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的朝鲜，当大院君为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体制所推行的国内外政策到处碰壁的时候，东北亚的国际关系结构和各国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朝鲜的近邻，日本列岛成功地爆发了一场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倒幕维新运动。1853年秋，日本倒幕派武土利用人民力量推翻了德川幕府所代表的封建领主统治，建立了自由派地主和商业资本家的联合专政——明治政权。1863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发展成为

东方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日本资产阶级改革不彻底，国内原因和资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等国内条件的限利，加之国际上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的激化，所以，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日本巧妙地利用了英俄、美俄、美英法之间在东方的矛盾和斗争，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在美、英支持下，走上了征服和掠夺在地理上邻近自己的，封建中国和朝鲜的道路。

朝鲜与日本有着悠久的邦交关系，自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7年）建立以来，两百多年间两国一直和睦为邻，友好往来。以1609年李朝政府与日本缔结《乙酉约条》为起点，两国恢复了因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1592—1599年）遭到破坏的交邻关系。这项条约允许日本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使臣往来和派遣“岁遣船”。

在东莱府的草梁，有朝鲜政府修建的倭馆（又称和馆），供日本常驻事务宫、商人居住和堆集货物，中央政府派驻釜山的倭馆训导，负责具体管理与日本的交往通商事务。地方政府对倭馆免费供应薪炭，并开市供应菜蔬。倭馆每月开市六次与朝鲜人交易。日本商人主要以铜等贵金属交换朝鲜的米、棉和各种皮货。

根据约条的规定和惯例，日本暮府同朝鲜政府的外交联系，是通过对州藩主实现的。对州藩主除掌管与朝鲜的聘问往来、代表幕府向朝鲜派出参判使外，自身还经常派家臣出使东莱府。出访朝鲜的日本使臣所持国书有一定格式，并加盖朝鲜方面铸发的铜印，即所谓“图书”。

“王政复古”后，1868年3月23日，日本新政府宣布承认对州藩主世袭的代表国家与朝鲜外交的特权，并授与该藩藩主宗义达外国事务局辅的职衔。宗义达奉命向朝鲜通告：日本时势一变，政权归一皇室，更张纲纪，大修邻好。

所谓“大修邻好”，只不过是日本政府推行“征韩外交”的口实。既然朝日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邻通信关系，自然不存在“大修邻好”的急切需要。日本明治政府企图改变两国交往的惯例，夺取外交主动权，并设置陷阱，借大修邻好之机变更外交公文格式，用“天皇”的称谓降低朝鲜国王的地位，以造成朝鲜屈从日本的既成事实。

明治元年12月，由对州藩主宗义达委任的“大修”大差使等人一行抵达草梁使馆，向朝鲜倭学训导递交国书。文中多处使用“皇”、“勅”之类的文字，并加盖日本国新铸的印章。虽然大院君政府礼貌地接待了日本来使，并派员参加倭馆举行的“下船宴”，但断然拒绝了日本的国书。

此时的日本国内，明治政府的实力派人物不仅己在鼓噪“征韩论”，而且还就“征韩”的具体步骤进行策划，并把侵略朝鲜与日本的基本国策联系了起来。

为策划“征韩”，是年日本天皇曾命木户孝允出使中国和朝鲜。后因木户所在藩山口倒幕主力“奇兵队”解散引起农民不满和动乱，未能成行。不过，为木户出使所作的有关朝鲜政策的准备，继续照常进行。这时，日本外务省曾专门派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等外交官，假借对州藩吏之名去釜山活动。

1870年，日本外务省根据佐田白茅等人提出的报告和建议，拟定了《对朝鲜政策三条》，内称：“虽有借朝鲜拒收国书之无礼挑起战端的主张，但我国尚未派遣敕使，原本是由甘于屈辱谬例的对州藩代为转达的，难以立刻构成开战”的理由。因此，必须：变对方拒收国书为良机，暂时断绝于朝鲜的往来，待对州的谬例自然消失，我国国力一经充实，断然着手；派木户孝允从三位为正使，宗氏为副使，率军舰两艘前往朝鲜，责其摈斥我照会王政一新之罪，并交涉开港开市，签订往来自由的条约，如若朝鲜不从，即断然讨伐；与清政府订约，一经清日平等，朝鲜自然退居下位。然后，途经朝鲜王城，迫使朝鲜接受不平等条约。

明治政府所要追求的政策目标是，既要利用朝鲜要求日本修改国书文字的时机，单方面中断与对方的传统联系，又要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通过与中国定约，使日本处于与中国比肩同等的地位，造成即使出现与朝鲜“议论和战局面”，也因中日已建立“通信”关系，中国不能像壬辰战争，明朝军队援助朝鲜那样容易行事。

外务省的《三条》，实际上先后被明治政府采纳。同一时期，日本右大臣岩仓在其《朝鲜论稿》中，着重强调朝鲜的战略地位，阐述“征韩”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关系，指出：“然朝鲜之事，仍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若绥服之，实乃皇国保全之基础，将来万国经略进取之基本”；主张对朝鲜“宽猛恩威并施”，避“大战”而使其“屈服”。

日本为使取得与中国同等的国际地位以压制朝鲜，于1871年7月派议约专使与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天津谈判。9月，中日两国政府签订的《修好条规》和《通商章检海关税则》是一种类似互助、平等的条约，这对推行日本的朝鲜政策来说，已经达到目的。在国内，是年7月，明治政府发出“废藩置县”的命令，彻底消除了诸侯的封建领地及领主权力，名副其实地使日本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看守政府在推行内政改革的同时，加紧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准备。1872年，日本兵部省改建为陆军省和海军省，颁布征兵令，着手建立近代化的常备军。这样，到是年岁末，明治新政府已基本上奠定了统治日本列岛的基础。在他们看来，除所谓中国清政府与朝鲜的“宗属”关系的现状尚待清政府澄清外，似乎已大体完成了“征韩”的准备，所余的就是制造“断然讨伐”的口实了。

1872年初，日本政府收回了对州藩代理中央政府办理朝鲜外交的特权，外务省派森山茂抵达草梁倭馆，并连续制造事件，肆意挑衅。同年5月，居然在倭馆拘留朝鲜差备官；5月下旬，连同倭馆差使在内的54名日本人犯起禁界，闯进东莱府，制造了持续十数日的“拦出”事件。但是大院君政府对日本颇为容忍，边境军民也在耐心等待世态的平息。

是年9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大丞花房义质步兵两小队，乘两艘军舰抵达釜山，以日本外务

省名义单方面强行“接受”草梁倭馆。至此，原来纯属朝鲜政府接待、安置对马藩商人、便利朝日贸易的倭馆，竟被更名为直属日本政府的“大日本公馆”，成了日本对朝鲜从事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据点。日本陆军甚至派遣间谍，着白色林衣，戴韩帽，从釜山行至东莱，打探朝鲜局势。

接着，日本政府根据太政官的命令，于10月，一方面单方中止了两国间的传统贸易关系，废了岁遣船，另一方面公然宣布对进出朝鲜的货物一律免税，公开鼓励对朝鲜进行走私贸易，想用商品这尊大炮轰开紧闭的朝鲜大门。对于日本的挑衅和军事威胁，大院君采取强硬态度，更不承认花房义质的身份，明确表示，倭使乘军舰而来，不能予以理会。于是，花房无可奈树，滞留数月后，只好无功而归。

进入1873年，朝日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是年春，日本商人的走私活动更趋猖獗，众多无照商船频繁出入于釜山港，甚至连东京的政商三井组也在釜山进行大宗走私贸易。大院君政府对日本的强盗行径针锋相对。同年5月，朝鲜军队开始在使馆附近海岸巡逻，取缔不法行为，撤供撤市。5月末，日本政府举行间议讨论对东莱府撤市停供的对策。太政人臣三条认为这是对日本的“凌虐”，有损日本国威，也事关国耻，力主出兵讨韩。由于某些不确定因素，当时并未出兵。至是年夏秋之交，看守内阁已倾向征韩时机成熟。陆军大将、参议、近卫都督西乡隆盛致函太政大臣，信中说：“维新以来，阁下着手于朝鲜之事，已五六年于兹……今彼至于骄夸侮慢，尽变其始，此而日事因循，不加裁制，有蒙天下之嘲笑者乎。……苟断然差遣使节，则彼之曲，自可分明”。西乡主张先行“差遣使节”抵达朝鲜，假定日本使节遭到蔑视和加害，即可在国内煽动起征韩舆论，做到侵略朝鲜师出有名。所以，他决意充任使节，牺牲一身，以肇战端。

8月，日本看守政府已决定派西乡为“遣韩大使”，并得到天皇认可。但因以右大臣岩仓为首的外访使节团尚未回国，决心暂不宣告。等到岩仓一行回到东京之后，内阁连续会议，“内治派”认为征韩为时尚早，“征韩派”执意征讨朝鲜。两派相持不下，意见不得统一。在两派政治斗争之中，“征韩派”中计，被天皇赶出政府，是为日本历史上的“十月政变”。

但是日本征韩的决心并未改变。“内治派”反对立刻征韩，主要怕士民生变、外债起无偿还之术、维新之前效将废、金货外流、鹬蚌相持俄必渔利、国权无以收复、英国乘机干涉等等。“内治派”对待朝鲜的态度是：应该用兵征讨，但是应先顾及到国内的环境，事情要分清先后缓急。在日本国力未进于文明，治效未趋于富强之前，不可举兵，要先安抚人民，积蓄力量，然后“徐徐以谋二国（中国、朝鲜）”。

“征韩论”在日本密云不雨，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也都将日本推向了“征韩”的前线。欧美各国在东亚扩张有两大忧虑，一是担心中国、朝鲜和日本实现三国联合对抗西方侵略；二是对朝鲜的锁国政策束手无策。因此，它们竭力离间三国之间的关系，诱使日本作它们侵略朝鲜的工具。

怂恿日本侵略朝鲜最卖力的是美国。“辛末洋扰”后，美国国务卿菲什就打算唆使和利用日本的侵略势力来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1872年他在给美驻日公使德隆的训示中说：“为了影响日本政府与中国交往的进程，引导日本尽可能地与中国的排外政策相脱离，使其采取与列强自由贸易、交往的进步政策是可取的”。前美国驻厦门领事退役将军李仙得，经德隆推荐，受聘为日本外务省顾问。他的主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李仙得的方针是，日本应取朝鲜以制辽东，占台湾以制中国，如此便环中国而成半圆形，借以抵制俄国压迫远东之势。

英国也挑动日本“征韩”。1872年，英国的一份杂志就刊载了一封伪造的大院君政府致日本国政府的国书，其中说：“贵国视西洋夷狄乃伟大民族，吾朝鲜虽属小国，但敢致函贵国称西洋夷狄为禽兽也……吾人期望贵国联合诸夷向我国派遣海防大军。……贵国之谢罪，全无裨益。唯一的选择就是血战一场——牺牲日本全部武士，迫使贵国屈服”。企图利用这份伪造的文书挑拨朝日关系。倒了1874年，英国公使馆人员鼓励日本首先侵略朝鲜时表示，日本开始征讨朝鲜是上策，我英国将给予协助。

俄国虽对朝鲜早有野心，但为了假日本之手敲开朝鲜大门，也支持日本染指朝鲜。1873年，俄驻日公使曾表示，即使万一日本对朝鲜举行征伐，俄国决不打算对此进行干涉。

正是由于有了西方列强的煽动、怂恿和支持，日本的侵略势力的气焰才会越发嚣张，才敢于将“征韩论”付诸实践。

在大院君强硬应对日本不断的骚扰，并企图在国内扭转自己颓势之时，高宗十年（1873年）夏，由朝日摩擦衍生出来的，关于日本即将发动武装入侵的传说，在朝鲜朝野引起强烈反响。民间舆论倾向于认为，是大院君刚愎自用和对待日本的强硬态度，招致了战争。

早就策划篡夺大院君政权的闵妃一派，巧妙地利用这一时机，大肆渲染人们对大院君“斥倭”政策产生的疑虑，动员各种舆论，向大院君政府的内外政策发动全面进攻。

是年六月，在闵妃集团的授意下，馆学儒生李世愚就大院君的“尊称问题”，向高宗上疏。其奏摺内容大致如下：

……国太公兴宣大院君身为国家的元老，在过去十年间，尽心辅佐圣上，广布国家威信，成功的抵御无数外来侵略，弭平各地动乱，此种功绩实将名垂青史。然而，国太公年事已高，身心俱为疲惫，为妥善照料之故，从今而后，圣上尊称国太公为大老，并使其告老休养，似为至佳之举，特此禀告圣上。

奏摺的内容到处充满着对大院君的忠心，说“国太公”或是“大院府大监”等称号，已经不足以表达对大院君的尊敬，所以建议尊称大院君为“大老”。

李世愚一呈上奏摺，高宗即向满朝文武公布奏摺的内容。文武两班心知这是将大院君赶出摄政之位的前奏，但奏摺之中没有任何一句话表达出不敬之意，大院君党羽无法反驳。加上右议政李维元早就与闵妃集团互通声息，所以宣读完奏折之后，李维元马上磕头上禀：

“启禀皇上，臣认为奏摺的内容非常正确。国太公的功绩将名垂青史，所以在尊称为‘大老’的同时，并使其从此告老休养，实为应得的礼遇。王上应嘉许李世愚，并准其所奏”。

躲在屏风后面偷听朝会的闵妃，对李维元的言辞非常满意，会心地点了点头。

按照早就安排好的程序，于是高宗说：

“准其所奏，将奏摺向天下广为公布，从今天起，尊称国太公为‘大老’，诸位爱卿没有异议吧？”

“圣恩浩荡，臣等谨遵圣命。”

当天李世愚的奏折就向诸于天下，同时并派都承旨向将此事告知大院君。

大院君极其愤怒，朝空中挥舞着拳头，高声叫嚷着：

“你们这些家伙没办法把我杀了，就想把我变成活死人，你们等着瞧！来人哪！”

早在外面候着的天下长安急急忙忙跑到大院君跟前。

“你们几个现在立刻去义禁府，叫判事去把成均馆的儒生李世愚给我抓过来！我要叫这个家伙死在我的手上！”

“是，遵命！”

天下长安领了大院君的命令，飞奔至义禁府。没多久，带了义禁府判事回来。判事战战兢兢地禀告：

“义禁府判事金致善在此待命。”

“你这个混蛋！叫你把李世愚抓来，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现在赶快抓人去！”

义禁府判事磕头回禀：

“下官到李世愚的家里逮捕他，但是……他不在家。”

“不在家？你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给抓回来！”

“下官惶恐。听说王上宣李世愚入宫进觐，李世愚现在正在宫里。”

“什么！？你说他奉命入宫觐见？”

大院君气得眼前一片昏黑，事情演变至此，他连一个儒生都没办法处罚了。

这件事情硝烟未散，民间又谣言纷纷，云大院君不久就要从摄政的位子退下，高宗即将亲政。那些常常出入云岘宫的官员，跟随着风向飘到了闵氏集团一边，云岘宫前门可罗雀。

另一方面，闵妃却对自己的所有计划都能顺利实施，而感到痛快淋漓。毫无顾忌的闵妃加快了步伐，将曾受大院君政府冷遇，被闵妃集团拉拢的巨儒崔益铉，授为承政院同副承旨，这对大院君来讲，又是个不祥的征兆。是年10月，崔益铉向高宗上疏。疏文中指出：“晚近以来，政变旧章，人取软熟；大臣六卿无建白之议，台谏侍从避好事之谤，朝廷之上，俗论恣行”。这份奏折攻击了包括台谏在内的大院君政府一切部门。

崔益铉对大院君的指控尤其突出：回顾过去十年间的政绩，因景福宫重建而过度课税，使得百姓们穷困潦倒，形销骨立。另外，愿纳钱、尸包税与门税等繁杂的税金接踵而至，导致民不聊生，百姓穷苦至以草根树皮果腹之境地。朝廷甚至以卖官售爵为业，而作为国家精神支柱的一百余所书院也全部遭到废除，大院君弃道义于不顾，使得儒生们怨声四起。洋夷与倭寇则趁国家政治动荡不安之际，不断侵犯边防各地，现在，国家实已处于存亡关头，长此以往，国家将无法延续下去。

崔益铉在奏章最后恳请高宗：“圣上英明，通达国政，一扫旧恶，并以亲政，一新所有政事，振新气象。此等重大的事业，若非圣上，无人能有此魄力。臣在此乞求圣上，亲自经营此种救国济世之大策。”

显然，这个奏折是由闵氏集团主使，崔益铉直接执笔而成。高宗接到这个奏折之后，对于如此激烈的文字，非但不予加罪，反而龙心大悦，批答：“出于衷曲戒予之辞，极为嘉尚”，并将崔益铉升为户曹参判。大院君虽动员左右议政、司宪府、承政院及成均馆儒生分别连署上疏加以反驳，均无济于事。

数日之后，崔益铉再度上疏，极言：“惟在亲亲之列者，只当尊其位、厚其禄，勿使干预国政”，“大院府大监年事已高，使其退出摄政之位，安享晚年，才是尽孝之道。明确要求大院君下台。

对此，支持大院君的一派至为愤怒，主张崔益铉冒犯国太公，一定要凌迟处斩的声浪逐渐升高。闵妃担心把崔益铉留在京城，很难保全他的性命，便同高宗商议之后，以“疏文过

于矫激、冒犯宗亲”的罪名，将其流放至济州岛。

但是，在对待生父的问题上，高宗还是采纳了崔益铉的建议。是年11月，高宗终于发布朝报，宣布亲政：

自从大王大妃千岁垂帘听政之后，国太公即为摄政，然而，实际上所有政事皆由朕亲自裁决。现在，朕已然成年，无设置摄政之必要，因此废除摄政制度，国太公身为国家的“大老”，宜使其安享晚年。特此公告全国百姓与满朝文武百官。

这份公告对大院君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大院君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早上想要进宫参加朝会，在敦化门却被守门的将官挡在门卫：

“王上有令，国太公从今天起，不用进宫了。”

大院君槌胸顿地，欲哭无泪，没想自己这么轻易地就被赶下了台。回到云岘宫，前思后想，形势已无法逆转，只有放弃权力，退隐三溪洞山庄，从长计议。

高宗宣布亲政的第二天，受大院君重用的左议政姜老、右议政韩启源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均上疏辞呈，高宗勃然大怒，一一准奏。兴宣大院君的十年势力被逐出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闵妃戚族政府。

戚族政府成立于是年12月，高宗亲政不过是堂皇的装饰品，实际上在背后操纵全盘国事的，正是闵妃。所有国事高宗都一一问过闵妃之后才处理，高宗上朝时，闵妃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大臣们发言。宫外政事一切委托给闵升镐、闵谦镐等诸闵，其他为赶走大院君出力卖命的人员，也被安排到了朝廷内部。

李儒元被任命为领议政，经常与大院君对立的朴珪寿被任命为右议政。兴寅君李最应本来就是个只认钱的无能之人，因此大院君才不顾他是亲哥哥，而不予以录用。闵妃当然也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为了给大院君更大的打击，故意任命李最应为左议政。三公人选确定之后，六曹判书们全由闵氏家族或是闵氏的忠仆所组成，于是，闵氏家族和支持他们的两班权贵独揽了中央和地方的一切要职，开启了外戚闵氏的势道政治。事实上，闵妃的用人策略也不是以国民福祉为主。闵妃不考虑国家的政情会如何改革，只是考虑到强化闵氏家族的势力，以此为根据用必要的人员。

闵氏集团掌握了政权之后，力图使人们相信，他们所推行的政策与大院君的政策迥然不同。在国内政策方面，为了换取地方两班的支持，恢复了一部分书院，停止了清小钱的流通，并对大院君执政时期所制定的部分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对外政策方面，锁国政策略作变更。因为是大院君否决的政策，闵妃一律采用，所以，李朝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开放路线。但闵妃集团所实行的政策，在实质上并不比大院君的政策进步，都是朝鲜李朝以来最腐朽、糜烂的势道政治，所不同的，不过是改成了骊兴闵氏执政。

在国内政策方面，闵妃集团只是企图维持和加强以国王和闵氏家族两班权员为核心的保守统治，并未采取任何发展生产力和稳定人民生活的新的措施。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所制定的所谓开国政策，表面上似乎比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前进了一步，但本质上它不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而是为了维持其软弱无能的封建统治，屈服于外来侵略势力，竭尽其阿谀奉承之能事。

不论怎样，赶走了独裁的大院君，举国百姓兴高采烈地欢迎高宗亲政，期望从此就能有条生路。从全国各地送来的礼物，堆得像座小山一样高，高宗、闵妃感到十分高兴。

这时，闵妃还有另一件天大的喜事。在她的第一个孩子死了两年之后，闵妃又怀孕了。腹中孕育着胎儿，闵妃只要看见完和君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她自己儿子的荣誉地位，凭什么要让给个下贱宫女所生的孩子来争夺、分享？赶走了大院君的闵妃，心中酝酿着另一个计划，总有一天，她要将完和君和他的宫女母亲赶出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