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鲁迅生前多次谈到“死后”一事。在逝世前不久写下的《死》中，鲁迅“立”了七条“遗嘱”，其中第二条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第三条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不过，鲁迅确实是“人”而不是“神”，不论他怎样对“死后”担忧、恐惧，不论他怎样希望无声无息地入土为安，一瞑之后，他也只能任人摆布。实际上，鲁迅的丧事是办得极其隆重极具声势的，以致于给一些组织和参加者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

读顾准“文革”期间以“二度右派”之身写的“历史交代”，你会发现这样的回忆：“我记忆中的1936年3月至1936年9月为止的职救工作的经过，还是像《回忆》中所写的，只剩下这样一些印象了：这个时期主要是组织示威游行，——三八、五一、鲁迅葬仪等等，其他情节全记不起来了。”（1）所谓“职救”是上海其时的“职业界救国会”的简称。上海当时的各界“救国会”由中共地下党在暗中直接领导，而林枫、顾准、雍文涛、王纪华等人则是“职救会”的中共负责人。尽管在鲁迅葬仪的日期上有一点小差错，但时隔30年，顾准在做“历史交待”时还记得“鲁迅葬仪”，可见这次“葬仪”的确非同寻常。顾准同时告诉我们，这场“鲁迅葬仪”实际上是他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参与“组织”的一次“示威游行”。所以，鲁迅的丧事，尤其是葬礼，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哀悼行为，它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组织者和参加者也并不只是要表达对死者的哀思，更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对国民党政府表达一种政治性的诉求。

要明白顾准们当时为何为鲁迅大办丧事，就得明白其时的国际国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处境。

1935年日本加速对中国的侵略进程，策动“华北自治”，华北形势严重恶化。以“北上抗日”的名义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大家“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其时正以全力“逼蒋抗日”，而“逼蒋联（容）共”则是“逼蒋抗日”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真正的目的所在。对于中国共党人来说，这种主动表示捐弃前嫌、愿与国民党并肩抗日的策略，无疑是高明到极致的，这的确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目光如炬，因为这决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更关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生死存亡。但要让蒋介石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和对红军的围剿，仅有宣言和口号当然不够，还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如此。中共为此目的而策划、组织和领导的第一场大运动便是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关于“一二·九”，有许多资料可供引用，不过，我们还是照抄《辞海》上的释义：“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又进一步控制了河北和察哈尔，------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学生六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二·九运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中共慷慨激昂的“抗日话语”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好感和信任。“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不再视共产党为“匪”，停止与共产党为敌，这对蒋介石形成巨大的压力。许多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运动的青年学生，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七·七事变”后投奔了延安等共产党占领区。在中共党史上，“一二·九运动”其实是极其“辉煌”的一章，但因为这并不是“武装斗争”，其“意义”便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估价。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说“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应该就是指正在蔓延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之后的国内形势，明显有利于共产党。“一二·九”之后，中共虽然在各地借各种机会组织了旨在“逼蒋抗日”的示威游行，但规模都不能与“一二·九”相比，而在运动的规模上堪与“一二·九”相提并论者，则是1936年10月22日的鲁迅遗体出殡和葬礼。在一定的意义上，鲁迅的丧事，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领导的又一场“一二·九”。

“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

“一二·九”以后，上海各界的抗日热情高涨，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大有众喣漂山之势。1987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选的《“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编辑说明”中说：“在党的领导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爱国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一批爱国领袖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出面组织救国会，出版救亡报刊，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自‘一二·九’运动至‘七·七事变’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以‘救国会’为主要形势的救亡团体广泛建立。在团结御侮的斗争中，救国会所掀起的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群众救亡运动，对逼蒋抗日、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实现全面抗战等，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翻阅这些史料，仍然感到被一种强烈的救国热浪所淹没。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形色色的宣言、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接二连三的请愿、罢工、罢课，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上海，救国运动是怎样如火如荼的展开。根据性别、职业等，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多个组织，在这些组织之上，则有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负统一协调指挥之责。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救国会”热潮，虽然表面上是一种民间行为，但其核心却是中共地下组织。从上海各界救国会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公开的领导人是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朴这些人，但实际领导着“救国运动”的则是冯雪峰、邓洁、王尧山、胡乔木、胡愈之、潘汉年、林枫、钱俊瑞、沙文汉、周扬、徐雪寒等中共党员。在各个分支救国会里，起实际作用的，也是中共地下组织，例如，顾准就是职业界救国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徐雪寒回忆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救国会诸领袖与共产党员是紧密配合、亲密无间的。他们对党的意图是积极贯彻执行的，------据我了解，潘汉年、冯雪峰有时直接和他们见面。李公朴同艾思奇、柳湜等党内同志有很密切的关系。------据我所知，1936年全市性重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内部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行动指挥部，参加者有胡乔木、徐雪寒、王纪华、沙文汉四人。这个指挥部是钱俊瑞通知我去参加的。指挥部内，着重研究每一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开完会就分头贯彻。”（2）吴大琨则回忆说：“党对救国会的领导是不具形式的，在‘全救’是通过钱俊瑞贯彻党的意图的。据我所知：冯雪峰和沈钧儒，潘汉年和章乃器有些问题是直接见面的。”（3）

其时的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救国运动”是十分重视的。亲历者王翰回忆说：“据说刘少奇是‘一二·九’运动以后到北方局工作的。一九三六年初，他派人（传说是黄敬）来上海联系工作。刘少奇认为上海便于联系华中、华南，上海地方大，便于掩护。他主张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设在上海，并提出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后来救国会就是用这个口号发动群众，在全国影响很大。以后，张申府教授等和北平、天津的学生代表就来上海联系了。刘少奇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他在北方局，还管着上海呢。”（4）“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那时的确是耀眼的旗帜和响亮的口号。

这期间便鲁迅的心态和行为如何呢？“九·一八”之后，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鲁迅也是不能理解的，并屡屡予以抨击。但对民众的爱国豪情和救国豪举，鲁迅却并不无条件地认同和赞美。例如，当马占山在东北对日军奋起抵抗时，上海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援马团”，声称要赶赴东北援助马占山。鲁迅针对此事写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5），其中说：“------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这就不仅嘲讽了“青年援马团”，也嘲讽了以“欢呼”送迎他们的民众。“青年援马团”曾抬棺游行，并有人断指写血书，鲁迅在文章中又说：“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现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鲁迅曾一再说中国人惯于“做戏”，在他看来，“青年援马团”之类的言行，也不过是“做戏”吧。对其时的“爱国学生运动”，鲁迅也颇有保留。在1935年12月19日致曹靖华信中，鲁迅说：“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高教此后当到处扫地，上海早不成样子。我们只好混几天再看。”这几句话显然是针对眼前的“一二·九”而说，其中的意思是颇堪寻味的。写此信两天后的12月21日，《申报》刊出上海学生为声援北平学生游行而跪在市府前请愿的照片，当天，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说：“北平学生游行，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认为学生的跪于市府，比亡国还可羞耻，——这话份量是很重的。1933年初，有人在刊物著文，指责北平的大学生因日军侵占榆关而要求提前放假，并且宣称“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鲁迅马上写了《论“赴难”和“逃难”》（6）一文，针锋相对地主张“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并且说：“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左联”自行解散后，周扬们为“扩大统一战线”而成立新的组织，但鲁迅宁可被戴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也决不加入。1936年2月29日致曹靖华信中，鲁迅说：“文人学士之种种会------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1936年4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说：“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华信中，说：“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是借此自利，或害人。”------这段时间里，鲁迅频频在与人通信中对文艺界新的组织冷嘲热讽。可以说，对于这期间上海急风暴雨般的“救国运动”，鲁迅基本上是冷眼旁观，并且偶尔还要泼点冷水的。

“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

1936年10月19日晨五时许，鲁迅病逝。关于鲁迅丧事，有许许多多的介绍。这里，我们选取冯雪峰、宋庆龄、夏衍和胡子婴的回忆。

1936年4月，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的“钦差大臣”身份，从陕北来到上海，领导上海的地下党工作。一到上海，冯雪峰就与鲁迅密切接触。冯雪峰回忆说，鲁迅逝世后30分钟，他就赶到了，“不久宋（庆龄）先生就到了，当即商量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也是列在治丧委员会里面的，此外是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茅盾等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当时除了一个报纸曾披露过一次以外，其他报纸都不敢披露；后来，我看见别人记录鲁迅先生丧事的文章，也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列入，这是因为当时上海是在反动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的缘故。第二天，我党中央的吊唁的电报就到上海了------我是遵奉我党的指派去参与丧事的处理的，但我只能藏在周建人先生的家里同沈钧儒先生以及许广平先生、周建人先生等商量问题，连出殡我都不可能参加。”（7）

宋庆龄则这样回忆：“------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里，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8）

夏衍其时是中共在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他这样回忆：“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去。------当天晚上，我和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十月二十三日出殡（按：实为22日）。”“在宋庆龄帮助下，商定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在商定名单时，冯雪峰提了毛泽东的名字，宋庆龄也表示同意，但当时一般报纸都不敢刊登，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闻》在这一报导的副题中特地标明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会委员。”（9）

胡子婴是当时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理事会总干事和妇女救国会的领导者之一，她回忆说：“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上海各界联合会决定为鲁迅先生举行葬礼。当天，我们妇女救国会正在史良家开会，我接到宋庆龄的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并说鲁迅先生的遗体将送到万国殡仪馆，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10）

综合这几人的回忆，可推断出鲁迅丧事的“决策”过程，也可看出其中的疑问：

一、冯雪峰来到鲁迅家中，见鲁迅已逝世，他来不及悲伤，立刻思量丧事该如何办的问题。而他立即打电话通知宋庆龄，说明他此刻头脑是很清醒的，的确具备地下党高层领导的素质。他与其说是通知宋庆龄来吊唁，毋宁说是要宋庆龄尽快赶来商量丧事，或者说，是要宋庆龄赶来“接受任务”。冯希望宋庆龄等人出面主持丧事，宋答应了，并“立即”赴沈钧儒律师办事处，请沈代购墓地。

二、在宋庆龄离开鲁迅寓所去托沈购买墓地时，冯雪峰也应该离开了鲁迅寓所，去向其时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鲁迅逝世并请示如何应对，而中共中央也立即回电，对丧事做了指示。这里的疑问是，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商定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到来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宋庆龄并未谈及商定名单事，只说在冯雪峰希望由她出面主持丧事后，她“立即”去找沈钧儒，似乎名单的商定是稍后的事。而冯雪峰则回忆说在宋庆龄闻讯赶来后，“当即”商定了治丧委员会名单。如果名单商定是在中共中央指示到来之前，那就意味着冯雪峰提议毛泽东列名治丧委员会是自作主张；如果是在指示到来之后，那冯雪峰很可能就只是奉命行事。不过，不管是冯雪峰自作主张还是奉命行事，提议将毛泽东列名鲁迅治丧委员会，都是十分高明的一步棋。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各种各样的“救国运动”，意在“逼蒋抗日”。而“逼蒋抗日”的真正目的是“逼蒋联（容）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并承认共产党及其武装存在的合法性。尽管面临很大的压力，蒋介石在此时仍然不肯让步，仍然视共产党及其武装为“匪”并视毛泽东为“匪首”，仍然想着要“灭此朝食”。此时让毛泽东以鲁迅治丧委员的名义出现在各种报纸上，就会给国民党出一个大大的难题。如果不予理睬，就等于承认毛泽东和共产党存在的合法化。但鲁迅丧事，就其本义来说，与政治无关，“治丧”本身也不是一种政治行为，即便毛泽东在国民党眼里是“匪首”，他也有哀悼鲁迅和为鲁迅治丧的权利，国民党如果对刊有毛泽东名字的报纸严加追究，又有些师出无名，并且很失人心。令冯雪峰们遗憾的是，各种报纸都感到了兹事体大，以致于此招未能成功。从此事也可看出，在鲁迅丧事上，冯雪峰们是很善于算政治账的。

三、宋庆龄要求各分支救国会“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这应该不是她的“创意”，而是来自冯雪峰的要求或请求；而冯雪峰则应该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去要求或请求宋庆龄、沈钧儒等救国会头面人物的。冯雪峰说自己“是遵奉我党的指派去参与丧事的处理的”。“我党”既“指派”冯雪峰参与处理丧事，那也一定对丧事应如何办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有明确要求，而“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应该就是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鲁迅丧事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十里洋场上举办，但某种意义上，却是远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在遥控。

“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

对于中国共产党，鲁迅的逝世是一个表达和宣传自己的机会。保安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了三分电报。一分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转许广平女士”，这应该是向作为鲁迅亲属的许广平致唁，但标题却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分是直接面对“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分则是《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南京政府电》。在后二分电报中，保安方面一方面宣告和承诺了“为追悼和纪念鲁迅”，自己这一面要做的事，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提出了要求。

保安方面这样宣告和承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收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保安方面对南京方面则有这样的“话语”：“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京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资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敝党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获贵党贵政府的同意，特此电达。”（11）

电报当然不过是一纸空文，绍兴仍然叫绍兴，北大也并未成为鲁大。对此，曹聚仁有如此评说：“关于纪念鲁迅的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极有趣的画面。当时，有人建议国民政府把绍兴改为鲁迅县，国民党的政权，本来十分颟顸的，也许是可能的，终于不可能，否则对于鲁迅自己也是一个讽刺。为了鲁迅县的搁浅，连改绩溪为胡适县，也作罢论。留下来的倒是那位官方发言人王平陵，在他的溧阳县，首先有了平陵路了。这也是一种讽刺。为了纪念鲁迅，中共就在延安来了纪念，设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在那儿，训练了抗战时期的革命青年。中共是懂得政治宣传的。中共的首脑中，值得纪念的，非无其人，而独纪念了鲁迅，这是他们的聪明手法，显得蒋介石政权的愚蠢。”（12）

电报虽然是一纸空文，但“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则切切实实在进行着。“救国会”内的各级中共地下党组织都行动起来了：

“当时，（救国会）干事会还决定做四项工作：第一，组织发动群众到万国殡仪馆去吊唁。第二，发动各界救国会和群众送挽联、花圈。第三，发动群众送葬------”（13）

“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会有五、六千人。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这是一次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由于事前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鲁迅出殡在几百万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14）

“十月二十二日的下午二时，他的遗体，送到万国公墓去进埋掉了！从一点钟起，万国殡仪馆门前，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青年男女学生、工人、作家，都四人一排地列成钢铁般的队伍。------送葬的行列，终于在二点启程了！队伍最前面的是一幅‘鲁迅先生殡仪’的白布横额，跟着便是挽联队，花圈队，军乐队，挽歌队，巨幅遗像，灵车，家属，执绋者，徒步送殡者，最后送殡的汽车。这队伍足足拖长有两里多，由作家田（萧）军任总指挥，巴金等分任纠察，所以沿途秩序很整肃，有一种无比的壮烈的力量，感召着路上的行人和居民！路线是胶州路、爱文义路、静安寺路、大西路、中山路，折入虹桥路。一路上，大家循着军乐队的声音，唱着悲壮的挽歌。------大队到达万国公墓时，已经五点，太阳也西堕了。丧仪，便在礼厅的石阶前举行。”（15）

“为了悼念这位伟大的先驱，经过顾准在内的救国会党内外领导人一致策划，精心组织，10月22日下午，上海数万名爱国青年和各界人士，聚集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门口，手挽手排成长龙一般的队伍，高喊进步口号，高唱抗日歌曲，为鲁迅送葬。”（16）

“打回老家去”

鲁迅本非政治人物。在上海期间，甚至连“社会公职”也没有。他的死，应该说与“政治”没什么必然联系。他也并非死于抗日战场，甚至对正热火朝天的“救国会运动”也作壁上观，把鲁迅的遗体变成“逼蒋抗日”的道具，也实在有些牵强。一般人的丧事，也就只是亲友的事。鲁迅的丧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件，因为他是大文学家。在为他治丧时，人们应该缅怀和称颂他的文学成就。然而，在为鲁迅送葬时，“文学”已经不在场，人们高呼的是这样的口号：“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纪念鲁迅先生，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纪念鲁迅先生，努力为民族解放斗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17）——倘若真有外星人，一定会以为灵柩里躺着的是一位阵亡将士。从那些亲历者的回忆看，这万人的送葬队伍，一方面是咆哮着的、怒吼着的，一方面却是秩序井然的，这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群众的卓越能力。

“救国会”特意为鲁迅出殡制作了挽歌。挽歌借用《打回老家去》的曲谱。《打回老家去》是其时流行的“救亡歌曲”之一，由任光作词谱曲。这里的“老家”自然指其时已沦亡的东北。鲁迅挽歌填上了这样的新词：“你的笔尖是枪尖，剌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啊，导师，啊，同志，你死了，在艰苦的战地，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安息吧！啊，同志，我们踏着你的路前进，那一天就在到来，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愿你安息，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在土地里。愿你安息，愿你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在土地里。”（18）丧仪出发前，进行了简短的培训：“万国殡仪馆前，早已给群众挤满了，虽然挤到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群众很耐心的站立着，跟着歌咏指挥学习唱哀悼歌。”（19）近万人的由各色人等临时组成的送葬队伍，竟能在出发前分批轮训、学唱挽歌，这组织的严密真令人惊叹。不过，这又有些多余，因为在送葬时，唱着唱着，人们又唱回《打回老家去》的原词上去了。“本来是《打回老家去》的谱子的“挽歌”，有人唱错了‘打回老家啊！------’”于是，“大家忽然疯狂地跟着歌：‘打回老家去啊！------’”（20）“一路上老是唱着哀悼鲁迅的歌，终于不耐烦了，于是《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都从群众的口里发出来了。”（21）唱“哀悼鲁迅的歌”而“终于不耐烦”，可见来送葬本意并非为“哀悼鲁迅”，而是为“游行示威”，为“逼蒋抗日”。而唱回去了的歌词便变成：“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他杀死我们同胞！他强占我们土地！东北同胞快起来！华北同胞快起来！我们不愿做亡国奴隶！------”

国民党政府的确是愚蠢而虚弱的，在上海以外的地方，禁止悼念鲁迅的活动，但越是禁止，越是让这种活动高度政治化和神圣化。实际上，在许多地方，都在中共地下党人的策划下，举办了规模不等的追悼活动。就是在首都南京，也举行过追悼会，而幕后指挥者，是后来“潘（汉年）杨（帆）案”中的杨帆。据沈践《一次不寻常的鲁迅追悼会》回忆，追悼会在南京鼓楼附近薛家巷8号国立戏剧学校的礼堂举行。该剧校是由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交通部次长的张道藩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创办的，张并亲任剧校训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帆其时的公开身份是剧校训导委员会秘书。在准备追悼会时，“为了防止张道藩的阻挠破坏，各项筹备工作都悄悄地进行，分工由一届同学准备悼词与演讲，学过美术的凌颂强（即当今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负责绘制鲁迅像；二届同学在当过音乐老师的沈风指导下练唱挽歌。准备工作就绪以后，一声铃响，大家都集合到礼堂开会，除本校同学和部分教师外，还有闻讯而来的校外人士，共约一百人。当时学校规模不大，在校师生总共只有一百三十人左右，礼堂也很小，只能容纳七八十人。许多人只能站在室外天井里参加追悼会。”“特别值得提起的是，这次鲁迅追悼会的积极支持者是学校训导委员会的秘书石蕴华，即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藩杨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杨帆同志。他当时表面上是张道藩的‘助手’，张不到校时，他负责‘训导’工作，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在校外，他是南京文化界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在校内与曹禺等进步教师保持密切联系，与学生打成一片，帮助他们组织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讨论时事，而且利用合法身份多方保护进步同学。------在筹备鲁迅追悼会的过程中，石蕴华不仅主动与同学们一道研究分工、出主意，还参加布置会场，大会费用原定由参加者自愿认捐，后来也由这位训导委员会秘书签字在学校报销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前夜，剧校同学在悼词与演讲中不仅深深表达他们对鲁迅先生的敬爱与哀悼之情，而且誓言要继承鲁迅的事业，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后来他们确实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不少人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如第二届学生王大化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部工作，参与创作并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许，后来他不幸在东北牺牲。前文提到的凌颂强毕业以后经武汉去了延安------”（22）

毛泽东曾说，长征是“宣传队”和“播种机”，鲁迅丧事和各地悼念活动，某种意义上也可作如是观。

2004年4月11日定稿

注释：

（1）顾准：《顾准自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3页。

（2）徐雪寒：《回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片断情况》，见《“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3）吴大琨：《党与救国会》，见《“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

（4）王翰：《“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见《“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

（5）见《二心集》。

（6）见《南腔北调集》。

（7）冯雪峰：《回忆鲁迅·一九三六年》。

（8）宋庆龄：《追忆鲁迅先生》，载《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9日。

（9）（14）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338——341页。

（10）（13）胡子婴：《回忆“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见《“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

（11）关于保安方面电报内容，见《鲁迅年谱》（增订本）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2）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48页。

（15）（17）（18）静芬：《从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见《“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

（16）高建国：《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00——101页。

（19）魏护：《十月的殡仪》，见《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书店1979年12月根据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初版复印。

（20）白尘：《战士的葬仪》，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21）衡：《出殡的行列》，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22）沈践：《一次不寻常的鲁迅追悼会》，见《上海鲁迅研究》第七辑。