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进了院子后，只是坐在地上观阵，一边看一边给郑铁加油。他知道这时候根本用不上他。郑铁的棍子一阵猛扫，再加上那几个人也都跑得精疲力竭了，所以没用上几分钟，他们就取得了全胜。

接下来，他俩把那伙人分别用绳子绑上，然后坐在一把椅子上开始审问。原来他们是别的学校的，是受人指使来收拾何先生的。因为有人觉得他太猖狂了，想扫扫他的锐气。

他俩奉行“两国交兵不斩使者的原则”把这几个人给放了，然后就出发去找那个真正的对手。那个人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同班同学，叫张德林。

张德林平时也挺能打仗，但他们打法不同。何先生一直恪守毛泽东的战略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张德林及其同党就是属于没事找事、整天也不怎么学习、专门欺负弱者的打手。

何先生对他不屑一顾，总拿白眼瞪他。他不服气，又不敢惹他，心里窝着气，最后就想出了这么一个下策。

没等何先生和郑铁找到张德林，张德林早已得知战况，哪还敢坐以待毙。他抢先一步来到他们面前，赶忙跟何先生道歉，说什么他“有眼无珠”、“不知天高地厚”等，并一再请他“大人不计小人过”，放他一码。

何先生觉得杀人不过头点地，大家都是一个班的同学，既然张德林已经认错，那就算了，过往不纠。他们本来也没什么损失。后来，张德林还跟他成了朋友。

何先生说，有时候，人必须懂得“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现在张德林是他的顶头上司，如果当初他对人家不依不饶的，那今天还能有他的好日子了嘛。别说给他穿“小鞋”，说不定还会在他的脚下放钉子呢。

我跟何先生的这顿饭，就是在这样一种轻松的气氛下结束的。除了讲这些跟性没任何关系的故事以外，他对我们之间的事只字未提。饭后，他还主动送我回家。那时为了省钱，我租的是个平房。十几平米的房间，住了三个跟我一样从外地来打工的女孩子。

何先生说我太苦了，应该住得舒服一点。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没说别的，也没对我有别的举动，然后就走了。

通过这次接触，使我对何先生的印象大为好转，我觉得他是个很不错的人，算得上是个真正的爷们儿。从那之后，何先生又约我两次，都是只聊天，不谈我俩的事。他不再去我那按摩，也不再去洗澡弄头发了。奇怪的是，我们老板对他不提不问的。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有两三个月左右，突然有一天，何先生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去了之后，我才发现是一个居民小区。原来，何先生在那里给我买了一栋房子。他把一串钥匙放在我手里，告诉我，如果我愿意，那里就是我的家了。

我当然愿意，可我不知道何先生有什么要求，他不可能白白给我花几十万元钱而一无所求。

我不敢接他的钥匙。何先生这才实话实说，他想叫我做他的情人。在我的思想意识里，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我是最看不起那样的女孩子了，否则，我也不会生活得这么清贫。

我告诉何先生，我感谢他对我的这份感情，但我不可能做他的情人。我几乎是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何先生。他没再说什么就走了。

第二天，我刚一上班就被老板叫了去。她首先和颜悦色地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忽然提到了何先生，讲了好多何先生的好话，也说了好多如果我跟了何先生的种种好处。

不管她说什么，我就是不答应。她终于翻脸了，骂我不知好坏，榆木脑子。还说，像何先生那样体面的人，看上我是看得起我，我应该感到荣幸。

见我还是不说话，她就叫我再考虑一下，过几天再说。

几天之后，老板再次找我谈话的时候，用的就不再是以前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了。她像个黑社会的老大似的，用要挟的口吻告诉我，我要是胆敢反抗，她就能找人把我“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