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校组织学生到前线慰问演出，我们坐着大车拉着道具，走在雨裂里。雨裂是上百年雨水把高大的黄土山，冲雕成纵横交错、奇形怪状的沟壑，有的像把利剑，有的像牧童横卧，有的像凶神恶煞。这些被雨水劈开的裂缝宽窄不一，沟沟相通。陡峭的深沟有数丈高，沟宽两辆大车可并行。两个人隔着雨裂要相聚，别看近在咫尺，也要走十几里路才能碰到一起。坐在大车上只能望着一线蓝天，周围全是陡峭的绝壁。雨裂千姿百态，雄伟壮观，是大自然经过上百年上千年雕凿出来的作品。

我们还没有到前线，国民党93军在飞机配合下，已经开始向解放区——哈达进攻。敌强我弱，部队被迫战略转移，我们也跟着部队大踏步的“战略”后退。

我们22个不同年级的男女同学，集体参了军，脱下学生服换上棉军装。军装是深灰色的，虽然布纹粗糙，但穿上新军装特别高兴。团里的管理员找了一套最小号的棉军装给我，可穿上还是又肥又大，棉上衣过膝盖，棉裤拖着地。团长看我穿着又肥又大的棉衣实在不合体，笑着对管理员说：“找老乡给小苏改一改。”

管理员为难地说：“现在改来不及啦。”团长便让女分队长茵菏老大姐，把袖子和裤腿卷起来用针线缝上。高高卷起来的袖子，像两个白套袖，肥大的棉上衣像披在身上的斗篷，我拖着高卷的白裤腿走在部队的行列里。

文工团团长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对我笑嘻嘻的，他虽然是我见到的部队里最高的官，但我没有惧怕的感觉，反倒感到亲切。团长为了“照顾”我们新参军的，把我们分散在各个分队里，由分队长领导我们。

入冬后，国民党继续进攻，我们跟着部队日夜急行军后撤。天气特别寒冷，风卷着雪在荒原上呼啸，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棉衣被寒风吹透了，上面挂着一层白霜，眉毛上凝结着冰凌，全身冻得颤抖。在大风雪中没有宿营地，无休止地走……

我们新参军的同学，困得在行军路上睡着了，有的同学掉在沟里，有的同学边走边睡离开队列，被人又拉回来。疲惫和饥饿，寒冷与困倦，已经超出我们所能承受的极限。我在一次夜行军里，因睡着了两次掉进壕沟，有一次撞在前面人的枪上，把鼻子撞出了血我也没有醒。在夜行军中，领导为了照顾我们，从政治部拉来几匹马，让女同学和我们年龄小的骑。我没有骑过马，看着又高又大的马心里害怕，怕马尥蹶子把我摔下来。高头大马我上不去，团长和两个老同志把我连抬带推地扶上了马。我骑上马很紧张，手不知抓什么地方。牵马的饲养员一再对我说：“别睡着了，睡着了摔下来。”我更害怕了。在马上虽然能歇歇迈不动步的双腿，可马上更冷，冻得我全身颤抖。我想起了家里的温暖，想我的妈妈，在家暖暖的多好，何必受这个罪？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刚穿上军装的心情，完全不同了，那种穿上军装的兴奋情绪，再也没有了。累得我像滩泥似的没有支撑力，我忍受不了啦，在马上哭着哭着睡着了。牵马的饲养员不断推醒我，怕我从马上摔下来。

黑蒙蒙的天，飘着雪花。夜行军一个接一个，离家越来越远啦。同学们没有吃过这样的苦，都想家了。在行军的路上，有3个高年级同学，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逃跑了。

有一天上午，紧急集合，把我们同学们集中在场院里，军区政治部主任和保卫部长来看望同学们。主任讲了不少革命道理，为什么要革命，要参军。讲完话后，保卫部长叫我们其中一个同学的名字：“何千。”

何千举起手：“到。”

“你跟我走。”

何千是比我高两年级的同学，他被保卫部抓起来了。他一被抓，把我们的同学全镇住了。还听说抓了个老乡，因为老乡“同情”何千，要帮助他逃跑。何千同学一直关押在警卫营，在行军途中我还常常看见他。

2

经过半个月的行军，我们到了蒙山。蒙山是边陲的土城，三面是寸草不长的沙丘，一面是萨拉日娜河。萨拉日娜河的夏季两岸绿草如茵，河流像一条输血的大动脉，抚育着蒙山城。冬天的北风把沙土扬起，蒙山县城天昏地暗，被黄土弥漫着。冬季的萨拉日娜河一冻到底，城里的人们家家抬着冰块，化冰饮水。

我们住在一个破旧的戏园子里，戏园子没有人，也没有火。天下着大雪，冰凉的土炕上铺着厚厚的茅草。每天夜里都把我冻醒。天冷不愿起来小便，常常憋一夜，有时尿在炕上。分队长为了取暖生了个火盆，满屋烟雾缭绕，虽然呛得我又流眼泪又咳嗽，但总比冻着好。有一天夜里，烟把我呛醒，我抬头看火盆下的桌子着火了，我大喊：“着火啦！”人们起来披着衣服往外跑。团部命令今后不准生火盆。从此，这点热量也没有了。我们吃的是小米，小米里几乎一半是没去壳的谷子，含在嘴里像沙子粒。菜是一盆汤，汤里除了几片胡萝卜外，上面仅飘着几滴油星。每顿饭都是用菜汤把三四碗饭送下去。我每顿饭都得吃三四大碗，到晚上却还是饿得要命,饿也只好忍着。有时，我到炊事班找老班长要锅巴放在口袋里，等晚上饿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偷偷吃，吃起来虽然像牛筋，但特别香。现在想起来，任何糕点都没有锅巴好吃。

白天排节目，我除了唱歌外还打“霸王鞭”，是为蒙山党代会演出做准备的。

在蒙山生活十分艰苦。团领导号召老同志要关心、帮助新同志。为了调动每个同志的积极性，每个分队发个记功本，每天不管是分队长还是团员，只要看见有人做了积极的或消极的事，包括发牢骚、讲怪话，所谓的自由主义在内，都有责任记在本上，定期交给团部。团部根据本子的记载，进行表扬、批评。我受过表扬也受过批评。

戏园子的观众席，都是土坯和砖垒起来的。有一次，我看见比我们年龄大、参军比我早的张成给戏园子（排练场）观众席垒起了两块砖，我没有给他往本子上记，因为张成这个人平时我看他就不顺眼，摆老资格，歧视我们新参军的。他让我把他垒砖的事给他记在记功本上，我说：“我没有看见，我不记。”

“你看见了，为什么不给我记？”他看我个小体弱，过来要打我，正遇上我们分队的赵显，赵显批评了他，他不服气和赵显打起来了，把后台烧牛粪的炉子撞倒了，几乎起火。张成打不过赵显吃了亏，他拿起上刺刀的道具枪就追赵显，赵显吓得往团部跑，一边跑一边喊团长。团长为这事召开了大会，把张成关了禁闭，批评了赵显也批评了我。分队长问我：“张成垒砖你看见没有？”

“我没看见。”我心里想：我才不愿意给他记，垒两块砖也记在本上有什么意义？同学们都在私下议论，对这个记功本非常反感，搞得人人心烦意乱，名义是记功本，实质上是掌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尤其是对我们刚参军的同学。这个记功本副作用太大，它起不到积极作用，因为记在本子上的，除了鸡毛蒜皮的事没有真实的东西，只能造成相互嫉妒，相互报复，互相攻击。

分队长问我：“张成说你看见了。”

“我没有注意他垒砖。”

记功本一直行使着它的使命。

我第二次受到批评，是我们到蒙山后第一次演出，给过路部队和机关演出《白毛女》。1945年深秋，军区文工团刚到哈达，给我们学生演出《白毛女》。那是我第一次看歌剧，随着剧情的进展我一直流泪，我激愤、我恨地主黄世仁，尤其是杨白劳喝卤水后，穆仁智拉喜儿去顶债，赵大叔说了一句：“……给你爹磕个头。”我几乎控制不住地大哭。我没想到，现在我参加了演出《白毛女》，还管起了道具。当时，演出的团员没有专业，是“万金油”，什么都干。谁都使唤我，除了向老百姓借演出所用的“道具”外，惟一的“重任”是在演出时，要把道具给上场的演员准备好。第一幕闭幕后，穆仁智上场要提灯笼，我在第一幕闭幕前，因为给演赵大叔的演员找烟袋，忘点灯笼了。穆仁智要上场，灯笼没点着，我越着急灯笼越是点不着，乐队前奏已经过去了，我的灯还没有点着。田副团长演穆仁智，他灵机一动，在幕后唱开了：“讨租，讨租——快给我灯笼。要账，要账。还没有点着——要了东庄要西庄。”过来两个人帮助我点灯笼，人越多越乱。虽然把灯点着了，在匆忙中把蜡烛碰歪了，当“穆仁智”提着灯笼上场重新再唱那两句时，灯笼着了，田副团长只好在台上吹灭灯笼，吹了几口没有吹灭，台下观众鼓掌、大笑。这场戏就“砸”在灯笼上了。演出结束后，团长批评我精神不集中，点了我的名。

我在分队会上低着头，很难过地检讨说：“我很懊悔，由于自己没有重视道具工作，没有想到一件小道具影响了演出效果。我思想不集中，这场戏是‘砸’在我缺乏责任心上……”我哭了。分队长认为我检讨还算深刻，他说：“从没有点着灯笼，可以看出小苏不重视道具工作，今后做什么工作都要踏踏实实认真负责，把工作做好。”

“我一定改正错误，一定认真负责做好工作。”

受到批评的还有孙俊生。装置组是演出时的业务组织，他是装置组负责拉幕的。孙俊生所发生的事故是在第二场给部队演出，也发生在穆仁智上场。杨白劳喝卤水后，二道幕拉上，因为舞台上的照明，是用3个大铁勺装满油，铁勺周围是点燃的棉花捻，吊在舞台上。拉二道幕的绳子坠下来了，孙俊生想把绳子拉起来，滑轮卡住了绳子，他猛地用劲一拉绳子把铁勺碰翻下来，正好扣在我们田副团长的头上，把他烫得大叫一声往后台跑。看戏的观众大笑，站起来鼓着掌大喊：“好啊，烫死穆仁智！”我也憋不住偷着大笑。田副团长到了后台又擦又洗，用猪胰子、用碱沫，弄得满头满脸粘乎乎的，他还喊疼。过了好久，我想起来还在笑。有一次，我们正在吃饭，我忽然想起来了，笑得我把饭喷出来了。孙俊生问我：“你笑什么？”

我一阵大笑后说：“没笑什么。”

“是不是笑田副团长挨烫？”

他一问我，笑得我弯着腰：“不是不是。”

“什么不是，准是。”

第一次给蒙山党代会演出《白毛女》，演赵大婶的演员是我们同学，她怕冷，化好妆后坐在碳火盆旁，等上场时，不知怎么搞的晕过去了。这得马上急救，我们文工团没有医生，各种土办法一齐上，又掐人中，又灌醋，又往嘴里塞仁丹，又做人工呼吸，各显身手。没有多一会，不知道什么方法起了作用，她慢慢缓过气来了。虽然缓过来了，头痛呕吐不能上场，必须换演员。所换的演员也是我们同学，她没有上过台，一上台就哆嗦，更没有演过赵大婶，现对台词，台词对了半天，她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台词没有对完就要上场啦。在上场前，团长对她说：“在场上随机应变，别冷场就行。”

她皱着眉头说：“给我提台词吧？”

只好幕后给她提台词，团长把我叫过来：“你在幕后给她提台词。”我提着马灯拿着剧本蹲在幕后。

“赵大婶”在场上越是紧张，越听不见我提词的声音，前排的观众都听见了，她还是听不见。她回头对我说：“大点声！”我没有提过台词，我一紧张把剧本看错了行，她就按着我看错行的台词说，演大春的演员无法对话，他转头对我说：“错行了！”我还没听见，继续按错行提台词。由于我看错行，台上演赵大婶的演员我提什么她说什么。她这么一来其他演员可就“傻了”。“驴唇对不上马嘴”，根本接不上茬，这场戏就这么乱糟糟地对付下来了。

在总结会上，演赵大婶的演员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她说：“是小苏提错台词我才乱的。”

我怕挨批评，争辩地说：“什么我提错台词？我是按剧本提前提词‘打个提前量’，让你有准备，你听不见还怨我？”

团长没有批评我。对晕过去的演员没有上场，虽然团领导没有批评她，可有人说她是闹情绪、撂挑子。说她不能坚持演出，没有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精神。

3

我们到蒙山县城后，当时敌情很严重，蒙山除了机关外就是一个警卫营，没有战斗部队。号称国民党地下军的土匪有上千人在蒙山外围。土匪头子黑龙在蒙山街上被我们县公安局抓住了，二号土匪头子白龙为了救黑龙，带着上百人的土匪混入蒙山县城，听说春节前准备劫狱暴动。

1947年1月4日，天很冷。晚上，我们全团集合在一间大房子里，团长宣布：“零点，全城大搜查，所有住在蒙山的机关、部队、文工团、医院，全部参加，挨门挨户清查土匪。”

文工团分了3个组，一组团长带着，二组协理员带着，三组田副团长带着。有二三支马枪，团长、协理员和分队长有三四支短枪，把枪平均分配给各组，没枪的人有的拿把刺刀，有的腰里别颗手榴弹。我没有枪，分队长给我在腰里别了颗手榴弹，告诉我：“别拧开盖拉弦，一拉弦就爆炸。”我一听要爆炸，忙说：“我不要这玩意，在腰里爆炸咋办？”文工团协理员看我眼睛总盯着腰里的手榴弹，他对分队长说：“怎么给小苏个手榴弹？别让他给弄响了。别让他去啦，让人一拔拉把他就拔拉个跟头。”

我穿的棉衣没有改，又肥又大像个半大衣，裤腿和袖子卷得老高，棉衣领子大得向下耷拉着，风从领子灌进去，前胸后背冰凉，每天冻得流着鼻涕。女分队长茵菏老大姐看我老缩着身子，她给我围了一条毛巾。

团长看我的样子，笑笑说：“别去了。”所以我没有参加搜查。

蒙山城里没有几间砖瓦房，老百姓住的都是土坯垒的房子。全城没有电灯，白天很萧条，晚上几乎见不到人。夜里很静，偶尔听到全城惟一的小天主教堂的风琴声。在这边陲的土城里能听到这么悦耳的声音，我很奇怪，没事的时候我就跑到天主教堂门前，等着听风琴声。跑去几次也没有听见，后来听说风琴是给城里土匪报信的，我再也不敢去了。

那天夜里的大搜查是蒙山城历史上没有过的，街道、路口被宵禁，到处是端大枪的警卫营战士，全城敲门声和喊叫声，此起彼伏，犹如点燃了一挂上百、上千、上万头的鞭炮。

那天夜里搜了个底朝天。在搜查中，医院没有遇上持枪的土匪，文工团遇上持枪的土匪了。我们分队长叫开老乡的门，团长看见一个黑影从柴垛窜到墙角，团长喊：“站住！”黑影没有站住，爬上墙要逃跑，团长和分队长都开了枪，天很黑，也不知道打着没打着。枪一响，一组可就乱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的不知往哪里追。经过一阵枪战，被警卫营的战士击毙一个土匪逮捕了一个。我们文工团一个唱歌老跑调的李坤，被子弹划破肚皮，蹲在门外大叫。那一夜，查出上百个嫌疑分子，都集中在戏园子里，由公安局的人负责审讯。土匪头子白龙是在小教堂里抓到的。搜查还没有结束，就秘密地把黑龙、白龙处决了，没有用枪打，是用刀砍的，说是为了保密，以免土匪劫法场。

4

1947年2月1日晚，我们文工团到大营子野战医院，给从前方下来的伤员慰问演出，这是第二天演出。台口吊的汽灯是野战医院的，演出的是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文工团所有的人几乎都上台了，因为“子弟兵和老百姓”的群众演员特别多。一二幕闭幕后，第三幕演员刚上场，枪响了。台上的演员以为是效果枪，可又一想，这时候不该有效果枪声，再看台下可乱啦。接着就是机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台下的伤员有的拄着拐杖，有的让医务人员背着散开了。野战医院院长跑到后台对我们团长说：“有200多土匪，警卫排在抵抗，警卫连很快就过来了。你们先不要动，都到台后面隐蔽，不要乱跑！”

舞台是土堆起来的，我们都穿着舞台上的八路军、老百姓、日本鬼子的服装，趴在土台子后面。后来，院长跑过来让我们转移到大院里，大院离“舞台”还有段距离。演员们一听转移就乱套了，有的人不顾一切地穿着舞台上服装往院里跑，有的人还跑错了方向。由于夜间看不清，住在村外的警卫连来增援，看见一群穿各种衣服的“土匪”向野战医院大院“冲”，警卫连误认为我们是土匪，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端着刺刀就冲过来了。一看这是要灭我们，吓得我和男女演员赶快张着大嘴喊话：“我们是文工团演戏的！”为了使警卫连听得清楚，团长挥着手指挥，全团一齐喊：“我们是文工团演戏的。”喊得还真整齐，就像“大合唱”。由于“大合唱”，我们才没有被警卫连给灭了。

后来，我听说除少数土匪逃跑外，大部分土匪被警卫连歼灭了。大家松了口气，互相模仿当时每个人的“丑态”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