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六年前就想写这篇小说了，不信您可以查一查1987年年初的《光明日报》。那时候我刚刚写完了《鬈毛》，反应挺“火”，于是就来了个《光明日报》的女记者韩小蕙，说是想写写“作家动态”，请问下一步的打算。按说一个写家是不应该早早就为自己尚未出世的作品做广告的，不过，韩小蕙可是个老朋友了，甚至在我开始学着写小说的时候，和她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一起被《北京文学》约稿，凑到一块儿写小说。后来各行其道，却也离不开舞文弄墨。这么久的交情，是很难不从实招来的。这么着，《前科》也就早早儿地被预报出去了。

然而，到了今天才写。

或者说，到了今天，才算是有了一点写下去的把握。

我不知道别的写家是不是也会遇到和我类似的困难，唯独我一个人低能也未可知。

之所以写不下去，是因为对这位苏五一最初的心思，总是琢磨不透。

这位苏五一现今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时不时就过来看看我，有时候甚至是他夜里巡逻的时候，没什么事了，偷偷上楼来陪我喝二两。有时候专门给我带来一位有趣的人物，为我提供很多趣闻。当然，更实际的帮助也有：冬贮大白菜的时候，他率领他们所里的几位小民警，把一抱一抱的大白菜给我送上了楼。更有趣的是，有一次他在现场值勤中不知怎么逮着了一部“大哥大”，深更半夜给我打过来，对他们正在进行的任务来了一次“现场直播”：“……我们在树丛里猫着哪，真他妈冷。您说，这叫人干的活儿吗？那家黑着灯，没动静……您说什么？……没事，我这用的不是执勤的电话，是一个小子借我的，大款的，没错儿，‘大哥大’……闷得慌啊，跟您聊聊啊，您不就想打听这玩意儿，写出来骗钱吗！……没错儿，这滋味儿真他妈不好受，一宿哪！……得，不能跟您说了，那边过来一个人影儿，保不齐兔崽子回来了……哦，不是，咱接着聊……我们派人去看了！派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去的，嗨，假装收救灾的捐款呗……说朝里屋看啦，没动静。我们估计这小子得……得，甭说了，这回是真的回来了……”

交情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还是没好意思问他，您当初跟我这儿人摸狗样的，是当真，还是装孙子哪？

中国这地面上的人物，有时候就是让人眼晕。往高了说，毛泽东见了斯大林，谈了一溜够，也没让伟大的斯大林明白他想的是什么，愣把伟大的导师急得眼儿绿。这毛泽东还是湖南人氏呢，要是北京人氏，不得气得导师把盒子炮拍出来？

北京人的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有时候连最地道的北京人听着都不把牢。

有一位上海来的编辑到我家，抱怨北京的某某作家不通情理。

“他怎么能说我是骂他？我怎么能骂他？我是诚心诚意地去约稿的呀！他可好，听我说了一大堆好话，最后倒跟我这儿板了脸，说：‘您这可是骂我。’我……我……说的真的全是好话，也全是真心话，我可没有半点讽刺的意思。再说，我又何必偏挑跟您求稿的时候讽刺您？……”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应该怎么说？在您说了一大堆好话以后。他说：‘谢谢’——THANKYOU？那说不定是个老外。他说：‘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俗了。北京人哪能俗啊，他不给您来个正话反说，怎么能透着幽默？”

有一位记者到我家，嘲笑王朔“放狂话”。

“狂得可以，狂得可以！敢说他那《爱你没商量》一不留神就写成了《红楼梦》，顶不济也是一本《飘》。你们北京的侃爷，可真敢吹！”

您瞧，王朔该怎么说才好？说我这剧比《红楼梦》差一大截哪，比《飘》也还有一段儿？傻不傻？耍耍小聪明，来个反话正说吧，还是有人没听明白，惹出一肚子气来。

北京人啊，难怪您老是让人摸不透，您又老是让人觉得挺有味儿。

我自认为这双贼眼还是能分得清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什么是正话，什么是反话，哪样儿是玩笑，哪样儿是认真的，毕竟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

可想想和苏五一开初认识的那几天，我还是一阵阵儿犯嘀咕：那会儿，他是在正儿八经地“教育”我哪，还是跟我开心打镲玩儿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