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金门整个儿是座海中的碉堡，这个碉堡孤零零远离台湾，紧挨着大陆，完全置于解放军的火力圈下。小岛上重兵云集，处处战壕，地下坑道工事蛛网般密布，却没有谁真正认为金门是守得住的。1949年10月，从长江以北一直打过来的解放军攻下厦门之后，几乎毫不停顿，就凭着数百条小渔船，发一声喊一口气就打上了金门岛。要不是因为进攻部队准备不足，加上潮水不顺船只搁浅被毁后续接济不上，金门早就易手成为厦门第二。时逾两年，罗进绕一个大圈终于从海里爬上金门的这个时候，解放军所能动用的兵力、物力远比当年强大得多，他们已经不再只有打一响拉一下栓的几支步枪，他们在海岸上架起了能够轰击金门的大炮，新组建的空军和海军已经准备进入前线，军力虽难说可以立刻攻击台湾，制服金门却已绰绰有余。但是他们却不再急于攻打这个小岛，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北边朝鲜战场，在那里抗美援朝，同与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大打特打，难舍难分，金门随着台湾一起意外地躲过一场迫在眉睫的痛打，得以缓过气来。

罗进在岛上处理情报事务。那时的金门岛是双方情报战的一个热点，台湾方面靠它大量收集大陆情报，特别是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的军情，并策动、指挥潜伏大陆人员从事破坏活动，包括爆炸、暗杀及各式蚊子苍蝇类型的扰乱。解放军情报部门也密切注视金门岛上的动态。不时有解放军侦察人员悄悄潜上金门及其属岛，藏匿于各角落，刺探岛上兵力部署，掌握沿海和纵深火力配置，再顺手牵羊，趁夜色浓重把前沿哨兵或者查哨军官拖下海，带上接应船只，作为活口捕回大陆。罗进是双方情报战中的一粒卒子，他负责一个小组，代号０２１，忙碌于长官安排的任务，天天跟一批情报人员耗子般龟缩于巨大的地下指挥所里，靠一些招魂幡似的高高伸出地面的天线，跟大陆上东躲西藏的间谍电台联络。要是走出坑道，他们这群耗子便成了三教九流一伙杂种，有的长衫有的短裤，有的打扮得完全就是乞丐。他们坐上一些个快艇，鬼鬼祟祟出没于大陆沿海各岛屿附近，在某一个地方放下一条小舢板，把某一个穿潜水服背氧气瓶的水鬼投入海中，在另一片海域则靠上一条渔船，从上边接下一个面目不清的家伙。用罗进自己的话说，干的全是鬼活。

罗进在金门岛上学会了喝酒。心中空怀期盼，钻在老鼠洞似的地下坑道，越过一片水雾，在无休无止的大陆远眺中满心悲凉，人到这种份上能不喝酒？

金门岛上产一种酒，叫金门高粱，是一种烈性白酒，入口火辣，特别有劲。若干年后对这种酒的嗜好被一些贪杯的台商带回大陆，慢慢地便有人把它叫做台湾名酒，一时风糜。当年罗进上尉在金门当情报耗子时，这种酒只能算小岛土酒，还没法梦想后来那么大的名气。罗进在金门，每逢钻出坑道休假时日，百无聊赖他就想起它来。

因为金门高粱罗进认识了小酒馆的老板娘吴淑玲。吴淑玲在罗进驻地附近的小镇上开一家小酒馆，馆子里只卖金门高粱。老板娘能在一个几乎完全成了兵营的小岛上开酒馆，一来因为她是本地人，二来因为她的丈夫曾是当地一个保安队的队长。此间所谓“保安队”跟罗进在大陆上混迹的卢大目“东南反共纵队”没有太大区别，就是些杂牌货色。在1949年秋天解放军进攻金门岛的那场大战中，老板娘的队长丈夫奉命率部参加滩头战斗，保安队七零八落不堪一击，队座大人在战斗中被解放军机枪击毙，身上中了十几发子弹，他的太太被这十几发子弹打发成一个寡妇。战后小寡妇在小镇上开了家小酒馆，当上酒馆老板娘，守着一个小男孩聊度时光。

老板娘年龄比罗进略大，个头很高，模样挺漂亮，只是脸型瘦削，颧骨挺耸，下巴有些尖。罗进所在情报部的军官都说这小寡妇果然天生一副克夫相，她那个保安队长不被共军的机枪打死还干什么去？老板娘吴淑玲在军官中不太有人缘，不像一些小寡妇谁都能摸，她有些变态，既要死呆在丈夫丧命的小岛上卖酒，跟十数万大兵混在一块，又不让人顺便吃她点豆腐。这个人敢说敢为，什么样的大兵都对付，经营小酒馆珠缁必较，从来不给赊账，绝对不吃一点亏。但是她不往酒里兑水，她的金门高粱地道正宗，无可挑剔。

有一回，罗进值完班出了坑道，恰外边下雨，天气阴冷。罗进披着一件雨衣走向小镇，一脚高一脚低穿过泥地，踩得胶鞋上全是烂泥像一双小泥船。也许因为天气缘故，那天小酒馆生意冷清，除罗进外，只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官。罗进向老板娘要了一碟花生，坐到窗前一张桌边，把酒倒在杯里，不声不响，一小口一小口地埋头喝酒，时而抬头往窗外看看。窗外阴阴沉沉一片水气，远处大海哗哗有声。

忽然老板娘走过来坐在罗进的桌边。

“那边还有谁？”她问。

这是岛上的习惯说法，“那边”指的是大陆。老板娘问罗进时还把嘴角往窗外一呶，做了个示意。

罗进摇摇头，说：“我是高雄人。”

老板娘说：“骗不了我。”

老板娘说她已经观察罗进好久了。她注意到罗进到这里都是独自喝闷酒，从来不管别人，也从来不多喝。到她这家小酒馆的酒徒什么样的都有，扎堆的，吵闹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爱占小便宜的，都有，像罗进这样的却不多。

“有什么想不开的？”她问。

“没有的事。”

“太太在那边？”

罗进一声不响。

老板娘站起来走回她的柜台，隔会又走过来，把另一小碟花生米放在罗进的面前，也不说话，转头再去招呼店里那个醉醺醺的士官。

罗进喝完他的酒，起身离去，那时外边的雨已经停了。回到坑道，罗进才想起自己没把雨衣带回来，丢在小酒馆，算是酒钱之外再给老板娘送一份薄礼了。

他没去找那雨衣，后来他再去小酒馆时也不提起。没想老板娘却记着他，在他独自喝酒时把那件雨衣放到他的桌边，雨衣已经晾干，整整齐齐折成个四方形。

“我要在酒钱里给你加两个保管费。”老板娘说，“雨衣你还想要吧？”

罗进说：“别收太狠。”

末了算酒钱，没有多收，老板娘没那么抠。

后来有一次去喝酒，恰又碰上顾客冷清时分，老板娘走过来坐在罗进身边，给自己点着了一支烟，说：“还那么放不下吗？”

“没什么放不下的。”

“我看得出来。”老板娘说，“这年头，多少人都一样，不能老解不开疙瘩。”

“没的事。”

“听说过我的事吧？”老板娘问。

罗进点点头。

“他们说他中了十一枪。”老板娘说，“脸都给打烂了。那时我眼睛全是糊的，根本就看不见。”

她说人就这样，过来就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心里有东西解不开，就说出来吧，说出来会好一些。别让它一直在里边磨，钝刀子割肉痛死人。

后来有一回罗进多喝了点酒，跟老板娘说起“那边”的一个清晨，说起那个车队和意外的枪声，以及溪中的急流。

“都完了。从那时候，”他说，“心里就这样，一阵阵的。”

老板娘用她的黑眼珠紧盯着罗进。

“那是....”她问，“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多大了？”

“当时不过三个月。算来，比你儿子小一点吧。”

老板娘唉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