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这是因为南京大屠杀的铁案由6个方面的证据所铸成。

1.幸存者亲身遭受的迫害；2.外国人之目睹；3.加害者的坦白；4.掩埋尸骨的数据；5.东京审判的定案；6.最近在国外发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

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尚有1700余人健在，对当年所遭受的迫害仍然记忆犹新。今天，我们理直气壮地重申：我们这些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日本方面一些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想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我们针锋相对，坚决地拒绝，且已下定决心，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地位，准备就南京大屠杀一案，在任何地方和日本政府对簿公堂，直到他们认罪道歉。

谈到见证人，其次应该是当时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国友人。他们主张人道主义，支持正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立场坚定，同情中国人民遭受日军的屠杀和蹂躏，以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事实向全世界做了报道，受到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他们所提供的材料是珍贵的历史见证，也是日本某些人想翻南京大屠杀案不可逾越的障碍。

再次是日军将领留下了进攻南京的纪实、日记，以及后来出于良心上的反省，日军中的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写出了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录，叙述了日军屠杀、奸淫等暴行，成了南京大屠杀不可多得的证据。这些证据的出现，应该把它视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彻底崩溃。这些文字前因后果清清楚楚，在嘲笑“否认者”的同时，给了他们一记又一记的响亮耳光。

外国人之目睹起到的旁证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南京陷落时，大约有40名左右的外侨，不顾本国外交代表的劝告，留在南京。他们中15人组织了“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其中德国人3名、美国人7名、英国人4名、丹麦人1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则由15名外侨和2名中国人组成。后一个组织中的15名外侨委员，有7名与前一个组织重复。值得一提的是，在2个委员会外侨之外，尚有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和巴赫教授，以及《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5名宣传报道人员。两个委员会的名单如下：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姓名国籍服务机关

主席雷伯德西门子洋行

秘书史密斯博士美金陵大学

福娄英亚细亚火油公司

牧师梅奇美美国圣公会

希尔滋英和记洋行

汉森丹麦德士古火油公司

潘亭德兴明贸易公司

麦寇英太古公司

毕戈林美美孚煤油公司

史波林德上海保险公司

悲志博士美金陵大学

密尔士博士美长老会

里恩英亚细亚火油公司

德利漠美鼓楼医院

李格斯美金陵大学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

主席梅奇，副主席李健南、罗威，委员福斯多牧师、克鲁治、德威南夫人、魏特琳女士、威尔逊、福娄、德利漠、麦加伦牧师、悲志博士、雷伯、史密斯博士、密尔士牧师，普牧希洛夫和沈玉书牧师。该组织下设有南京分会。

难民区的划定界限是：南起汉中路，东起中山路，北迄山西中路，西迄西康路。界内有金陵大学、金陵文理学院、南京神学院、南京法学院、德国俱乐部、国民党最高法院、无锡同乡会等处设置的25个收容所，可收容25万难民。但日军拒绝承认这个人道主义的机构，以致使得这个机构丧失了保护难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可能性。

且看外侨目睹日军屠杀的暴行。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采访消息，到15日一直留在南京。他就南京市区发生的惨状作了“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过”和“到处横着中国普通市民的尸体”的报道。

我们一定还记得，小长生在长乐路上第一次看到沈老太太被日本兵打死的情景，也不会忘记李老头带领小长生跨过一具具尸体，跑过一条条街巷狼狈逃命的情景。长乐路在中华门里。德丁这篇报道：“到处横着中国市民的尸体”与他们所见完全一致。可以肯定，这是由中华门侵入市内的日军第6师团和第11旅团把市民当作战斗对象加以攻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此报道与《铁证如山》中的“例证之18”——施惠云在门东、门西埋尸的情况也相一致。

当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副会长许传音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他是中国人，与世界红十字会多有联系，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南京陷落的第三天情况向法庭作证说：

我目击了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记录》35号，载前引资料集，第25页）

前面曾经提到汪良向中国归来者联合会的访华代表团提到南京城内“两条血路”的惨况。许传音在马路上“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指的就是两条血路中的一条。另一条血路——中山北路上被日本杀害的难民，国民党退却下来的士兵和病员则由佐佐木元胜和西条八十来加以证实。

早在第二章里我们曾经介绍了《野战邮政旗》作者佐佐木元胜看到中山北路的惨况。他在12月16日下午到达南京，即在举行入城仪式前一天到达南京。南京陷落了三天后，在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的悲惨情景：“当时有一、二万中国兵在被枪杀，其中好象也有脱去军装而换上便衣的中国兵。”

洞富雄先生从《未来》杂志（1976年12号）一篇题目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中了解到诗人西条八十所写的见闻里，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留下的现场记录，其中在12月17日“入城式”那天，他在下关下船上岸后写道：

我出去一看，见码头对面有一座高高的板墙。墙内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我心想：“已渐渐开始啦。”

我一直往前跑去，来到宽阔的中山北路。那是白杨树覆盖的林荫道，参加阅兵式的军队不断地行进着。他们首先要穿过阴暗的挹江门。那里，在厚得令人吃惊的铁门背后，堆起了敌人的沙袋，像扬子江岸边装米的草包那样，沙袋集中在一起。从这一带开始，一路上，横躺着很多穿着当地居民衣服的中国兵尸体以及死去的军马。（引自《大屠杀》第55至66页）

对于“已渐渐开始啦”这句话，这无疑意味着屠杀俘虏。洞富雄先生分析，这只能认为是西条八十根据自己的判断顶料到将会发生这种事情，或是西条八十从别人口中听说到即将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屠杀决非偶然发生的事件，所谓“不幸”的事件，似乎只能说是出自于日本军队有计划、有意识的残忍的屠杀。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对许传音的马路上的所见，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

“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及其附近地方作了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种调查，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害，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害者的人数。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以上所说，全然不包括遭屠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记录》36号，前引书Ⅰ，第49页）

《铁证如山》例证之十七中，刘世尧所见在五台山小学后面塘里有83具被日本兵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这个地点在难民区之内，由此可以证实贝茨博士的论说。证例中刘世尧还证实：日本兵把好几百个难民赶进清凉山一个大洞里，将他们用汽油活活烧死。清凉山仅在难民区西边的边缘，此次屠杀对难民区内一定震动很大。

田伯烈看到日本军肆意屠杀中国的平民百姓和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对日军不守信义感到失望。他说：“当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日机散发传单称‘日军将尽力保护善良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12月10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劝唐生智将军不战而退的传单中，他也这样说：“日军对于抗日分子虽然苛酷无情，但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日本军队对于自己的诺言，究竟履行到什么程度，下面的事实可以显示出来。他称贝茨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声望、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并引用他12月15日写给上海友人的一封信说：

在南京，日本军已经名誉扫地，甚至得不到中国市民的尊敬和外侨的好评……

入城两天来，由于日本军连续不断地杀人，大规模而有计划地掠夺，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妇女）等等，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了。外侨巡视市区后报告说，这时在马路上堆满了许多市民的尸体。昨天，在南京市市中心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死去的市民中，大部分人是在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说是在日本军入侵时或被机枪枪杀，或被刺刀戳死的。如果谁因恐怖与兴奋奔跑，谁在黄昏后被抓去，几乎都被就地枪决。其残酷程度是难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如此，外侨和有地位的中国人曾清楚地目睹了这许多暴行。有些人被刺刀砍得惨不忍睹。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都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抢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获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从难民区内的一幢房子拉出了四百个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摘自《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根据当时日军残暴成性的实际情况，贝茨肯定从难民区里抓走的警察和难民是被日军杀害了。但他不知道屠杀的地点。日本军也不会让他知道集体屠杀中国警察和难民的暴行。实际上，这些警察和难民是被押到汉中门外被杀害了。1946年5月，伍长德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时控诉了日本军此一暴行，证实在汉中门外的大屠杀。

我之所以在这里重提伍长德的一部证词，是因为日本军在汉西门外进行了多次集体屠杀，这只是首次而已。汪良曾向中国归来者联合会的访华代表团说过：“在汉西门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数百人，多的时候有数千人被集体屠杀，他们都是现在还活着的证人殷有余先生。”这里所说的“汉西门”。那么汪良所说的汉西门集体屠杀有无其他证人呢?有。

先看日本方面的证词。日本广播协会1977年8月22日晚8时题为《映像的证词，战斗的军队》的广播中，提到过井之胁定二这个牧师。他曾参加南京攻陷战。他说：当时，在南京汉西门外，有30米左右宽的防坦克壕沟，全为尸体所埋没，马拉的辎重车在尸体上碾过。（引自《大屠杀》第60页）

毫无疑问，当时沟里填满了被日本军所杀害中国人的尸体。后一句可能有些夸张了。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军在汉西门外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事实则不容否认。这一点从贝茨博士1938年1月25日的手记中也得到了证实。他在那一天手记中写道：

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请求我们去汉中门外，视察一下在那里的许多尸体……汉中门现在封锁着。掩埋队报告说，在那里有遗弃尸体三千具。那些尸体经大批处决后原封未动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叠着遗弃在那里。（前引书2，第47页）

就在汉中门第一次集体屠杀的当天上午，贝茨曾驾驶汽车送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回下关军舰，但在半路上被一个陆军军官阻止，说那边还正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贝茨说：“我们停止的地方就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这原因。”但当天下午他还是设法和路透社的斯密士·史蒂尔到了下关，一路之上，尸骸累累，触目惊心，难于描写，令他永不能忘。

《外人目睹中日军之暴行》一书中就15日那天晚上写道：

那天晚上，在职员开会时通知说，在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收容所里，士兵们带走了全部难民一千三百名准备枪杀。我们知道，其中有许多人过去当过兵。可是雷伯当天下午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准，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他们怎么样呢?现在已经明明白白。男人们在带刺刀的士兵们的押送下，排好了队，每一百个人集中起来，系在一起。戴着帽子的人被粗暴地抓去帽子，扔在地上。然后，我们通过车头灯的照明，看到他们走向刑场……我们自己觉得心里憋得慌。他们从南边一直拖着沉重的步子走来，其中不是也有四个广东青年曾于昨天无可奈何地向我交出了武器吗?有一个身体强壮的高个子北方人，他那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时所流露出来的幻灭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令人担忧。我对他们说，要日本军保证难民的生命安全，这是多么愚蠢啊!我们深信，日本军至少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其所作的保证，在他们到达同时，也许会建立秩序。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暴行恐怖是残忍透顶了。因为后来更险恶的日子来临了。（《外人目睹中日军之暴行》，引自《大屠杀》第125至126页）

洞富雄经过全面分析资料后认为：上述所说的日本军从安全区带走了1300名左右难民并加以屠杀，是日本军在安全区最初搜查捕杀的便衣兵数字。当时黄俊乡曾被日本军逮捕，但幸免于难。他在为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作的宣誓口述中（检证1733）叙述如下：

1937年阴历11月9日，日本军在光华门附近炸坏城墙，侵入城内，逼近难民区。两天后，日本军开始搜查住宅。他们见到地上到处是丢弃的武器，断定有许多军人潜伏在难民区内。于是，他们无视国际道义就开始进行杀戳。凡18岁到40岁的人，一概被作为国民军而逮捕起来。最初几天逮捕的人超过两千名。我也是其中之一。被捕的人成四列纵队，从难民区出发，走向扬子江堤岸的各处（宝塔桥、四所村、老江口、草鞋峡、燕子矶一带），队伍长达一日里（约二英里）。入夜后，日本军几乎把他们斩尽杀绝。（引自《大屠杀》第126至127页）

这里提到了许多难民被日本军押到下关各地屠杀，那么日本兵在城里还有其他屠杀吗?有!而且很多，非笔墨能够写尽。

日本军出于屠杀的目的，对南京的城里城外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凡是他们认为是“中国兵”或是有可能成为“中国兵的人”一律当场或者带到指定地点加以杀害。乔治�菲奇是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书记，他就当时在南京看到的情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日本人从我们宿营的地方抓人时，不遵守任何规定。他们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当作曾经当过兵的充分证据，认为务必判处死刑。在我宿营的地方，几乎都受到军队的侵入，他们想要杀谁，就把他拉出去”。（《记录》58号，前引书1，第115页）

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很多人不剪“西装头”而剃光头，是我们的民族习惯而已。勤劳、忠厚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之一。劳动惯了的工人农民的手上哪能没有老茧呢?更不幸的是有谁的头被晒黑了而脑门上显出白的额角，这样许多风餐露宿的难民，均被日本军看成是“中国兵”而加以屠杀，而且有时没有明确理由想杀谁就把谁杀害了。美国大使馆的埃斯皮领事在报告中说：

除由日本军负责驱逐前中国军人和对他们执行死刑外，日本兵以两、三人或两三人以上为一小组，在全市进行巡逻。这些兵杀人、强奸或掠夺，引起了城市里莫大的恐慌。这些兵为所欲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是否得到了空白委任状，抑或日本军在入城后，完全不受管制?对此毫无充分说明。我们听说，最高指挥官至少发出了两项命令，这就是：命令对官兵加以管制，又严格命令军队在入城前切勿烧毁财产。

但就实际情况来说，几千几万个日本兵聚集于全市，犯下了荒谬绝伦的掠夺和残暴行为。据外侨目睹说，士兵们像一群野人，放任自流，糟蹋了城市。全市无数男女和儿童被杀。据说，日本军枪杀或用刺刀杀戳一般老百姓，却丝毫没有明确的理由，这种情况很多。（《记录》59号，前引书1，第153页）

前面曾经提到，《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了采访消息，15日以前留在南京，他对日本兵屠杀人民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报道：“一般市民，不问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军枪杀。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马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被日本兵凭一时高兴从背后开枪击毙的”。

德丁的报道是否是从个别偶然发生的屠杀中提炼出来，不具普遍性呢?不是的。我们看看《南京安全区档案》中记载些什么?

26年12月15日，在安全区内，有红十字会之卫生队清道夫6人，无故被日军枪杀。

26年12月15日，有一负枪伤之华人奔至金陵大学医院，据其述称：当时计有6人被日军由安全区拉出强迫挑运军械，行抵下关突被日军开枪射杀，本人死里逃生。

1937年12月15日，一名有刀伤的男人来到鼓楼医院，述称：他们6名华人被从安全区抓去运弹药到下关，当他们抵达下关时，日军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刺杀，只有他一人死里逃生，回到鼓楼。

26年12月15日上午8时，有已入德国籍华人王惠者（译音）被日军多人逮捕，该人出示德国旗竟被日军将旗弃毁，即迫其挑负重担。讵行至九江路，日军忽从背后开枪向其射击，幸未中要害，乃奔至金陵大学医院求治并痛陈悲切。

26年12月15日，有一60岁之华人由其侄伴同逃入安全区，在途中被日军枪杀，其侄则负伤奔至金大医院求治。

1937年12月15日，一男子来到鼓楼医院，他是背着他的60岁叔叔到安全区来的，日军开枪打死了他的叔叔，并打伤了他。

26年12月16日，有日兵多人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14人任意逮捕。

26年12月18日下午4时，在颐和路18号有一日兵向一市民索取香烟，该市民稍事迟疑即被开枪射中头部，生命垂危。

26年12月18日，市民30人遭日军逮捕后音讯杳然。日军并于医院内洗劫财物、金钱、食米及病人被服400套，当时一人被杀，一妇女被重殴倒地，约20分钟即告毙命。

以上似乎引证多了一点，占据了篇幅。但上述记录充分证明日军随意屠杀市民，而且非常残忍，竟将为其服务者加以杀害。真乃是虎狼心肠，不可近其者也。

外国人之目睹所记录下来的文字篇幅很大，我们不能一一引用。现在我们转向来看侵略者作为“战功”的记录，并加以分析批判。

田中说：“他为了写《虚构》一书，专门详细查阅了《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家1937年12月至翌年2月所有报纸的版面，却不见有关杀人强奸的只言片语。”日本军的实际行动与“三家”报纸有无出入呢?回答是，“三家”报纸和100多名记者、作家、评论家、摄影师随军进入南京城，目睹了日军的部分暴行，却在日军对言论严格管制下无法冲破约束、如实地报道日本军在南京暴行，反而虚假地为皇军“圣战”喝彩。这种虚伪的报道当时就被日军实际行动所彻底揭穿了。

前面我们引用了会攻南京的日本侵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为了回击田中的谬论，我们再引用一次。该日记的1937年12月13日那天这样写道：

大体上我们没有留置俘虏的打算，当逐一予以收拾。

仅佐佐木部队即解决了俘虏约一万五千名，守备太平门的第一中队长解决了一千三百名，另有七、八千名集结在仙鹤门附近，陆续前来投降。

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实在难寻觅。

另一方法是打算把这些人分成一百两百，引诱至适当的地方下手。

中岛明白无误地记下了屠杀的地点、人数和方法。国际法规定屠杀俘虏是犯法行为。日本军却渺视国际法，在南京大批地集体屠杀俘虏，而且很多市民也无辜惨遭屠杀。中岛以为攻陷南京象征着中国亡国，必将像朝鲜和台湾一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他如实地记下他的“战功”以其“名垂千古”。

中岛日记由他自己掌握，机密性程度极高，是他向军部报告“战绩”的依据，真实可靠。当然，包括三家报社记者在内的100多名记者、作家等不可能及时地看到中岛的《日记》。然而作家、记者和文化人对于日军公开大批处决俘虏、屠杀市民的情况能够一无所知吗?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对成批的俘虏被处决，对大批市民遭屠杀，作为记者能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这是记者起码的责任。这只说明日本侵略者早有预谋，并有严格规定，对侵华战争期间的日军的暴行一律不准报道。像南京大屠杀这样震惊世界的暴行有损日本的国格和皇军在世界上的名誉，更加不准报道。所有报纸、电台都要回避与中岛《日记》类似的内容。中岛《日记》的重要性不在于第16师团处决了俘虏数量多少，而在彻底暴露了日本军事当局对待中国俘虏的方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俘虏们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佐佐木到一在《进攻南京纪实》一书中承认，大批处决俘虏和屠杀市民，只能看成是日本最高当局恐怖政策的应证。书中说：

12月13日，实际上是理想地进行包围歼灭战进行了演习。那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区域内遗弃敌人的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的俘虏，如合在一起计算，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2万以上。

佐佐木说的“理想地进行包围歼灭战”，杀害的是一些什么人呢?1965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访问南京时，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向该代表团详细介绍了有关下关的那次大屠杀的情况，他说：

13日那天，北城门已被打开（当时，国民党退却时从北门朝扬子江方向撤走，但守备队退却完毕后，为了阻挡日本军的进击，已在外侧对北门上了锁），日本军向扬子江方面挺进。岸边的中山码头原有两艘渡船，因此有难民涌到这里。然而，两艘渡船早被国民党军官占据，难民一个也不能渡江，他们挤在码头上，已处于快要冻死的状态。人数达二万至三万。日本军向这些难民开炮，将其全部屠杀了。（[日]，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8至9页）

关于佐佐木支队在下关的大屠杀，已在《铁证如山》一章中作了详细陈述，这里不再重叙。但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再进行分析，并进行适当的批判。

第一，南京的守备部队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分别撤退。当时分陆路突围和渡江撤退双管齐下的战术，各有明确的方案和撤退线路。凡渡江撤退的各军、师、团都控制了一定数量的船只，夜间已经渡江撤退完毕，只有少数掉队士兵与部队失掉联络而分散在下关和沿江岸各地，绝对没有仍保持建制整师整团成千上万的官兵待在下关，坐等日军前来歼灭他们。

第二，佐佐木说该支队在下关打完了15000发子弹，15000发子弹只能供200名左右的日军携带。首先该支队未经激烈战斗歼灭上万名中国士兵是不可想象的事。毫无疑问，该支队屠杀的是手无寸铁的难民，最多其中夹杂着极少中国部队掉队士兵，而他们也已放下武器，脱去军装了。应该明白，守备南京的中国部队不是乌合之众，更不是经不起一击的一块“豆腐”，而是比较能够战斗的部队。他们是奉命有组织有明确目的地撤退，而不是溃退。既然如此，他们就保持着相当强的战斗力。如果上万人的部队面对200名左右的日军死中求生，背水一战，以多击少，即便是“穷鼠啃猫”，200名左右的日军能够抵挡得住吗?很明显，歼灭的不是中国部队，而是屠杀了2至3万难民。

第三，中山码头原有两艘直航对岸浦口的渡船，每半小时对开，往来较为方便。但自从日军逼近南京后，日机经常骚扰、扫射，该轮渡已不能正常运行。但是下关除内河航运码头外，唯有中山码头客运流量最大。因此中山码头、各内河航运码头和下关火车站共聚集约2至3万难民，盼望由此渡江逃命。同时，国民党守备南京的部队一开始便作了两手打算，即死守与撤退的两手打算。因此在南京城郊战斗日趋激烈的时候，各军、师都在江心洲的内江、三汊河、秦淮河出口处、煤炭港、鱼雷营、燕子矶等口岸处控制了一定数量的民船。国民党军这样做严重地影响了难民们逃往江北的进度，使得近10万该撤走的难民滞留在沿江各个口岸，后来都死于日本军的枪弹之下。这不能不是国民党军的一大过错。而他们在最后撤退的紧急情况下又动用了中山码头的两艘较大的船。最不幸的是在当夜国民党军弃下数万难民而不顾，自己撤退到北岸后，未令全部船只返回南岸接走难民，因而导致了下关约2至3万难民惨遭日军杀害。

田中在《虚构》中认定佐佐木到一在下关杀害我2至3万难民是“敌军”，并且抱怨说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张，导致了后来南京大屠杀的谣传。关于日本在下关屠杀的是难民，后面我将再提出证据。应该说中岛今朝吾和佐佐木到一都是日军将级指挥官，在这里是把屠杀俘虏和难民作为“战绩”看待，记下来的屠杀人数是实实在在的，并无夸张之处，从客观上招供了自己的罪行。田中抱怨的是不该如实地记下实在的而后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