有些点心：
“部长！徐太太！先喝杯咖啡、吃些点心吧！”
“谢谢你，坤生！在部长这儿还习惯吗？”
“习惯！习惯！平日我也没什么忙的，就是做做菜、整理整理两个房间，部长跟您一样，从来没把我当下人！”
“部长工作繁重，最需要的就是营养跟休息，坤生！这就得靠你了！”“我知道！徐太太！我一定好好伺候部长！”
史坤生看了看那个画架；他知道部长今天要完成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那不是公事，却一样重要。
“部长！徐太太！没事我就先下去了，徐太太！您爱吃的螃蟹我买回来了，是部长交代的。”
史坤生笑着出去了；道藩望着那一身憨厚的背影，他有感而发：
“人总是这样的，你待他好，他必定会回报你。雪芬！真要谢谢你让坤生来照顾我。来！喝咖啡！”
道藩在杯子里倒了咖啡，两个人喝着、聊着，准备面对接下来几个小时的挑战。让别人替自己画像，这在碧微来说不是新鲜事；当年不只是悲鸿，在国外的时候也让洋画家画过。
一想到悲鸿，碧微就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素珊。
“兰州这几天有信来吗？丽莲的病情好些了吧？”
“嗯，她是好多了……”
道藩先回答碧微的第二个问题；因为那等于也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然后，道藩有了一点踟蹰的表情。相知的两个人彼此之间是非常敏感的；碧微的眉头挑了起来：“怎么？信上说了什么？”
“连着两封信……她把事情说穿了，也把所有的问题全提出来了！”
道藩不想瞒着碧微，但他也不愿意细说；沉默了几秒钟，他摇摇头、叹了口气：
“慢慢再说吧！我会谨慎处理的。”
碧微也没有再追问。道藩说了要慢慢地、谨慎地处理，碧微绝对信得过；虽然她心里急着想知道详情。有一段时间了；道藩提起过好几次，素珊像是已经发现了什么，但没有挑开来，这反而更难处理。
一九四四年二月九日，贵阳的中央日报上注销了一则特号字体的广告：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志趣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其间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徐悲鸿谨启。
紧接着在三天之后，二月十二日，另一则启事出现在报上：
徐悲鸿与廖静文在贵阳订婚，敬告亲友。
二十几年前在巴黎以资深留学生身分照顾过悲鸿和碧微的刘大悲，这时候在贵阳经营农场；他剪下报上的广告寄给碧微。巧的是，中国美术院正在重庆的中央图书馆举办画展；碧微带着剪报到正要举行揭幕典礼的会场当众传阅，并且狠狠地撂下几句话：
“徐先生一再侮辱我，他毫无理由这么做！这一次我绝不容忍，我要控告他！控告的不是他的重婚，而是他侵犯了我在社会上独立生存的自由！”
碧微的语气和手势都像是在发表一篇演说；在场大多数中国美术院的同事是悲鸿的学生，他们都面面相觑。不知道是谁低声说了一句：
“听说徐先生今天要从贵阳赶回来亲自主持这揭幕典礼……”
没一会儿，悲鸿真的出现了！看到碧微在场，他一脸的尴尬；一伙人提议典礼之后为画展庆功聚餐，悲鸿托辞另外有事得先离开。
庆功宴摆在中国文艺社；悲鸿的学生们频频向碧微敬酒，代替他们的先生向徐师母陪不是，也有几个刻意地替悲鸿缓颊。看到年轻学生的一片赤忱，碧微不能不感动：
“徐先生的种种行为实在不可原谅；可是你们也都是我的朋友，我要是采取什么激烈的行动，又觉得对你们过意不去。我虽然已经决定不再顾全徐先生的面子，但我不愿意失去你们的友谊；衡量之余，我想我也不会让他太难堪……”
碧微意犹未尽，喝了一口水，抓住机会继续她的“演说”：
“其实，徐先生的举动不但轻率、幼稚，甚至还缺乏起码的常识。第一次他为了孙韵君而登报跟我脱离关系；假如那一次真有法律上的效力，这一回他哪用得着为了另外一个女人又登第二次报纸？他应该要明白，这种广告登一百次也是白登，喝过那么多年的洋墨水、在大学里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年纪一大把，连这么一点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你们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我瞧不起他！”
学生们的脸红了；不知道是喝酒喝出来的，还是听演说听出来的。创设中国美术院是教育部长朱家骅促成的；碧微在这位相当器重悲鸿的长官面前告了一状：
“您一向爱护徐先生，当然不希望见到他因公害私、做出有损于中国美术院声誉的事。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我能够容忍的程度！”
朱家骅皱了皱眉头，他的反应是：“我看，悲鸿真有点神经不正常了！”
十六岁的丽丽住在学校宿舍，回家听说了这件事，她写了一封信给父亲：
“爸爸！为什么您每次追求一个女人，就要登报跟妈妈脱离关系一次？如果您还要追求十个女人，岂不是还要登报十次？”
悲鸿一九四二年年底，在桂林替中国美术院招考图书管理员，他亲自主持口试，录取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那就是廖静文。
悲鸿把廖静文带到重庆，不久后两个人开始同进同出；蜚语流言早就传了开来，只是碧微不愿意再花心神去在意这种事而已。但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让碧微实在无法再忍下去；此刻她心里对悲鸿只剩下了一个“恨”字。
悲鸿正式提出离婚的要求了；他委托律师沈钧儒和碧微展开谈判。
当年“光第小集”十几个朋友当中的端木恺也是有名的律师；碧微就委托他出面和对方交涉。
这一天上什，碧微应约到了端木恺的事务所。端木恺拿出一个档案夹，封面的客户名字写着“徐悲鸿、蒋碧微”，案由是“离婚”；整个夹子薄薄的，因为这个案子才刚开始。
彼此是老朋友了，端木恺直接把档案夹递给碧微：
“沈律师回信了，就是最上面的那一张。”
碧微很仔细地看了两遍，特别是端木恺用铅笔在旁边画着线的那几行字：“有关蒋女士所提赡养费一百万元及徐先生画作一百幅之要求，徐先生已原则同意；至于其一子一女之教育费，经审慎斟酌以每月各付给二万元为准，子女二人全年共付给五十万元。”
这是碧微和端木恺商量之后提出的要求：一次付给碧微一百万，外加悲鸿的一百幅画；孩子的教育费由悲鸿自己衡量决定金额。当然，这只是两位律师之间来往的信件；信上商谈的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则性问题，而且只是代表双方做初步的意见交换。
碧微把档案夹交还给端木恺；端木恺用文镇压在翻开的那封信上。
“我看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没想到还挺顺利的。碧微！你要是没有其它的意见，我就回信给沈律师，请他通知悲鸿，双方约定个时间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把必要的手续办了。”
碧微看着摊开在桌上的那封信，没有立刻回答；她像是在沉思着什么。“碧微！你看怎么样？”
“喔，对不起……你看着办好了，反正一切由你全权处理。”
碧微沉思的倒不是双方协议的内容，而是她无法接受这整件事情。碧微当然想到过离婚，但那绝不是她的本意；而她并不主动要求离婚，却又绝不是对彼此的复合存有一丝一毫的希望或幻想。她早就告诉过自己无数无数次，离婚只不过是把两个人早已分开的这个事实名分化、合法化而已。
名分化，对碧微来说，这代表着她从此不再是“徐悲鸿的妻子”；而合法化，则是完成法律上的必要程序。她甚至曾经玩笑式地想过；其实反过来说，结婚不也一样？不也只是让一对男女生活在一起的事实名分化、合法化？
男女之间什么才是真正的保障？无论结婚或离婚，就凭那一张纸吗？碧微无言地苦笑了。
重庆沙坪坝的一家饭馆里，悲鸿也许多喝了几杯酒，情绪开始激动：“她简直是敲竹杠！我哪来那么多钱？那是律师的意见，我根本没答应！”这是悲鸿和廖静文请客吃饭，请的是几个老朋友；徐仲年、宗白华、吕斯百都在座。
对悲鸿和碧微之间的恩恩怨怨，最觉得尴尬的是他们的一些老朋友；而且交情愈好，尴尬的程度也愈深。当年在南京如此，这会儿在重庆还是一样。
二十几年的夫妻闹成这个样子，再好的朋友都没法插手；何况，该帮着谁劝谁？稍不留意，铁定落个两面不讨好。身为朋友，开始的时候当然得尽力；但已经拖了那么多年，谁还有那股傻劲？这一天晚上参加饭局的，没有一个人不觉得尴尬；宗白华衡情度势，他给了悲鸿几句忠告：
“想开一点吧，悲鸿！要换做是我，哪怕拼了老命多兼点课、到处多做几场演讲，还可以多写几篇文章反正得赶紧解决问题就是了！再说，你早就是大画家了，多画几幅画不就成了？何必呢！……仲年兄！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没错！悲鸿！你要分清楚事情的轻重和大小，你的目的是离婚，为了那些枝枝节节的小事伤和气，你划不来呀！”
“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有多累？光那一百幅画就够我伤脑筋的了！其中有的还是她硬指定要的，当然是比较值钱的，死要钱嘛！而且我手头哪凑得齐一百幅？只能拼命画，可是还有那么一大笔钱，哼！我偏不答应，大家走着瞧好了！”
吕斯百毕竟曾经是悲鸿的学生，他一听不忍心了：
“徐先生！您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别太累了，上回您住院，可把我们吓坏了！”
悲鸿不久前脸部突然浮肿，经过检查证实是肾脏的毛病，而且影响到心脏，甚至形成了血管硬化；在医师坚持之下，他住了几个月医院。
听吕斯百这么一提起，宗白华看了看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廖静文：
“廖小姐，这可是你的份内事啰！”“我知道……”
“欸欸欸！白华兄！别把廖小姐吓着了！而且，上回悲鸿住院，廖小姐可是每天晚上打地铺、陪在悲鸿病床边上啊！”
徐仲年眼看廖静文有点腼腆，赶紧替她解围。他看着廖静文，宗白华也看着廖静文；唉！才刚二十岁出头，要不是碧微结婚十年了才生孩子，丽丽恐怕都比这个女孩子来得大。
文化会堂楼上的房间里，道藩满脸的尘埃，满脸的悲戚；短袖便服的左臂上别着一块麻布。
地上躺着一口皮箱；碧微正帮着把皮箱里的衣物拿出来。“你一定累坏了……要不要躺着歇一会儿？”
碧微边整理东西边抬起头问；道藩无力地摇摇头，碧微心疼了。
史坤生泡了一壶茶进来，小心翼翼地把茶杯放在小茶几上：
“部长，您喝茶……您请节哀！”
道藩无力地点点头；进房间好一会儿了，这时候才听到他吐出两个字：“谢谢！”
史坤生退了下去。
望着道藩脸上一时显然还挥不去的尘埃与悲戚，碧微的心更疼了；她不得不把心里想着的一件事暂时搁下来。自从证实素珊已经发现了道藩和自己之间的感情，碧微心里一直非常不安；除了长久累积下来的愧疚之外，更添上了重重的畏惧和忧虑。
碧微担心的是，道藩公务繁重，经常东奔西跑的；原来就瘦弱的他，在身躯劳累之余，又多了一层精神上的负担和情绪上的煎熬，他怎堪如此折磨！碧微害怕的是，万一素珊把事情公开了，甚至于因为想不开而有什么傻念头，那么道藩所有在工作上的成就都将毁于一旦。依据碧微对素珊的了解，这种臆测不是凭空的。
因为素珊是属于那种含蓄的女人，是属于那种宁愿隐忍一切的妻子；当她终于不再含蓄、不再隐忍的时候，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无法估计的……
碧微强烈地想撤退，从情感上彻底地撤退；最近她这种意念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来得强烈！
可是她终究不能；尤其是道藩在这个节骨眼上遭遇了丧父之痛。道藩在一九四四年一月里，奉了蒋委员长之命到云南、贵州、广西一带，慰问从日本占领的中南半岛和星马地区逃回祖国的华侨。那一次长达两个月的辛劳旅程当中，道藩曾经顺道回贵州的盘县探望年老体衰的母亲；没想到半年之后他又回去了，这一次却是为了奔父亲的丧！由于礼俗上的安排煞费周章，再加上墓地的谨慎选择也颇耗时日，道藩这一趟来回又是两个月，心力交瘁是不用说的；碧微怎么忍心在这个时候做出离开道藩的决定？碧微很自然地想起两年前自己痛失父爱的种种感觉。那时候，她和此刻的道藩一样，孤孤单单的，只有道藩的手在一旁搀扶她。
碧微体悟到了，这时候的道藩，也正需要自己伸出手去搀扶他……
“我让坤生做了几样你爱吃的菜。我看你还是勉强歇一会儿吧！饭菜准备好了我叫你。”
“谢谢你，雪芬！”
道藩终于哭了出来；是一个四十多岁中年男子的哭声，听起来比孩子的哭声还来得凄凉。
碧微眼角也挂着泪珠；她走到道藩椅子旁边，俯下身，紧紧搂住他……
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晚上，碧微陪着道藩在附近散步；道藩的精神已经开朗多了，脸上似乎也长出了一点肉。碧微看着看着，不自觉地笑了出来；道藩被她笑得一头雾水，连忙在自己脸上东摸摸西摸摸的：“怎么了？我脸上长了东西啊？”
“哈哈……没错！是长了东西啦……肉！长了肉！你自己没瞧见那天回来的时候有多憔悴！还不止是皮包骨呢！”
“别老是拿我这把瘦骨头寻开心，好不好？”
“那你就得养胖一点。”
“是！遵命！”
这两个字可让碧微的脚步停住了；她有心挪揄道藩：
“欸？我倒要问问你，最近你怎么不让我命令你啦？”
“没有啊！我还是一样，要你命令我！命令我！一直命令下去！”
“得了吧！…我不提这两个字，大概你早忘了！你说！有多久了？”
“是……有很久了，……两个多月吧？”
“你耍贫嘴！”
“雪芬！……说正经的，你这么一提，我倒有了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
“那些信！我写给你的，你写给我的……”
“那些信又怎么啦？”
“抄下来！……你把我写的抄下来给我，我把你写的抄下来给你！”
“你这是在绕口令啊？抄下来干嘛？”
“保存起来呀！这么一来，你写的、我写的，都各有两份；将来万一……万一有了什么闪失就不怕了！”
碧微的脚步又向前踩着；她在仔细咀嚼道藩的这个主意……道藩跟上她的脚步：
“你听我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写一本书，不管是你还是我，我们要把这些信都写进去！”
“那有多少啊？”
碧微胡乱猜想着，是啊！到现在为止，加起来恐怕都有一二十万字了吧！不过，道藩这更进一步的主意确实不错，她喜欢！
道藩突然望着远处，刚才那兴奋的笑容收了起来，换上了一脸的严肃：“你知道吗？雪芬！我们那些信最珍贵的就是那份真实。我们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从不做作，也从不隐瞒。也许因为如此，会有一些不通顺的文字、会有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内容，但这些都可以修修补补、删删改改，我们写出来的书一定棒极了！怎么样，你同意吗？”
“嗯……”
碧微也跟着兴奋了。她幻想着、也琢磨着；她同意了，她要去做……
突然，碧微又停下脚步；脸上有着诡异却甜美的笑容：
“你一连有了两个好主意，我佩服你，但心里又不服气。所以，我现在出个谜让你猜，要不然，今天晚上的锋头都让你抢尽了！你猜对了，我送你一千个吻当奖品；要是猜不出……哼！罚你三个月不许吻我！”
道藩好奇了，也跟着不服输了；碧微都还没出题呢，他就在心里发誓，一定要猜出来。
“你猜……当我在想你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道藩傻眼了；怎么会是这么一个题目？题目虽然甜甜的，但还真难猜！
“你是站着想……坐着想……边走边想……时时刻刻想……梦里想……”
没有一个答案是对的；道藩每说出一个，碧微就摇头，摇得她自己都想笑了，道藩就是猜不着。没辄了，道藩投降了：
“我放弃了，认输了，你宣布答案吧！”
“笨蛋！来！附耳过来！”
道藩乖乖地把耳朵凑过去；他听到碧微好柔好柔的声音：
“笨蛋！当我想你的时候，我是想了又想的！”
抗战胜利了！
八年！漫长的八年！悲苦的八年！三千多万军民同胞的生命、泰半江山的惨遭践踏、才换来的这个胜利，让人以流不停的热泪迎接它、拥抱它。满街上都是人！人挤人、人推人，但彼此没有一句恶言、没有一个白眼；认识的、不认识的，全都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鞭炮声真能把耳膜都震破了，但这一串还没响完，那一串又已经点燃。带着火花的鞭炮屑迸到身上，勇敢地用手撢掉它；裤子烧了个洞？没关系！买条新的！八年里失落了多少东西，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条裤子算什么？
远处，游行的队伍来了，最前面一辆吉普车的车头上绑着一个日本鬼子的刍像，双膝跪地、双手高举；哼！呸！鬼子你也有投降的一天！
蒋委员长的敝篷座车终于缓缓地开过来了！“中华民国万岁！”“委员长万岁！”千千万万人喊着，那声音比刚才那些串鞭炮还要响上千千万万倍；路边跟着一起抢热闹的美国大兵，对着敝篷车抬起右手臂，指尖贴着眉角，那敬礼的动作好神气！
中国！苦命的中国！你终于扬眉吐气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胜利了，人们回乡了，回家了；端木恺也搭飞机回上海去了，留下了碧微和悲鸿离婚的案子。
碧微不愿意再拖下去，因为她也要赶着回乡、回家；她绝不愿意拖下去。于是她直接到了沈钧儒律师的事务所。
“徐太太！我知道您受委屈了。上回事情没谈成，其实……是我们这边理亏，主要问题出在孩子的教育费上面。”
“怎么？是徐先生自己提出来的，难道他还能反悔？信是你这位大律师写给端木律师的，你们做律师的难道也跟着不认帐？”
沉钧儒一听这话紧张了，这可攸关自己的声誉和往后的业务；他忙不迭地详加解释：
“徐太太！不瞒您说，一个孩子每个月两万块钱的标准，是我建议徐先生的。当时您跟端木律师把这个项目交给这边开口，我就到处打听，依您的少爷跟小姐的年龄，……我是说，一个念中学的孩子，平均一个月是得要两万块，因此我才建议两个孩子一年五十万。不过我事前没有告诉徐先生，因为我认为这个数字合理，所以就直接向端木律师提出来；谁知道徐先生后来不肯答应，他觉得这个数字太高，所以……”
原来是这么回事；碧微正想着这话怎么该谈下去，沉钧儒又开口了：
“徐太太！您二位不要离婚好不好？”
“那又为什么？你是徐先生的代表人，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答应离婚，是为了徐先生好，是为了成全他跟廖小姐！”
“可是……您跟徐先生真的就一点情分也不剩？……真的完全不可能破镜重圆了吗？”
碧微这才知道，律师也有劝合不劝离的；她笑了笑：
“很抱歉！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是绝不可能回头的了！”
沉钧儒没接话，他看得出碧微的坚决；这时候碧微决心把话说清楚：
“沈律师！徐先生跟我这件事已经拖了十四五年了；抗战都结束了，我一定要在回南京之前把手续在这儿办好，我绝不把这个问题带回去！”
沉钧儒没再说话；他点点头，明了了碧微的底线。
一九四五年的最后一天，悲鸿和碧微在一个朋友家里签下了离婚协议书；距离悲鸿带着碧微从上海离家出走的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三日，前后二十八年七个月零十八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