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前夕，杜荣林的军旅生涯发生一次变动，起于台湾海峡上的一场海战。

１９６５年盛夏，国民党海军第二巡防舰队的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窜入大陆沿海地区执行侦察、骚扰及所谓“心战”任务，在东山岛以南海域与解放军南海舰队一个护卫艇大队和鱼雷快艇支队相逢，双方激战。“剑门号”和“章江号”凭借火力优势远距离猛轰，解放军四艘护卫艇取贴近进攻战术，一路猛冲逼近，迫敌舰分头驶开。护卫艇先集中攻击“章江号”，该舰中弹起火后曾试图迎头冲撞护卫艇，护卫艇未退缩，咬住不放，双方军舰一直打到几乎相撞，“章江号”最终爆炸沉海。而后解放军海军的第二梯队五艘鱼雷快艇在护卫艇配合下，集中火力攻打猛攻“剑门号”，最终将其击沉。第二巡防舰队少将司令等一百七十余名国民党海军官兵于此海战中丧生，“剑门号”舰长等三十余人被俘。解放军南海舰队的护卫艇和鱼雷艇各有两艘被敌击中，伤亡三十余人。

杜荣林的部队属陆军建置，驻地与海战区域近在咫尺，却没轮他使上劲。海战爆发之初，杜荣林部就奉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在整个海战中始终保持高度戒备，但鞭长莫及，部队隔岸待战，一枪未放。这场海战却给杜荣林送来了意外的一个战利品：海战刚刚结束，大区一位副司令员即乘直升飞机赶往前沿视察，副司令员视察了沿海军用码头等设施后，决定了解沿海各部队的战备状态，他随机挑选，把杜荣林那个营作为其中之一。杜荣林猝不及防中头奖，与突然开进驻地大门的首长车队意外遭遇。

结果很好。杜荣林的营区收拾得井井有条，指挥所战备值勤记录非常完整，各连队按计划进行军事训练，无一错漏。全营战士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奋勇前进，解放台湾。副司令员感到满意。

杜荣林在向副司令员汇报本部战备情况的当儿突发奇想，问能不能临时组织一场战斗演习供首长检查和批评？副司令员一听来了兴致，指点营区附近山头，命令杜荣林组织一次连进攻。杜荣林紧急集合队伍，下达命令，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好准备，即开始进攻，演习进行得精确而顺利。特别是演习战士开始冲锋时，漫山遍野一片“缴枪不杀！”的吼叫，副司令员不禁动容。

他问身边的军官：“这营长哪年的兵？”

陪同视察的孙保田报告说：“19４４年。”

“好像不错？”

孙保田说，杜荣林立过数次战功，就在一年多前，还因指挥得当，迅速歼灭在沿海登陆的敌小股武装特务受到嘉奖。

“我记得那个事，抓住一个少校支队长是不？”

孙保田说，在那次围歼武装特务行动中，杜荣林这边击毙了一个上尉副支队长和一个敌兵，生俘三个特务。司令员说的少校支队长是逃出包围圈后在邻县落网的，不是杜荣林部捕获。但整个行动中，发现和组织围剿敌人的头功还应当是这个营长。

副司令员点了点头。

这次视察活动的后续效应很快就发生了：上级部门派员找到杜荣林，奉命了解他的有关情况，包括家庭情况。

他们询问了几件事情，其中有两件让杜荣林感觉异样。

一件涉及国民党特务罗进。

“杜营长报告过这个特务的一些特殊问题？”

杜荣林说：“是的，我有疑问。”

杜荣林告诉上级人员，提到的这个国民党特务他从不认识，但是已经注意多年。当年金门敌特搞阴谋，广播了一封《致杜营长的信》，上级领导给他通报情况，讲到一个代号０２１，名叫罗进的敌特分子。他记住了。19６４年，敌小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他组织部队和民兵将敌包围于水车岭，敌一部被歼，一部逃出，于邻县落网。事后他从军区内部通报上看到消息，注意到从水车岭逃出后于邻县落网的敌特少校叫罗进。他马上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请他们注意核对特务少校的身份和来历，与以往掌握的敌特资料相对照。当时他还提出，如果这人就是早年那个金门特务，除重点追查本次窜犯外，也应认真追查该敌以往特务活动。事后有关部门告诉他，经核对，被捕特务少校与金门那个分属敌不同情报部门，没有关系。他觉得格外遗憾。

“我还是觉得怀疑，他们搞准了没有？”他说。

有件情况杜荣林没告诉上级人员：他曾经非常认真地动过念头，想去见一下这特务，亲自审一下，解一解心头之谜，至少可以判断该特务对有关问题是有意隐瞒真相，还是说了实话。但是不行，杜荣林是沿海驻军指挥员，处理敌特事务不属其职责范围，可以反映情况，却不能随便插手审讯。疑问虽被排除，杜荣林却不想轻易放过，他认起真来就这样，非得自己搞个清清楚楚不可，只等合适时机。

但是他没多说，因为不必要。

另一件让杜荣林感觉特别的事情涉及到小王，王锁柱。上级人员询问杜荣林跟王锁柱都有什么联系。杜荣林说，王锁柱原是他的通讯员，是他那个连唯一一个从金门回到大陆的战士。小王被遣返回乡劳动后，他们时有联系。几年前王锁柱来信，提到准备成家，他给他寄过一点钱。半年多前，他曾写过一份证明，说明王锁柱曾为我军战士，在解放战争期间对敌作战勇敢，曾立过功。这是应王本人来信要求做的，所证明情况均实事求是。尽管王锁柱后来被迫当国民党兵，留有污点，毕竟是自己连队里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作为老连长，他不能翻脸不认。他是这么想的。

上级人员很谨慎，他们只了解情况，不表态，也不解释。杜荣林对有关问题感觉有些异样，却也缄口不提。他断定他们了解这些事情必有缘故，但是如果他们不说，他不能沉不住气，急着要打听究竟。其中缘故今后慢慢的总会明白。

上级人员回去了。此次调查很快有了结果：一纸命令传达部队，杜荣林奉调某守备团担任副团长。半年后团长调到军区任职，杜荣林代理团长。

杜荣林获得了军旅生涯中重要的一次升迁。他为自己得到的信任和重视而心情振奋。但是造化弄人，没容杜荣林如他自己，也如他的上级所愿，在新的岗位上略有施展，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轰然爆发。

起初杜荣林没有太多意识。杜荣林认为“文化革命”顾名思义是文化方面的事，他是军人，与此无涉。从1965年下半年起，报纸上一再发表长篇文章，批判锋芒从吴晗的《海瑞罢官》直到“三家村”，杜荣林感觉到这场运动来势迅猛有台风海啸之势，却也没想到跟自己有多大关联。1966年夏“文革”浪潮席卷大地，学生停课，写大字报，成立红卫兵组织，宣布造反。然后工厂、城市、农村卷入，整个社会开始动荡。那时杜荣林也还不认为这一浪潮跟自己有多少关系。他和他的部队奉命据守海峡前线，敌军在海峡另一侧枪炮相向，军人们另有使命。

九月间，杜荣林长女杜山搭车到部队找爸爸，此时已不是当年她跟母亲、外婆怄气，离家出走跑兵营的模样。这年她读高二，十七岁，是个大姑娘了。杜山上高中后相当拔尖，成绩好，一直当班干部，“文革”初她从青年学生中冒出来，成了领头人物，当上学校“前线红卫兵团副团长”，头衔与父亲相当。杜山到部队找杜荣林，是因为要带本校一批学生到北京去，时称“大串连”，她想要一顶新军帽，那时的孩子都以穿军装为荣。杜荣林留她在部队住了一天，跟她长谈。杜山说起他们在校里校外“造反”的情形，大字报、辩论会、斗争会如何热火朝天。说得兴奋不已，情绪高昂。

杜山提到学校英语教研室的主任，这人看起来温文尔雅，满腹经纶。文革中一揭发，原来他当过国民党军官，任过翻译，跟过美军顾问，还有个哥哥跑到台湾去了。学生们把他抓起来斗争，给他戴高帽，挂黑牌子，满校游街。

“他哭。”杜山说，“却不老实。”

杜荣林心有所感。他说谁让你们小孩去干这种事？不能因为老师以前干过什么，现在还有什么人在台湾就要斗他，这好像不太讲理了，关键是人家现在站在哪个立场上，对不对？否则就可能祸及无辜。

杜荣林对女儿讲他牺牲在金门岛的战友。他说，当时他的战士里少说有四分之一是从国民党部队里过来的，他们在战场上缴了枪，然后他们愿意跟解放军走，这以后他们就是自己人。自己人并不一定本来就是自己人，敌人并不一定永远都是敌人。即使是敌人，你应当把他们打垮，把他们消灭，但是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后，你不能支起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打死，他们毕竟跟我们一样是人，不是狼。解放军优待俘虏，俘虏跟我们走了，至少不再是敌人，揪着他们以往的事情有什么必要？这会弄到多少人！

杜山不解，说爸爸干嘛替他们操心？红卫兵这是在千方百计帮爸爸挖坏人嘛。爸爸总说敌人就在海峡那边，还有一场大仗要打。把藏在海峡这边的坏人都挖出来，爸爸解放台湾才没有后顾之忧。红卫兵造反，贴大字报，开斗争会，就是在做这个。

杜荣林默不做声，心里感觉特别，就像当年听女儿讲要制造导弹帮他打仗一样。高兴吗？不高兴吗？怎么说呢？

他们在军营的林荫道上散步，一边走一边交谈，讨论各种问题，态度认真近乎虔诚。不管杜山对父亲的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立场幼稚，还是偏激，她的语调总让杜荣林感到惬意，像炎夏里领略一泓清泉。在军营晚间空旷清爽的林荫道上，女儿的话音随着南国山间的无名花香，轻风一般在杜荣林的耳畔飘拂，让杜荣林有一种恍惚感。杜荣林意识到跟他并肩而行侃侃而谈的这孩子已经长得跟道旁的小树一样挺拔，她戴着一顶军帽的头已经高高窜出了杜荣林的肩膀。

隐隐约约，他心里还有一种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