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九峰山都市陵园。一块洁白的大理石上，镶嵌着一个帅气十足的男孩头像。没有繁缛的碑文，只有一行小字：爱子曲宁之墓。

一支黑色的玫瑰落在了头像的下面，有风吹来，玫瑰向前飘动。一只青筋毕露的手，重新抓住玫瑰，把它端放在墓碑的正前方。不远处，停有一部上海牌老式黑色轿车。

这是曲副司令现在乘坐的轿车。

2002年元旦前夕，军分区政治部给曲副司令办公室送来2份文件。一份是追认祝秘书为“革命烈士”的请示，另一份是以军分区名义给地方民政部门的公函。附在请示件后面的“事迹材料”称赞祝秘书“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为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献出了自己宝贵的、年轻的生命，他是新时期的好党员、好军人、好干部。”而在那份公函中，曲宁被则称之为“与毒品犯罪作斗争的英雄，不愧为时代的优秀青年”，为此，军分区建议地方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政治部干事对曲副司令说，他们一个是您的秘书，一个是您的儿子，党委想征求一下您对善后的意见。曲副司令看过后，没有表态，他默默地退还了那份请示，又默默地扣下了那份公函，并默默地把它放进了碎纸机。

不久，曲副司令提前退休的申请获得上级的批准。他的夫人说：“老曲，我恨你！我恨死了你！”说完这话后，她黯然神伤，独自回了山东。曲副司令一个人留在了武汉，他在社会兼职，是社区青少年活动室心理咨询员、少年管教所辅导员，还是曲宁母校的校外辅导员。他每天搭乘公共汽车，往返社区、大学和少管所之间，风雨无阻。

今天，要不是市区离陵园太远，这部“老上海”他是决不肯乘坐的。

曲副司令在曲宁的墓前呆了很久。他摩挲儿子的头像，像回到山东老家伸手去摸摇篮中曲宁小时候的脸。这个戎马一生的职业军人，在战场上，从来就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现在，他感到自己的眼睛一花，仿佛看见曲宁正朝他款款走来。

曲宁说：“爸！我是曲副司令杠2——，杠2——，杠2——！”

突然，曲副司令开怀大笑。他对着墓碑：“傻儿子，还是你有种！比老子壮烈！”

他今天特意脱去了已没有军衔、领花的军装，上身换了一件崭新的黑色夹克，下面穿了一条白色西裤。这样的装束，更像一个慈爱的父亲！他朝轿车走去，步履有些蹒跚，但他又尽力保持一种军人的步伐，脚下虎虎生风。

这时已是下午4点了，夕阳西斜。小战士司机打开车门，立正问：“首长，送您回家吗？”

曲副司令把手一摆。“下一站，‘非常假日’！”

“非常假日”的名气竟让一个已经退休的高级军官知晓，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曲副司令心想，曲宁踏上不归路的第一步，听说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要看看，这个传言中的酒吧，到底是如何的厉害。

这里又换了新主人。那一年的圣诞节，安安把四姨接到“非常假日”，他们又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安安一本正经地对她说：“‘非常假日’本来就是你的，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四姨不高兴了，她提高嗓门。“你小看了四姨。”

安安凑近四姨，煞有介事地说：“你想知道我今天开车的感觉吗？我倒！像他妈的傻B蜗牛，而我天生是一只乡下的土跳蚤！”

后来，这个不安分的安安，去了北京。他找遍北京所有的角落，竟一无所获。那个飘来飘去的果果真的失踪了！再后来，他独自去了中亚一个小国，Joe的国家。Joe毕业后给安安写信说，他的国家战乱不断，需要勇敢的青年人。于是，安安接受了Joe的邀请。听说，安安在那里参加了政府军，在一次平息叛军政变的战斗中立下战功，并受到了那个国家总统的接见。

曲副司令呷着咖啡，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老妇人在讲述一个似乎久远的故事，心头不禁一热。他说：“这咖啡有点味道！下次，我还来！”

他离开“非常假日”的时候，四姨冲着他的背影，用她的大嗓门，大声叫喊：“等我东山再起，我还要完成另外一个心愿。”

又是一年的春天，杨柳公园人山人海。两个年龄相仿、满头银发的老人站在马路一边，向过往游人一一发放礼品包。

一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接过礼品包。她拉着母亲的衣角问：“妈妈，妈妈，这两个老人卖东西怎么不收钱啊？”

年轻的母亲笑了。她蹲下来，告诉自己的孩子：“老爷爷、老奶奶是慈善机构的义工。”

小女孩好奇地问：“那这里面是不是食物呀？”

妈妈说：“一种精神食物！”

小女孩兴高采烈地打开礼品包，里面装有一本印刷精美的画册和一张CD唱片。上面分别印着两个人的名字：艾米、先旗。

小女孩又问：“妈妈，艾米、先旗是谁呀？”

妈妈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两位艺术家！”

小女孩张开双臂，向一片开阔的绿草坪跑去，那里有一群安详的白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