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占领租界，小鬼子三顾茅庐想请沈莱舟出山。但沈莱舟宁可关门歇店也不当日本人的“统制会”会长，恒源祥惨淡经营，与职工共度难关，情急之中他甚至想到过做棺材生意。
杜美路（今东湖路），法租界一条僻静而优雅的马路，在它的南端靠近霞飞路（今淮海路）处是犹太巨商约瑟夫兄弟的大花园洋房，现挂上了大公馆的招牌，成了时尚人士的活动场所。在它的北端是杜月笙用金廷荪从卖航空彩票获得的巨额利润中孝敬给他的50万银洋建起的完全洋派的杜公馆（今东湖宾馆）。只不过这幢洋房杜月笙自己一天也没有享用过。
紧挨着杜公馆是一条宽阔的弄堂，并排开进两辆小轿车还绰绰有余。弄堂两边是一幢幢漂亮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绿阴深处有一幢3层楼的小洋房便是沈莱舟先生的公馆，他从上一世纪40年代初叶一直到他去世就住在这里。这幢洋房造得非常讲究漂亮，客厅里面西洋式的圆柱、柚木护板壁、水晶大吊灯、金线勾勒的画框线，画框线上全部雕花，精雕细刻着中国古代的官吏、侍女、马车以及日月星辰。楼前还有个小花园，种着各种花草树木。花园里有一棵白玉兰，每逢春天便开满了洁白的白玉兰花。此外还种着桂树，养着兰花，一年四季花香扑鼻。家里虽有仆人，但沈莱舟喜欢养花，一早起来便在花园里莳花弄草，从不要人帮忙……
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中日两国百万大军在淞沪激战，到了11月末，日军占领了上海。许多人从各地逃到了上海租界，一时租界畸型繁华，绒线生意非常好。沈莱舟细细算过一笔账：经营绒线的流程非常短，从（羊）毛条运到裕民厂到生产成绒线运到恒源祥上柜，只要短短7天时间。于是便大量进口毛条，日夜3班加足马力生产，一时原料供应不上，他还用绒线和别的厂家商号换毛条，一吨成品绒线换三吨毛条。这么一来，着实让他赚了一大笔钱。这段时间他家里人口激增，夫人先后生育了9个孩子，一直居住在法大马路恒源祥店的楼上也有诸多不便，于是便买下了杜美路上那一幢刚刚建成的花园洋房。
但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袭珍珠港后的第二天（12月9日）凌晨，日军随即向驻扎在上海的英美军队开火，炸沉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旗舰彼得烈尔号，美国旗舰威克号向日军投降，日军开进了英美租界；1943年7月30日，日军卵翼之下的汪伪政府又宣布“接收”上海法租界，整个上海处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上海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开始了。
1942年3月27日，上海日本陆海军司令部颁布布告，规定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羊毛制品、橡胶、木材、药品、颜料等18种物品为统制物资，所有库存，非经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发给许可证，一律禁止移动和使用。所谓“禁止移动和使用”，就羊毛而言，说白了就是不能用库存的毛条生产绒线；而即便有了绒线，也不准随便买卖。于是裕民厂便关门大吉，这一关便是3年半，一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与其同时，恒源祥绒线店也陷入了开业以来最大的困境。
这是沈莱舟先生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世事茫茫难自料”。抗战一开始，他就将老大沈玉丞、老二沈辑丞和老三沈文丞送到东山老家，书也不念了，就在家里服侍风瘫在床的祖母，体察人生的艰难。而沈翁氏也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咽下了她最后的一口气，结束了她要强而又苦难的一生。玉丞、辑丞与文丞待在乡下常见逃难的人一拨一拨地从家门前走过，背井离乡，扶老携幼，不知走向何方……日本人占领了租界以后，沈莱舟见时局稍稍稳定，又将这3个孩子接了出来，书也不让他们念了，说是在日本人的奴役下不可能学到什么真才实学。他让老大在恒源祥从练习生当起，学做生意；同时又介绍老二到盛宣怀的孙子开设在现在四川中路汉口路东亚银行上面的协泰人造丝号，也让他去当练习生；老三还小，继续读书。沈莱舟这时候事业已经做得较大，自己有厂有店，在不少厂和店里都有股份，但学徒出生的他相信“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便要自己的儿子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底层做起……整个抗战期间，沈玉丞和沈辑丞一直是在上海做练习生。
其实当时恒源祥也不是什么绒线专号了，而是什么东西都卖，什么生意都做。六神丸、行军散、十滴水这些中西成药；火柴、蜡烛、拎包、雨伞这些洋杂百货；油漆、涂料这些装潢材料，总之，什么赚钱做什么。有一天，沈莱舟先生的一个老朋友找上门来，说是他的一位朋友在柳州屯了一批木材，如果将这些木材买下运到上海做棺材，一定可以赚不少钱。沈莱舟居然也相信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生意经：粮油生意一分利，布匹百货十分利，棺材嫁妆百分利……棺材生意利之厚可见一斑。中国不是还有一句老话吗？叫做“住在杭州（风景好），吃在广州（美食多），娶在苏州（女人漂亮），死在柳州（做棺材的木材好）”。于是他还真的给了他的这位朋友一笔钱，让他到柳州买木头做棺材……自然，一直到抗战胜利，这笔生意都没有做成。
这段日子对沈莱舟来讲是非常艰难的，沈光权第一次见父亲呆坐在家里喝闷酒，母亲就在一旁劝慰他：莱舟，我们当初不是学生意起家的吗？什么苦没吃过？大不了再回去当学徒学生意……在最艰难时刻，亲人的抚慰其实是最重要的，说着说着，沈莱舟也就慢慢地宽心了。但是不管世事如何艰难，店里的生意怎样惨淡，沈莱舟始终没有裁减解雇过一个店员。
据恒源祥老职工刘仰候回忆：我是1941年进恒源祥的，一辈子没有离开过，真可以讲是经历了恒源祥的大苦大悲大喜大乐。进店时我才14岁，当时已经不叫学徒叫练习生，但还是要点起蜡烛跪在红地毯上磕头拜先生，然后签署保证书。保证书上说“如在职期内倘有违背店规或营私舞弊挪用银钱亏空等事，概归保证人愿负完全责任，及赔偿一切损失。被保人则任由贵号革除，决无异言。”当时替我作保证人的是我的亲戚刘梓芗，这份保证书一直到解放后恒源祥公私合营时才还给了我，真是感慨万端，顺便说一下，保证书上还贴有照片，这也是我第一次拍照。
签了保证书，老板给了我一本“店规”，即《恒源祥公记号服务规约》，然后领着我一一拜见了我的各位师傅、师兄。我记得见到大小开沈玉丞时——他当时也在店里当练习生，沈玉丞还摸了我一下头，骂了一句：小赤佬，这么小就来学生意，让他多吃几年萝卜头饭。他的父亲还狠狠白了他一眼。但这就刺激我公余时光刻苦练身体，几年以后便长得又高又大。
晚上，我细细看了“店规”，觉得沈莱舟不愧为自己也是学徒出身，各项规则还是蛮宽容的。“店规”好像有19条，现在还记得的有：职工应洁身自好，不能营私舞弊；职工不能在店堂里或货栈里吸烟；本号为职工提供食宿，住在店里吃在店里，如需回家住宿，要经总经理同意。工作时间早八晚七。对顾客，尤其对女顾客要有礼貌……再有，事假30天不扣薪，病假15天不扣薪，全年事假在20天内赏薪金1个月，10天内赏薪金1个半月，全年不告假赏薪金2个月……当时我身体好，经常1年能拿到14个月的薪金。
沈莱舟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只到店堂里来一次，一来就站在账房先生的柜台旁，向四周望去，整个店看得清清楚楚。他个子不高，但就那么一站不怒自威，整个店里安安静静。只听他问账房先生：今天生意怎样？账房先生一五一十报给他听。如果生意很好，他便会讲：嗯、嗯，不错，关照下去，今天晚上加个菜。
说来也是，我刚进店时生意好得不得了，绒线一上柜就卖个净光，一来是租界畸型繁华；二来是老百姓怕货币贬值不值钱，老百姓买绒线，就是买软黄金，也是为了保值。于是我们几乎天天晚上都加菜……但是到了年底，太平洋战争一打，日本人进了租界，裕民厂关门，生意一落千丈。
1942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恒源祥来了几个身着便装的日本人，翻译官介绍说为首的矮个子是日本国驻华的所谓“公使”叫田尻。田尻先生很客气，他咿哩哇啦说了一通，经过翻译，大伙儿才晓得他是来找沈莱舟的，想请沈莱舟出面担任“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毛统会”的会长。负责店面的周红喻连忙出面挡驾，说是沈莱舟不在店里，他身体不好到医院看病去了……田尻公使阴森森地一笑，用流利的汉语说了起来：那没关系，刘备求见诸葛孔明还要三顾茅庐，我还会来的。说罢扬长而去……
前已说过，日本人进驻租界以后将18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列为统制物资，“禁止移动和使用”，结果百业凋蔽、民怨沸腾。为了更好地使上海巨大的生产力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所用，经过汪精卫亲自与日本人协商，决定成立“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作为全国物资统制的最高决策机关，由汪伪政府的所谓上海市长周佛海任委员长。然后由日伪双方指派中国工商界头面人物组成“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下设“米统会”、“棉统会”、“粉麦（面粉小麦）统会”、“油粮统会”、“毛（羊毛绒线）统会”、“日用品统会”等机构，负责各个行业物资的收购调配及生产业务。比如羊毛绒线，由“毛统会”分配额度，然后各厂各店到指定地点用外汇黄金去购买羊毛或绒线，然后用作生产或到商店销售。这样一则可以使工厂开工、商店开门，保持上海这座大都市表面上的繁华；二则日本人将这些物资的流向了解得清清楚楚，不让它们落入蒋介石政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手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日本人借此机会搜括藏匿在中国工商界私人手中宝贵的外汇与黄金。真可谓一箭三雕，何其毒也！
被日本人看中，希望他们出任各行业“统制会”会长的都是上海滩各方面的头面人物，如周作民、唐寿民、袁履登、闻兰亭、林康候、吴震修等，这些人抗战胜利后大多数被当作汉奸由国民党当局关押。而沈莱舟从1935年起就已担任上海毛绒线同业分会主任委员，会员有28家，囊括了上海主要的绒线字号。日本人找上沈莱舟也是顺章成理的事了。
其实沈莱舟为了办裕民厂，曾经到日本考察过，对日本人的设备和办事效益还是颇为赞赏的。他的买一包绒线送一副竹针的促销方法也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但是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深恶痛绝，对日本鬼子残杀中国老百姓的滔天罪行更是无比憎恨。他抱定一个宗旨：决不和日本人合作，决不当日本人的傀儡。但现在日本人找上门来了，又该怎么办呢？
沈莱舟焦急万分，连夜将一些至亲的好友找来商量，其中就有吴颖荪。其间，有人这么劝沈莱舟：“人在房檐下，不能不低头。与其让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人来做绒线业的‘统制会’长，倒还不如由先生您来做，您来做还可以多多少少保护一下我们绒线行业的利益……”他话尚没说完，沈莱舟就生气了：“我宁死不当日本人的会长，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那怎么办呢？房间里一片静寂。
吴颖荪站了起来，他用手指沾了点茶水，在桌面上写了一个字“躲”。
“躲？躲到哪儿去？”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提出躲到东山老家。吴颖荪连连摆手：“不不不，跑到东山，荒山僻野，万一被日本人捉到，一怒之下将人做（杀）掉了，也没人知晓……”
那躲到哪里去呢？
“大隐隐于市，就躲在上海南京路，找一家最热闹的外国人开的饭店，化一个名开一个房间，将这一阵风头避过。”吴颖荪回答。
于是依照吴颖荪的安排，沈莱舟就对外托病说是回乡下去了，实际上一个人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悄悄地躲了好几个月，一直到这些米粮油盐麻毛棉布的什么“统制会”统统成立，傀儡会长一个个登台亮相后，才悄然在公开场合露面……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熬着过去，到了1944年初，兴圣街其它绒线店兴起的“撬地板”风蔓延到了恒源祥。
说起“撬地板”，还得从绒线行业的同人互助会说起。
据绒线业（当时还称毛纶业）同业公会的发起人之一的汤金声先生回忆：“兴圣街绒线行业盛极一时，因货源来自国外，都是向洋行定货，货价以外汇结算，对于结汇非常重视，否则成本高于售价，就要亏本。在过去待业中亏耗后倒闭歇业者有之。店友平时收入并不富裕，时有失业之痛苦。当年曾有一个店友失业之后贫病交加，身亡后家属无力收殓，就来本街上募化。……刘文藻先生（兴申泰绒线店老板）看到此情景，非常同情，又感到遗憾，就想在行业中组织一个团体，募得一笔款项进行互助，免得临时募化之苦。”由此便成立了上海毛纶业同人互助金。除了各大绒线店老板捐助外，基本上各店店员都参加，每个职工在月度工资中扣1元钱，作基本资金，这样店员凡生病，都可享受到同业互助会聘请的医师免费治疗，一旦病故，家属可得150元的抚恤金。一般来说，店员中途辞职离店，这笔钱都是不退还的，留作后人急需之用。因此，不少店里职工戏称这笔自己参与出资的互助会基金是埋在店堂的地板下的，看得见摸不着。如果你离店一定要取回这笔钱，被称作“撬地板”，意思就是你和绒线店恩断义绝，永无再回的可能，而其它绒线业同人也决不会再收“撬地板”而走的店员。
据沈辑丞回忆：这一天我有事从店里回家，正好碰到父亲与母亲在商议“撬地板”的事。
父亲对母亲讲：“店里有几个职工要“撬地板”……”
“噢，有这样的事？”母亲颇为吃惊。因为恒源祥对职工相对而言比较宽容，开业以后从未有人撬过地板。
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世道不好，绒线早就卖空了，店里也不晓得在卖些什么！不要讲有些职工想‘撬地板’。要不是还有这么多跟随我多年的老职工老朋友，我自己也想‘撬地板’了——关门大吉！”
“店不能关。”母亲回答：“‘撬地板’的人，也是事出无奈，走投无路才想到这一步。唉，他们该拿多少厘金，一分钱也不能少给了人家。我想……还留在店里的人也要多多少少想着他们一点，帮着他们一点……
“这……大概要不少开销……”父亲颇为踌躇。
母亲显然已经打定了文章：“这样吧，前几年生意好，我私下买了点黄货（金子），现在拿出来给店员分了吧！我还是这句话：大不了我们从头来过，从当学徒学生意开始……”
据刘仰候回忆：店里有几个师兄要“撬地板”，与老板的代理人在一品香饭店还谈判过几次，店里人心惶惶，有人讲他们对，有人讲他们错。结果沈莱舟先生来了，将这件事妥善地解决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沈先生连我们这些没“撬地板”的人也想到了，每个人都拿到一点金子，连我也拿到了6钱……于是恒源祥的人心一下子安定了下来，连“撬地板”的人都有些后悔。
这些日子，兴圣街的街头巷尾，甚至法大马路的一些弄堂口，都有从各绒线店“撬地板”出来的人拿了几绞绒线在摆小摊头。他们也是万般无奈，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出此下策。账要算到日本人头上。绒线卖光了怎么办？恒源祥“撬地板”出去的几个人先后找周红喻和恒源祥的账房先生沈光荣，托他们向沈莱舟求情，让他们回店。倒是周红喻、沈光荣他们狠狠数落了这些人一番，而沈莱舟一句话也没讲，通通让他们回店了。沈先生毕竟是学徒出身，宽容待人也许是他在旧社会百般艰难中事业做得这么大的一个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