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杨子和宋一平如约来到吴州机械厂。
杨子是第一次进方伟的工厂，第一印象就是感觉拥挤，厂区道路本来就狭窄，两旁还到处堆放着铸件和半成品，几乎见不到一处像样的空地，绿化更无从谈起了。
方伟和总工程师卓米蒂陪同杨子先去生产车间察看。因为是星期天，除去几个加班的机修工之外，里里外外都显得空空荡荡。几个人先来到金加工车间，一走进车间便闻到一股混杂着铁屑和机油的气味，车间内通道一点都不畅通，零件凌乱地摆放，有不少地方都被待加工的零部件占了路面，方伟显然没有对杨子的到来做刻意的文明生产安排。
杨子问宋一平，以前有没有来过方总的工厂？
宋一平大惊小怪地说，什么叫有没有来过，我经常来！每年都要来好几趟！吴州有一个浙大同学会，我和方总、卓总早就熟悉了，方总还是副会长呢！
杨子笑笑说，你还经常来呀，那一定能够代表方总卓总给我介绍了，我就先听你说。
宋一平不由有点脸红，忙说，那不行，我领着走一圈还不成问题，让我作介绍就班门弄斧了，你还是听方总卓总介绍吧。
杨子笑道，看来你还是不能到这里混饭吃，工厂的饭不是那么好吃的。你瞧，这车间里大大小小有几十部机床，我一部都叫不上名来，你比我好些吗？恐怕也是半斤八两吧！
方伟听得直发笑，心想这两人真是一对好冤家，碰到一起怎么总有抬不完的杠。
宋一平并不示弱，以退为进说，杨副市长，我还真让你见笑了，我这个人到了工厂还真是不敢乱插嘴，生怕说错嘴出洋相。你是市领导，见多识广，一开口就知道这些个铁东西叫机床.我可不敢这么叫，我见到这些个铁家伙都统称机器，你借我个胆子也不敢叫它们是机床.我听人说这机床里有许多名堂，什么卧式的、立式的、车的、磨的、刨的、铣的、镗的、钻的、常规的、数控的，名堂实在是太多.我每次来都看得眼花缭乱，听多少回也记不住，所以从不敢乱叫，生怕方总和卓总背后笑我无知无畏。
杨子故作惊讶地说，呵呵，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竟然也有谦虚的时候，真是太难得了，我还以为你是万宝全书呢！还是谦虚点好，谦虚使人进步嘛。咱俩既然都是外行，那就仔细听方总和卓总介绍情况，一次听个够，听了不能白听，要实实在在思考一点问题。
杨子对方伟和卓米蒂说，一家快经营半个世纪的国有企业，千把口人也就只混了碗饭吃，并且吃得不怎么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企业通过改制到底能不能凤凰涅槃？你们二位今天就放开说，不要有一点顾虑，咱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方伟笑着说，如果真要听心里话，我就不能把你当市领导看，而把你也当作一个企业老总，同坐在一条板凳上，这样才有共同语言。
杨子欣然说，好哇，就坐在一条板凳上，我洗耳恭听。
方伟舒了一口气说，我认为，企业成功与否不单是个体制问题，同样也靠天时地利人和，体制是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家族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哪怕是夫妻老婆店，都有非常成功的范例，同样也有非常失败的范例。企业的生死更替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中外企业莫不如此。但中国国有企业的病症所在肯定是体制上的毛病，并且是通病，是官本位和瞎指挥所至！
宋一平幸灾乐祸地插话，方总，你就检讨自己，不要泛指社会广而告之。你这些话放在十年前，杨副市长会狠狠地批评你，放在二十年前肯定就把你撸了，放在三十年前必定让你吃官司无疑！什么叫官本位？什么叫瞎指挥？简直就是目无领导！是可忍，孰不可忍！
杨子斥责说，你不要指桑骂槐乱贫嘴，你如果跟方总换个位置，你还会骂娘哩！
宋一平笑笑说，好好，我不说，我打住，方总请继续说。
方伟继续说，吴州机械厂这几十年为什么长不大？一句话，企业没有自主权！你可以去问我的历届前任厂长、书记，肯定也同样认为，企业没有自主权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自主权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你刚才问，为什么我们这样规模的国有企业，经营几十年都没有什么大建树，工人也只是混口饭吃。这不应该问企业，应该问问计划经济，板子应该打在僵化的体制上。中国的国营企业没有出息，那是天时出了问题，是僵化的经济体制制约了企业本该有的生机与活力。你纵有天大能耐，也无用武之地。你纵有再好的想法，也只能望洋兴叹。不是我们低能，也不是没有抱负，在这么一个僵化的体制下，是无法催生出类拔萃企业家的。
杨子笑着说，好嘛，大板子全打在体制身上，企业完全无辜。也罢，姑且受之。那么我问你，国企改制之后，你觉得问题是不是彻底解决了，或者说不再有任何制约了？
方伟摇摇头说，“彻底”二字不好说，平心而论，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在自主权上能得到大大提高，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也将得以充分发挥，但这并不表示企业前途从此就一马平川。如果经营不善，或者决策失误，企业也许会死得更快更惨。以前国有企业出了问题，还有国家这口大锅托底，以后再出问题，破产倒闭，恐怕就连收尸都不知道该是谁了。
杨子连连点头说，我同意你这种说法，企业改制只是解决了政企不分、权责不明的体制问题，或者说是解决了天时的问题，而要将企业做大做强，做出效益来，地利人和方面显然还有许多文章要去做。作为经营者，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经营者，恐怕只会感到比以前压力更大，因为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宋一平忍不住又插话说，杨副市长，你说这话还是没和方总同坐一条板凳。国有企业通过改制，生产经营上确是与政府脱钩了，但脱钩并不等于历史遗留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许多问题都还留在企业中，充其量是被一笔勾销而已。
方伟点头笑笑，他当然认同宋一平的话。
宋一平冲杨子继续说，你是市领导，方总姑且听之，不会就此与你理论。我是局外人，不妨替方总辩几句。吴州机械厂有六百多个退休职工，他们的养老部分在职时就积累下来了，换句话说，早已存放在政府账户上，可现在这些人的生老病死费用还得由企业来交纳承担，企业继续挑这副担子。当然，在企业改制中政府将这部份养老所需已提留了出来，也足额留给了企业，这样表面看问题是解决了，也合理了。但这同样也是单向的和强制的，是政府一方所为而非企业所愿。我如果是企业老总，是绝不要这份资产和这些退休职工的，这个包袱没有理由让改制后的企业继续背下去！完全是政府强加给企业的霸王条款嘛！
方伟笑着问宋一平，你说的不错，可行得通吗？资产不要，老职工也不要，干净是干净，也坚决彻底了，可那些老职工留给谁呢？留给政府？政府又能把他们给谁？还得让企业出钱来养，你如果是企业老总，恐怕也只能接受而已。除非你不当这个老总。
杨子赞赏地说，你听听，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该说的话，这才叫觉悟。政府出台的政策并不全都是上上策，有的也是属无奈之举，特别是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许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时人的觉悟就很可贵了，没有觉悟，没有责任感，斤斤计较的人是做不成大事的，方总就是一个能挑起大梁的人。
宋一平一脸怜悯地说，方总，杨副市长这是在撸你顺毛，你千万别飘飘然。市领导的表扬可以当酒喝，不能当饭菜用，要吃饱肚子还得靠真金白银。我这可是肺腑之言哪！
方伟说，那就要看什么样的领导说什么样的话了。对企业来说，能吃饱肚子再有一杯酒喝，就非常心满意足了，百姓有酒醉，皇帝万万岁嘛。
几个人边看边说，都显得非常轻松。在金工车间转一圈后，就来到装配车间。杨子一走进装配车间，眼前不由一亮，装配车间的文明生产明显要好于金工车间，几千平方米的车间内，齐刷刷地排列着几十台待装配成台的车床。
方伟简单介绍说，装配车间主要有两大类产品，一种是普通型C6140车床系列产品，占了产量的大部分，另一小部分是数控机床。前者以内销为主，后者以外销为主。两种产品一年的销售额在七八千万元左右。
杨子问，数控机床为什么外销为主，是国内的企业不习惯于数控机床，还是嫌价格贵？
方伟说，数控机床在国内也有一定市场，但目前还成不了气候，主要是受制于价格，数控机床比起普通机床要贵许多，不少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从成本角度考虑，就会选购普通机床，甚至还会到旧货机床市场淘些旧机床用。
杨子断然说，这种市场应该被强制取缔，就像报废汽车不允许再被使用一个道理。
方伟说，话是这么说，可真正实行起来就不容易了。车床毕竟不同于汽车，你刚才也看了我们的金加工车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车床基本淘汰了，可六七十年代产的车床也还在用，这些车床其实早已折旧光了，机床的性能和精度都得不到保证。可用旧机床有它的好处，管理费用和生产成本能因此下降，所以能用就用，这是不少中国企业的共同之处。
杨子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数控机床与普通机床的工作效率不可同喻，加工后的零件质量也大不一样，为了节约成本而宁愿舍弃效率和质量，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方伟笑笑说，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
杨子很不屑地说，这种特色还是不要的好，这方面应该向日本学习。最好最先进的设备首先武装自己，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和保证产品质量。
方伟不想跟杨子谈这方面的问题，这同样涉及到政府的税收政策，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明白的。就说，我和卓总有个构想，要在去年的基础上，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递增速度，把数控车床的产量做上去，再积极争取和科研院所联合开发新产品，争取三五年内拥有几个既有自主知识产权又有市场竞争力的当家产品。中国的国有企业被窝在计划经济的榻床上太久了，经过这次改制运动，也该站起来伸伸腰踢踢脚，展现展现自己的风采了。
杨子不以为然地说，江浙一带不少企业每年都翻一番，那才称得上是速度和风采。
方伟连忙解释说，行业跟行业不一样，翻一番是翻一番的行业，比如适销对路的家电产业，一年翻两番也完全可能。机床产业周期性比较强，一年翻一番就不太现实，即使有市场需求，也很难做到，企业内部会有许多方面不配套，比如厂房设备等基础设施的滞后，一些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和采供瓶颈，特别是人力资源的不足，都会成为制约因素。
杨子说，树挪死，人挪活。把你的工厂挪一挪，挪到开发区去，圈地二百亩，搞一次战略大转移，你说前景又会怎么样？
宋一平在方伟肩膀上重重拍一下，问，听清楚了没有？
杨子瞥一眼宋一平说，这个提议是你这位校友出的。他说你窝在城里不会再有大出息，处处都受抑制。我今天看了深有同感，觉得还不是个馊主意。你们觉得呢？
卓米蒂一路上没说过一句话，听杨子建议把工厂迁到开发区去，不由眼睛一亮，脱口说，那还用说，把工厂挪到开发区去肯定是一招活棋！不但能活，还能够活得精神，有活力。我们做梦都盼这一天。
方伟同样感到兴奋，杨子是副市长兼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既是县官又是现管，他能主动提议将工厂搬迁，无疑是一件送上门的好事，给企业解决的是战略问题。可一想到因此带来的巨额搬迁费用，又没了笑容，对杨子说，能把工厂搬迁到开发区去当然好，肯定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可搬厂不是搬家，我们又是重工企业，搬迁成本巨大，钱从哪里来？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连本带利少说也得两个亿吧！我现在只不过是勉强维持着过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的，真要上这么大的技改项目，我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算市里能帮忙争取到贷款，可这么大一笔资产负债，我到哪年才还得清哪！
杨子说，钱的问题找宋一平。他可以帮你通过土地置换的办法，不增加你的资产负债率，如果运作得好，还能赚一点，帮你再添点急需设备。你们是校友，好说话，以后好好向他讨教。今天不谈这件事，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能谈得好的。你们得好好弄个可行性方案，正式跟市里打报告。今天我是来向方总拜师学艺的，方总不会反对收我这个学生吧。
宋一平打趣说，杨副市长从北京来，还不知道吴州的规矩，拜师学艺不能光说在嘴上，得买像样的礼品登门才是，至少也得请客嘬一顿。对了，我有一处好地方可以推荐，金亚大酒店，那儿的鱼类烹饪有顶级厨师掌勺，老板又是方总的同门连襟阿淼，肯定能打折。
杨子停住脚步，问方伟，阿淼是你同门连襟？方伟说是的。杨子若有所思地问，金亚大酒店，金亚房地产，阿淼还有什么产业？方伟说没有了，就这些。杨子笑笑，不再言语。
从装配车间出来后，几个人又爬上办公楼顶层察看工厂全景。杨子指着四周街市对方伟说，有一句话叫螺丝壳里做道场，说的就是你们这样的厂子。看来你们工厂的整体搬迁是迟早的事，宜早不宜迟。待企业改制停当，你们应该立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抓紧规划。
方伟很感动，虽说与杨子初次打交道，却觉得这位新上任的副市长是个能办实事的领导。就说，知道了，等忙过这一阵企业改制，一定尽早商量。
一大圈子走下来，已近中午。杨子对宋一平和卓米蒂说，你们二位辛苦半天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你们先回吧。我没啥事，再去方总办公室拜访一下，和方总一起喝杯茶。
方伟心里咯噔了一下，凭感觉杨子另有话要对自己说，并且八九不离十会是那三百万红股的事。那天晚上，王大妹吵过之后，第二天不但去找了汪主任，还直接找了康书记，闹得康书记都给他打电话，劝他要做好家属思想工作。杨子是副市长，肯定也知道这件事。
果然不出所料，杨子一坐下就开门见山地问，为什么要放弃三百万红股？
方伟问，王大妹也找你了？
杨子说，没有，我是听说的。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放弃，动机是什么？
方伟反问，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上，面对从天而降的三百万红股，面对全厂一千多双职工的眼睛，你选择拿还是不拿？
杨子回避方伟的提问说，我没坐在你位置上，我没有这份感受，所以我才问你。
方伟坦诚地说，那我就畅开心扉说吧。我认为，我无论是在国企当厂长也好，当改制后的老总也罢，都只是一个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代表。钱不论多少，我已经拿了一份薪水，做好工作就应该是我的本份。从工厂的角度看，企业今天所拥有的资产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并非我一人之功。工人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要论功行赏，工人也应该有一份，为什么工人就没有份？这显然是政策性歧视和剥夺！再从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我觉得不拿比拿会更有利，国企改制说到底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只依靠少数几个管理者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国企转制的敏感时期，一夜之间所诞生、催生出来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其弊绝对大于其利，并且其害深远！
杨子笑着说，真理有时候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你觉得自己就是这少数人之一？
方伟摇摇头说，我不觉得自己是少数人，我把自己跟大多数职工的利益连在一起，我就不是少数人。我也不反对市政府从国有资产中提取部分红股用以奖励，奖给那些有成就的经营者。但我觉得国企改制也不应该一刀切，而应当因地制宜，因厂制宜，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应当允许有不同的模式存在，至少在一段时期里应该这样。
杨子沉吟着说，我敬佩你，但不赞同你。一个经营者如果在股权上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在市场经济中，恐怕很难有大作为。轻言放弃，绝不是明智之举。你应该三思而行啊。
方伟坚决地说，这个决定我不是轻率做出的，是考虑许久才做出的。我多次跟职工表示过，我方伟只当改制后的企业老总，决不做改制后的企业老板！省里、市里已有不少经营者拿了政府的红股，我就作为一个另类，不妨也实践一下，无碍改革大局嘛！
杨子叹息说，你是个好人，可你也真够犟的。作为副市长，我的话就到此为止，作为朋友，我想多说一句，个人的良好愿望并不一定都能随愿。国有资产从竞争性行业分阶段退出乃至全部退出，已是大势所趋。你今天凭个人的威望还能当家作主，以后就难说了。以后想要拥有发言权和继续有所作为，现在这个机会千万不要轻易放弃。停了停又说，市里已有打算要继续出售所有剩余的国有股，也许是公开拍卖，也许是协议转让，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总之，都要进行处理。
方伟说，我也听说了，那就顺其自然吧。可我总有点不明白，咱们有些领导说话办事为什么总喜欢跟风，总喜欢走极端？计划经济时期，容不得有人说国有企业一个“不”字，把企业所有制性质提高到吓人的政治高度，与国体政体民族存亡相提并论，谁如果说个“不”字，谁就是异类，就上纲上线抓阶级斗争。现在搞市场经济了，又把国有企业体制说得一无是处，谁如果说还有丁点好，谁就是不识时务，就是思想不解放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我倒是要问，在改制企业中保留一小块国有股对政府有什么坏处？是嫌累赘还是其他什么？咱们不论其他，就论效益。企业如果搞好了，政府也可以得一分红利，为什么一定要分光卖光割光？这种极端的做法到底是左还是右？
杨子笑笑说，你觉得自己是对的，但人家也未必认为是错的。留一小块国有股未必是累赘，未必是左，可不再留也未必是走极端，未必是右。国有股留与不留已经不再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与国体政体也不必再相提并论，这也应该算作与时俱进吧。
杨子和方伟都没能说服对方，但两人的友情和信任却从此建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